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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地道风物
让我们打开中国的公路交通地图，寻找一条东西横贯中国南方大地的G60沪昆高速公路。这条路，从上海松江到云南昆明，全长2353.075千米，尤以在贵州的587.3千米最动人心弦。
这587.3千米是真正的祖国西南大动脉，它是在历朝历代的古道、驿道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两千多年前，楚将庄蹻就曾沿着这个方向从沅江之畔走上云南高原；到了元朝，横贯贵州的东西干道逐渐取代汉唐的蜀身毒道，成为西南地区与王朝腹地沟通的主要路线；明清之际，川粤滇黔的食盐、铜铅、矿物都依赖这条道路而流转；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沿着古道修建的公路更成为西南抗战的生命线……在封建时代，这条路不仅是交通运输的“高速公路”，更是王朝腹地与西南边陲之间最重要的战略通道，维系着边疆安定与江山一统。
沪昆高速清镇红枫湖段。 摄影/韶华
这条路上最惊心动魄的大战与最具转折意义的开发都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明初，朝廷的大军沿着这条在群山峻岭之中的一线之路平定了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旧部，然后留军屯驻，将这条路牢牢“钉”在王朝的版图上。以路为轴，才诞生了今天的贵州省——而曾经征南的数十万大军，也便留在贵州，一边耕种、一边驻守，成为今日仍能看到的“屯堡”。
战略价值极高、交通便捷又地势平坦的安顺，是贵州屯堡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摄影/潘军翔
遍布贵州的小小屯堡就像一枚枚600年来转动不休的纺锤，它们牵动着条条金线，编织了一部“造贵州、定西南”的伟大史诗。
那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先有屯堡，后有贵州
在明朝以前，世界上并没有贵州省。
虽然这片崎岖的土地是整个西南地区的心脏，但是她的战略地位直到明朝初年，才以一种再也无法被人忽略的姿态凸显出来。
从“斡腹之谋”到“调北征南”
要理解明朝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重视，需要先将时间向前倒拨一百多年，回到南宋覆灭之前。
彼时，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凭借长江天险构筑起稳固的防线，令蒙古铁骑大感棘手。作为擅长包抄围猎的游牧民族，元制订了“斡腹之谋”：沿着青藏高原的边缘南下，控制云南，这样就可以从上游绕开长江防线，直插防卫薄弱的西南后方。南宋随即将战略重心转向西南，以合川“钓鱼城”为中心构筑蜀地山城防御体系。
海龙屯起源于南宋的“龙岩新城”，起初是为抵抗元兵而修建。 图源/遵义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摄影/李德芳
然而随着元军占领大理，对川蜀的南北包夹已经成型，虽有钓鱼城将士死战固守，令蒙古大汗蒙哥也阵亡在城下，但兵力被严重牵制的南宋终究迎来了迅速而惨烈的败亡。
明朝建立后，当时的云南地区仍旧盘踞着前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他自恃山高路险，不肯降明。若任由其坐大，则南宋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发动“平滇之役”，以傅友德、蓝玉、沐英为将领，率兵三十万，以摧枯拉朽之势，平定了云南全境。这场战争调动了南直隶（今安徽、江苏、上海）、江西、湖广和北方部分地区的军人，又被称作“调北征南”。
胜境关，数百年间一直是由黔入滇的重要关隘。摄影/=G
在平滇战争中，贵州发挥了既是前沿战线、又是后方基地的重要作用。边疆既定，依然不能放松对贵州的掌控，否则“虽有云南，亦难守也”。
高原上的“星链计划”
正如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评价的那样，贵州“关雄虎踞，路远羊肠，可守可战”，为了在深山中保留永久的战略通道，“平滇之役”后，听从傅友德的建议，明王朝在这里拓宽道路、修设驿站，将西南诸省彼此连接；又将二十万大军留驻在各咽喉要地，设置卫所，震慑四方。到了洪武三十年，一张由二十四卫、六十九驿、二十八站组成的庞大“星链”网络已在贵州高原上缓缓张开，使这片土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滇楚之锁钥，蜀粤之藩屏”。
贵州驿道及军卫示意图 明代贵州卫所屯堡关系图。制图/刘耘硕，九阳
屯堡，是这张网络最细小的节点：明代的卫所军制，以5600名军人为一卫，卫下设五个千户所，千户所下又设百户所，1-2个百户所的军人驻扎在一起，一边戍守，一边耕种，就形成了一个“屯堡”村落。洪武皇帝正是靠着这样耕战一体的制度，才能达成"养兵百万，要令不废百姓一粒米"的愿望。
洪武年间的“调北征南”，让二十万军人在贵州扎下了根。在“征南”之外，明王朝又发动“调北填南”，令百姓从人口稠密、土地稀少的地区移民“就宽乡”，成为数量众多的“民屯”。军卫、驿道网络补上了最细密的一笔。
黄平飞云崖、安顺鲍家屯、隆里古城，曾分别是滇黔湘驿道上的驿站、明军屯堡与千户所治所。摄影/吴学文，陈伟红，=G
这张庞大的网络冲破了山川的阻隔，像血管一样将地形崎岖到令人生畏的贵州连接成一个整体，让这颗西南的“心脏”整齐划一地跳动起来。
镇远侯顾成与贵州建省
在“调北征南”众多留驻贵州的军人中，顾成是一个相当勇猛的存在。
元朝至正十五年，朱元璋尚是反元义军的领袖，顾成就已经成为他的帐前亲兵，从军攻镇江、伐川蜀，经历大小数十战。洪武八年，这位已经从征二十年的老将被调任镇守贵州，在之后的平滇之役中，顾成作为傅友德的先锋，率先夺取了普定州（今安顺），顾成本人便成为普定卫指挥使。此后二十余年，顾成坐镇贵州，平叛百余起，人称“顾老虎”。
明朝时贵州由朝廷派驻的流官与本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的世袭官职“土司”一同治理，土司、流官均有军事、民政机构，分别由都指挥使司与布政使司管理。
制图/鱼一条
永乐八年，思州、思南宣慰司为争夺土地而结怨、相互仇杀，朝廷数次调解，土司拒不听从，已经81岁的顾成再次受命出征平乱。朱棣顺势革除二宣慰司，分其地建立思南、铜仁、乌罗、思州、镇远、石阡、黎平、新化八府，由流官治理，这成为贵州改土归流的起点。在这“明初八府”的基础之上，明王朝又将安顺、永宁、镇宁三州划入，在贵州宣慰司城（今贵阳）内设置了贵州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的成立，标志着贵州正式成为中国的第十三个行省，登上历史舞台。
明代贵州行政区划示意图。 制图/刘耘硕
而顾成，也仿佛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一样，于贵州建省次年（1414年）病逝，这位镇守贵州近40年的老将，在贵州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后人，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与众多贵州的新移民一起，书写着新的历史。
贵州，就是个大屯堡
在明王朝鼎盛时期，卫所、屯堡曾遍布贵州省的每一个角落。历史的风云散去，这些军事设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渐渐消融在高原的山水里。
当你来到贵州，会发现仿佛这里有着600年的驻颜术。屯堡，在这里，沉淀成一段记忆、一种生活、一方文化，它们始终存在，且愈发生动鲜活……
屯堡游学点位示意图。 制图/刘耘硕
家国安顺：黔中腹地的屯堡群落
安顺，自古便有“滇之喉，黔之腹，蜀粤之唇齿”的美称。洪武十四年镇远侯顾成夺下普定后，朝廷便在这里择地设卫，顾成则留任指挥使，今天安顺的“顾府街”就因顾氏宅邸而得名。
六百年风云过后，仍有屯堡铭记当年的历史。
这座城市稳稳坐在滇黔湘大驿道的胸腹之间，有驿道与四川、广西相连，交通之便利、战略地位之紧要与省会贵阳相比不遑多让。更可贵的是，这里地势平坦，是少有的“坝区”，适宜耕种。如此一来，安顺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贵州卫所、屯堡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明代安顺屯堡分布图。 制图/刘耘硕
天龙屯堡，坐落在从贵阳通往黄果树瀑布的必经之路，这座古镇是贵州较早进行旅游开发的地点，也就成了很多人结识“屯堡”的第一站。
天龙镇的天台山伍龙寺，既是佛道合一的禅院又是军事堡垒。
中国明史学会屯堡研究分会副会长吕燕平，就是“屯堡人”后裔，走遍了安顺大小屯堡村落，他说，“天龙屯堡”其实并不是明代卫所下辖的屯军村落，而是由驿站“饭笼铺”发展而来，早在元代就已经是驿道上的重要站点。
驿道，是天龙屯堡的主轴，串联起为纪念随明军入黔的四位始祖而修建的“四公碑”、拥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古屋“九道坎”、还有从民居开辟为地戏表演场地的“演武堂”，你甚至可以在古驿站里喝上一碗免费的“驿茶”，品一品六百年前行路人的焦渴与滋润。天龙虽是驿站，却也有武备之风：围绕天台山的古城墙、加工兵器的“打铁坑”、还有烟堆山上的烽火台，述说着这座古镇作为明代军事防御体系的风采。
为纪念四位入黔始祖而修建的四公碑。 摄影/杨爽
古驿道孕育出的不止一座天龙屯堡，实际上，这条古道沿线正是安顺屯堡分布最为密集的“交通线”区域。如果你对屯堡感兴趣，就有可能听说过鲍家屯、吉昌屯、云峰八寨等，它们都聚集在古驿道的周边。
天龙屯堡演武堂门口对联以及地戏表演。 图2 摄影/游绍龙
将屯堡集中在交通线上，是为了控扼要津、保卫驿路，但由此又产生一个问题：人太多了，田地就少了，仅靠耕种无法承担封建时代的税赋。于是这些屯堡村落多在种田之外发展出一两门独特的手艺，而且充分发挥地利之便做起生意来。
在“亦农亦商”的屯堡村落中，九溪村算是顶顶出色的。你到安顺旅游，一定不会错过美味的“屯堡烤小肠”，那就是九溪人的发明。
九溪是个城！
九溪村是安顺最“大”的一个屯堡，人口多、面积也广，当地俗语说“九溪是个城，只比安平（平坝）少三人”可算不得夸张。村子的开创者是征南留戍的十姓军官，后来“镇远侯”顾成的后人也迁居到这里。随着人口增加，最初修建的“大堡”容纳不下，便又扩建出“小堡”与“后街”，形成如今三条主街的格局。
九溪人很会做生意。早在明清时期，他们就利用往来安顺、平坝、旧州三地的交通要道贩米、制糖、酿酒，推豆腐，制作的米糖能远销到贵定、龙里、黄果树。生意人不能只是埋头苦干，最要紧的是能发现商机、抓得住市场风向。这种活泛劲儿，是九溪人甚至是屯堡人作为移民后裔流在血液里的记忆。
九溪村人特有的“言旨话”，隐去四字词汇中的最后一字，用来暗指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比如九溪人说菜里加点“哑口无”，就是要“加盐”。制图/鱼一条
游览过几个屯堡村落，你一定会对满眼的“石头”印象深刻。屯堡古村都是石头的世界，石墙石柱石门洞，石磨石碾石板路，就连屋顶上也没有瓦，而是一方方切割得整整齐齐的石片。
“屯堡的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故事。”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修复屯堡古屋的建筑师越剑说。越剑随母姓，是随军入黔的杭州临安越氏后人，屯堡是他心中的“根”，也是独一无二的精神家园。
越剑说，安顺位于喀斯特地区，石头多、土层薄，烧砖造屋并不现实，石头就成了最好的建材。但安顺的石头又比一般的石灰岩更富含镁质，不仅更加坚固，颜色也有洁白莹润的质地——比如天龙屯堡近旁的天台山伍龙寺，泛着银色光泽的巨石筑成一座铜墙铁壁般的山巅堡垒，石墙之内却是佛道合一的清净禅院，冷硬之中更显脱俗，这就是屯堡建筑别具一格的美感。
屯堡的石头年头越久、色泽越白，古村古镇中充满银色光泽。
在越剑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本寨。这个村落并不见于卫所下辖屯堡的记载之中，却是屯堡人开枝散叶后开辟的新村，从明末到清朝渐渐修建成型。在建筑家的视角下，更能看出营造法式与技艺的传承。
“梅家院子”是梅氏后人的居所，安顺的梅家，是调北征南时入黔的军人，明朝时已成为安顺望族，后人中的一支为避战乱迁居到这里，修建了这座三层两进的院落。越剑老师说，梅家院子第一进院落的正屋特别有明朝建筑的特点：支撑起正堂房檐的是一对“弯弓柱”，在不懂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木料朽坏变形，其实是巧妙利用弯曲木材的张力获得更好的承重效果；弯弓柱下，是具有明朝简约风格的柱础，与门当连在一起；而屋门则用了“一马三箭”的样式，外观大方，结构坚固。
梅家院子的屋门、弯弓柱、柱础，都有明代风格。 摄影/=G
“宏坤别墅”是本寨中另一栋精彩的建筑。它属于杨氏家族，是一座规整又精美的四合院，处处充满了“文气”：石雕的地漏是鱼形和龙形的，取“鲤鱼跳龙门”的意思；踏脚的石阶，刻成象足的轮廓，有“入阁拜相”的好意头；正屋前的五级石阶，更有“五子登科”的寓意。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是高大的碉楼、外墙上的拴马石、射击孔，十足显示出“冷兵器时代的最后堡垒”的冷峻风采。江淮故土的精致传统为适应高原屯堡的防御需求而产生的融合色彩，由此可见一斑。
宏坤别墅挑高的门楼，富丽精致与冷峻坚固合而为一。左下、右下分别为院中的龙形和鱼形地漏，寓意“鲤鱼跳龙门”。摄影/潘军翔，=G
弯曲的巷道不留视觉死角，有效抵御外敌入侵。左下为屯堡建筑外墙上的十字形射击孔，右下为拴马石。摄影/李若渔，=G
除了别具一格的建筑，屯堡里最亮眼的风景莫过于穿着“凤阳汉装”的女性。你不可能忽略她们，她们的生命力洋溢在古村的每一个角落：城门洞下，是老人在闲坐谈天；田间地头，是她们在耕种劳作；堂屋里、巷子中，她们编丝头、对山歌，把慢悠悠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穿着凤阳汉装的屯堡儿童。
她们的服饰，可以用一段诙谐的顺口溜来概括：“头上有个绕绕，脑后有个泡泡，耳朵上两个吊吊，胳膊上两个道道，腰间有个扫扫，脚上有个翘翘”。想知道其中的学问，不妨自己也坐到城门洞下，请老人详细地解释给你听。
屯堡服饰细节。
屯堡文化的灵魂深深埋在社会生活的细节里，屯堡中的女性更像纽带一样把村落凝聚起来。只要这条纽带仍在，屯堡的文化与服饰便不会消失。
是了，屯堡中有千丝万缕的力量，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紧紧连接在一起。比如——地戏。
地戏是屯堡人精神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表演内容皆是过关斩将的战争故事，带有雄壮的军旅气质。人们相信地戏带有英雄的正气，可以驱逐邪祟，同时地戏也为屯堡人提供了团聚与娱乐的空间。
下图为九溪地戏队，站在正中的是省级非遗传承人顾家顺。
右上摄影/潘军翔
屯堡村落大多有自己的一堂地戏队，各自演唱一套整本的剧目。而九溪村因规模庞大，大堡、小堡、后街都有一堂地戏。图为九溪村地戏谱。
在地戏中，“脸子”（面具）有神圣的地位，唱地戏时需举行开箱仪式。
又比如“抬汪公”。这也是屯堡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地戏，“抬汪公”有着更清晰的地域指向——它起源自皖南，是为祭拜保境安民的越国公汪华而设的节日。但与其说这是祖籍皖南的屯军后裔的“抱团取暖”，不如说这是属于所有屯堡人的盛大庆典。
在“抬汪公”的村落中，吉昌屯的活动规模最大。正月十八过节，从腊月二十五就会全村动员操办起来，村民全都义务参与、分文不取，但都热情踊跃，活动规模一年比一年大，连海外人士都来参加。摄影/陈伟红，张小康
双凤和鸣：滇黔古道上的边城风云
离开安顺，一路西行，当年的古驿道有些已被公路覆盖，但仍有盖着青条石、留着马蹄印的古道供我们追忆岁月峥嵘。
在关岭县的关索岭古道上有一座御书楼，上面曾经有康熙皇帝钦赐“滇黔锁钥”四字，是当年“平滇之役”傅友德大军的必经之路。千百年来，这条古道一直坚定地遥望着云南。
关索岭古道上的“御书楼”。摄影/=G
古驿道指向盘州市的双凤镇，即明朝普安卫城的所在地。
这片土地曾经有过许多个名字：唐太宗时她叫盘州，宋朝时曾一度归属大理国、自杞国，在西南各地之间贩马为业，元朝时改叫普安路，平滇之役后，明廷于洪武十五年在此设下普安卫，随后州城、县治都落在这里。“滇黔门户”四个字有太沉重的分量，足以让一座古城一次又一次站在王朝更迭的风口浪尖。
双凤镇曾为普安卫与普安州治所，古城墙环绕着老城区。 摄影/张从文
今天走进双凤镇，仍可感到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高达三丈、深达六丈的巨大城门跨过城市街道，一座“镇远楼”端坐在城门之上，十几米厚的城墙从它的两侧蔓延开去，以山上的西门为顶点，组成一个庞大的钟形，将古城“扣”在其中。城墙以巨石垒成，内包夯土，如今长满了绿色的藤蔓与枝条，但坚固依旧，仿佛还能再这样屹立千年，衬得周围的一切都格外渺小。
普安卫北门城楼及城门，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城门洞深达二十余米。这座门楼是贵州仅有的门楼俱存的古城楼。
从这座城门下延伸向外的是“人民北路”，但在历史上它曾被称为“馆驿坡”，因为它连接着卫城与州城，会馆、驿站都曾分布在这条路上，普安州文庙也坐落在这里，背靠傅友德大军驻扎过的“营盘山”，遥望着东方的“笔架山”。
胜境关在盘州以西，是滇黔边界，“云贵准静止锋”的影响下，从同一座界坊两侧的石狮子就能看出两省气候差别，左下界坊云南侧的石狮子总是保持干燥，右下贵州侧的已长满青苔。摄影/=G
贵山之阳：省会枢纽处的军卫遗风
回到安顺，转而向东，滇黔湘古驿道会将你带往贵阳的方向。
清镇市是贵阳的“西大门”，这座城市的名称来源于明朝的两个军卫：威清卫、镇西卫，威清卫的位置大抵在今天的清镇市区，卫城遗迹大多已淹没在时光中，而镇西卫所在的卫城镇还保有大量的城墙——这可能是因为镇西卫建于明末，比威清卫“年轻”许多的缘故。
清镇卫城，保持着明朝以来的大致格局。
比有形的城墙更坚固的，是卫城人生活中的江南烙印。端午时，人们过祈雨的“水龙节”；宴请宾客时，吃充满淮扬特色的“八大碗”，是的，贵州有不辣的菜——清鲜甜爽的滋味是味蕾对故土念念不忘的执着。
卫城八大碗，“火夹兰片”、”八宝饭“等菜品里，充满淮扬风味。
青岩古镇是贵州“四大古镇”之一。走在城中的石板路上，看两侧商户翘起优雅的重檐，有如踏入时空隧道，回到明清时代的江南。这座小城是贵阳的“南大门”，茶马古道穿城而过，是前往长顺、惠水的必经之路。明朝的屯军、清朝的商旅都在此汇聚，造就小城数百年的精致与繁华。
青岩古镇以西的久安乡还生长着许多树龄六百余年的古茶树，正是贵州建省前后随大军入黔的江南军人所种。青岩镇外还有一座名为“龙井”的古村，倒真让人觉得贵州与江南在茶香之中聚到了一起。
青岩古镇的城墙与街市。 摄影/徐庆一
贵阳附近的屯军后裔们，还用家乡地名为这里的山水命名。所以在贵阳，总有些地名让你似曾相识：栖霞山、东山，仿佛贵州与江南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重叠。
更有趣的是半边山下的“镇山村”。这村子里既有与屯堡一般无二的高大城墙，又是再标准不过的布依族村落。原来在四百年前的“平播之役”中，一位李仁宇将军奉命入黔，结果与布依族女子班氏结合，养育了两个孩子，他们便是村中居民的祖先。于是现在的村民一半姓李、一半姓班。
这座有趣的村落当然引来了许多游客，难能可贵的是，镇山村并没有因为过度的商业化而丢掉本真的气质。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生态博物馆”村落，古老的生活传统在这里以“活态传承”的方式保存下来，更有许多学者、艺术家落脚于此。他们将村子中的建筑长租下来，以“修旧如旧”、保持外观不便的原则对老房子进行整修，又站在专业的角度对房屋的内部进行现代化的拓展，营造出兼具自然古朴与现代舒适的艺术空间，由此吸引了更多追求美好的人们。
镇山村外的半边山。摄影/=G
瞧，古屯古村从来都不是死板的标本，它们鲜妍灵动地活着，时时刻刻准备续写新的故事。
镇远锁钥：苗岭脚下的大明记忆
黔东南是水路时代由湘入黔的第一站，明朝当然也曾在这里修筑驿道、设下军卫。只不过，生活在这里的屯军后裔大多与本地的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融为一体，军卫古城的痕迹也很难寻见。但要认真寻找，屯堡文化依然有迹可循。
镇远自古为湘黔门户，史书云：“欲通云贵，先守镇远。”图为镇远府城墙，盘踞在城北石屏山上，现存1500余米。摄影/=G
循着驿道东行，会路过有“黔南第一洞天”之美誉的飞云崖，这里和天龙屯堡一样，是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明朝初期，有僧人在此结庐修行，后兴隆卫指挥使捐资修建正室，将寺庙命名为“月潭寺”。交通之便让这座寺庙迎来无数过往文人墨客，也包括当年因得罪宦官刘瑾而被贬至贵州的王阳明，在入黔之后，赴龙场驿上任之前，他在此留下“天下之山，萃于云贵”的千古名句。
飞云崖仍保留着曾为驿站的记忆。 摄影/吴学文
隆里古城，有精美的徽派建筑、世家气息浓厚的门楣文化，还有极富传奇色彩的王昌龄过龙标的传说。但不要忽略，古城的前身是“隆里守御千户所”，“小江南”的表象之下是浓厚的军事色彩。看看这座城的格局吧：四座城门皆设瓮城，北门甚至干脆就是一个不能打开的假门，取“永不败北”之意，也有迷惑敌人的作用。如此硬核的文化内涵，是否也是古城屹立数百年的生命力之源呢？
沿着东西向的主街，你能找到西门处的瓮城吗？摄影/杨胜屏
镇远是滇黔湘大道的“尽头”，曾为明朝镇远卫。作为湘黔门户，这座被㵲阳河一分为二的秀美水乡背后也有厚重坚实的金戈之声。
在建省之前，镇远是思州田氏土司的宣慰司治所，而田氏又是贵州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土司之一。早在隋朝，田氏即任黔中刺史，此后无论朝廷对贵州的治理方针如何，思州一直都是田氏的天下，“世为思州守”。南宋时，田氏效忠朝廷，曾为应对蒙古“斡腹之谋”而修建“㵲阳三隘”，当时的防御工事至今还作为城墙的一部分伫立在镇远城北的石屏山上。
镇远的老城墙，已经与城中的建筑融为一体。摄影/=G
元末，田氏分裂为思州、思南两支，永乐八年因二田争斗不休而被朝廷废置，成为贵州改土归流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贵州建省自镇远而始。
在明朝，天柱县尚不是贵州的一部分，但贵州的卫所同样在这片土地留下痕迹。天柱县的三门塘村是一座侗族村落，村里却有与侗族屋舍错杂分布的徽派建筑。村中更有一座“刘氏宗祠”，明明白白地记载着作为村中大姓的刘氏家族其实是铜鼓卫指挥使的后人，万历年间迁入此村，通过清水江上的木材贸易成为望族。今天的刘氏宗祠建于清朝，神奇地融合了徽派建筑和西式教堂一般的门楼，可见当时的刘氏家族已经早早迈出“开眼看世界”的一步了。
三门塘村的刘氏家族是铜鼓卫指挥使后人，刘氏宗祠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后于光绪年间重修，有中西杂糅的建筑风格。 摄影/王济文
万峰兴义：南路大军的壮阔史诗
黔西南州的首府所在地兴义，并不在滇黔湘驿道的主线上，却有征南之战的另一道战线：由大将景双鼎率领的南路大军。
当平滇之战爆发时，景双鼎率军从广西出发策应，一举越过南盘江及红水河一段，直抵镇宁、紫云、安顺等地。景双鼎攻取之地“东至香树塘，南到捧乍，西至梅家山，北至营盘山之逃军洞”。后来，景双鼎驻军兴义黄草坝，并在此度过晚年，留下一个叫做“景家屯”的村落。
兴义位于滇黔湘大道以南，景双鼎驻营的黄草坝在今天的兴义市区。图为兴义万峰林景区。 摄影/张霆
景家屯不仅是明军屯驻的地点，还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爱国教育家王伯群与其弟王电轮的故乡——王氏先祖王玺，正是景双鼎将军的副将。
兴义还有一座“刘氏庄园”，源自清朝修建的“永康堡”。刘氏家族中诞生了兴义系军阀始祖刘显世，创建毓秀女子学堂、开贵州女学风气之先的刘显屏（同时也是王伯群、王电轮兄弟的母亲），刘氏家族重建的笔山书院更在贵州近代教育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1905年至1920年间培养日本留学生多达30余人，其中不少跟随孙中山的步伐，拥护护国与护法运动。
刘氏庄园宗祠，记录着刘氏子弟兴办团练、守护一方安泰的事迹。摄影/陈中
兴者，兴起、兴盛也；义者，正义、礼义也。在黔西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明军后裔及家属们上演了一个又一个“兴义”的故事。
多彩贵州，因屯堡而添彩
屯堡不仅是精美的历史片段，更塑造了今天的贵州。图为青岩古镇 摄影/纯纯
卫所城池，奠定贵州城镇版图
将明朝卫所分布图与现在的贵州地图做对比，很容易就会发现各县市中心城区的位置与明朝卫所的重合度极高。实际上，今天贵州的很多城镇确是在卫所的基础上发展来的。
明朝之前，贵州并非没有能发展为城镇的自然聚落，但受限于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城镇的雏形更像是立有简单围墙的村寨，而非繁荣的经济文化中心。
福泉原为“平越卫”，是贵州较早设卫、筑城的地区，卫城南北门之间的主干道在今天仍是城市重要的道路。图为平越卫城小西门处的古城垣。
卫所的设置改变了一切。
我们已经知道，贵州是先有军事管理、再有行政建置。出于防御与补给的考虑，卫所总设在交通要地，且具备形胜、水源、耕地三个条件，建城的基础很优越；卫所还带来大量人口、资源，从而超越原有的自然聚落成为一地的中心；秉持“高筑墙、广积粮”战略的洪武皇帝又很重视城池的修建，于是卫所城池都轰轰烈烈地修建起高大的城墙。当贵州终于成为一个行省的时候，州、县往往也要依托这张军事巨网的保护，穿插在卫所之间，或干脆就设置在卫城、所城之内。
不妨就以贵阳为例，一探明朝贵州城市的剧变。
贵阳武胜门，是明朝时较早修建的一座城门。
今日的贵阳，就和许多古城一样，背山面水，很符合中国传统理想人居环境营建思路，能看到高大的石头城墙和曾经“九门四阁”的痕迹。正如北京城是明朝之后从“元大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样，贵阳城也承接了元朝城市雏形，并在明朝有了飞跃式的发展。
贵阳是川黔、湘黔、滇黔、桂黔四条古驿道的结合点，天然具备交通要冲的条件，很早就形成了聚落，元朝时已经修建起一座“顺元城”。不过，当时的顺元城只是一座土城，范围也只包括南抵南明河，北迄钟鼓楼（今勇烈路），东起老东门，西至大西门的一小片区域。
文昌阁位于武胜门月城上，是贵阳的”四阁“之一。
贵州卫、贵州前卫与贵州都指挥使司设置后，围绕着都司衙门形成了今日依然存在的“都司路”，并留下了箭道街、罗汉营、大营坡等军卫气息十足的地名，城市也开始向北生长，到了明朝后期，已经拓展到今天的威清门、六广门等地，所谓“九门四阁”的地理记忆正式形成。
城市扩建，意味着人口聚集、商贸繁荣。建省后，贵阳迅速从一座“远在要荒”的小城发展为冠盖云集、商旅不绝的繁华都市，以大十字为中心修建起许多牌坊、寺观、祠庙，很多今天依然存在的道路也是在那段时间次第形成：洪边路（普陀路）、普定街（黔灵西路）、仁寿街（黔灵东路），更有许多坊市，挤满了今天的云岩区。
明朝的洪边路（今普陀路）、普定街（今黔灵西路）、仁寿街（今黔灵东路），已经变成了繁华的街区。
更可贵的是，贵阳不再只是作为军事要地引起关注，而是成为了地区经济的带动者。作为驿道交汇点，贵阳逐渐成为云南、湖广、四川共同的商贸中心，周边的屯堡、村庄、县镇也都受到这座城市的带动，特别是被称为“贵阳南大门”的青岩，在明朝就已经十分兴旺、称得上是一座小城市了。
文教渐兴，启发后世“万马如龙”
在安顺西秀区的黉学坝街上，有一座安顺文庙。今天我们欣赏文庙中宏伟的大成殿、精美的盘龙石雕时，或许并不会想到，它标志着贵州文教历史上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明代官学的出现。
明代官学“庙学合一”，文庙与学宫常遵“左庙右学”规制建在一处，上图为安顺文庙，下图为盘州文庙。摄影/吴学文，陈伟红
在明朝之前，贵州文教不兴，虽有尹珍等大儒出现，能通过科举而跻身功名者却少得可怜。朱元璋君临天下后，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在西南边疆更需要广设学院、传播王化之道。
明代贵州举人数量示意图，卫籍子弟一直在科举中占有较高的比例。 资料来源：万历《黔记》、乾隆《贵州通志》 制图/九阳
卫所作为最先出现在贵州的官方机构，在办学方面也首当其冲。普定卫（今安顺）学宫设置后，贵州境内先后创立二十多所卫学，在全国的卫学密度中居首。
在众多的贵州学子中，随军入黔的卫籍子弟表现出了十分积极的向学之心。他们不仅读书致仕的热情极高，也热爱桑梓，总在归乡后开办书院、教化乡里。明朝贵州的第一所书院，就是由诞生于兴隆卫（今黄平）军人家庭的明初进士周瑛创办的“草庭书院”，泽被后人四百余年，使黄平一地“科甲辈出，甲于他乡”。
明代贵州卫籍进士代表人物。 制图/九阳
真正将贵州书院教育引向巅峰的，是在贵州“龙场悟道”点燃心学之火的王阳明。被贬谪到龙场驿后，王阳明开创龙冈书院，聚众讲学，一开贵州自由讲学之风，使得“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而观如睹”。在王阳明的带动下，入黔官员纷纷投身教育，流风所至，各地相继办了二十一所书院。
王阳明在龙场驿与贵阳讲学，将贵州的书院教育引上巅峰。摄影/吴学文
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学、书院，点燃了贵州文教的星星之火，又沿着驿道形成燎原之势，才有了“君看缥缈綦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的盛况。
从“融而未和”到“多元一体”
我们熟悉的贵州，是西南民族流动的大走廊，18个世居民族汇聚一堂的多彩殿堂。这样丰富多样、和而不同，充满碰撞与交融的精彩文化，其实也离不开六百年前的设卫建省。
贵州的民族文化自古丰富，氐羌、百越、南蛮、百濮族系历经千年徙转，像树一样生长出繁盛的分支，扎根在各处。但关山险阻成为民族之间的天然屏障，各种文化分别各自充盈在一个个小世界之间。
镇远为水陆要冲，明朝设卫所、修驿道后枢纽地位再度提升，使丰富的民间信仰都汇聚在这里。摄影/吴学文，陈伟红
当明王朝下定决心将贵州作为一个整体来经营，历史性的转折也随之到来。
“龙场九驿”是一段连接黔中与黔西北的交通要道，王阳明悟道的“龙场驿”正是这段驿道的起点。驿道的开辟者是水西彝族领袖、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这驿道不仅成为中原文化在云贵之间流动的渠道，也将他们世居的土地与更广阔的天地联系在一起。
谷里古道是“龙场九驿”的一段驿道，连接谷里驿与奢香驿。摄影/陈中
民间的变迁与融合或许没那么回肠荡气，却润物细无声，留下更长久的余韵。
当数十万来自原住地的中原大军落地高原，首要的任务是吃饭，而要生产军粮，就不得不把江南故土中精耕细作的技艺充分发挥出来。为了保证军粮供应，国家要向屯军发放耕牛、农具与良种，能一年多熟的籼稻因此传入贵州，与本地原产的糯稻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许多新的稻米品种与饮食文化。
黄平重安镇石坎梯田，迄今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与入黔的明朝屯军移民有关。摄影/=G
社会生产关系也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土司制度下，大部分平民相当于领主的农奴，没有土地、无法读书应试，从生到死都被束缚在土地上。但当民族间开始进行土地交易，地主经济进入了贵州，许多农奴变为了佃户，有机会在种田之余选择更自由的生活方式，进而成为商贩与手工业者，才有了专营铁器农具为生的“打铁苗”、“打铁仡佬”。
而随着军屯大量迁徙而来的，还有民屯和商屯，生产技术、农作物与经济作物被相继引入贵州，一个个水陆码头、商贸重镇陆续崛起，几百年前的贵州，像一个热气腾腾的新世界，充满了机会、充满了生气，由此，历史上贵州经济的重心从黔北向以贵阳和安顺为核心的黔中地区转移。
随着商贸重镇的崛起，各地商人都在贵州修建起会馆。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贵州：
屯堡人坚守着汉族的生活传统，却也和少数民族一样，在每年七月半时“跳米花神”庆祝丰收；屯堡人喜欢用地支配合生肖动物计算赶场时期的习惯被少数民族共享，更有苗族、布依族村落学会了唱地戏。商贸云集的旧州古镇，虽然是江南商人的聚集地，同样也是苗族、布依族的家乡， 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抬城隍”时，各民族都会一同庆祝。
六百年的水乳交融，人们依然保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却不必区分他乡与故乡，“我族”与“异族”。贵州，开始逐渐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洪流，并成为多民族团结和谐、共荣共生的典范，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生动缩影。
旧州舞龙，抬城隍，各民族共享的盛典。摄影/张小康
造贵州、定西南，拓展中华民族战略纵深
公元1450年，贵州建省37年后，吏部侍郎何文渊上奏请求裁撤贵州省。此后的二百多年间，“撤省”的声音总是不时出现在朝堂上。因为这座山岭高峻、林木深奥的省份实在贫弱，“财赋不及中州一大县”，要靠各省协济才勉强运作。
然而那些劈开山川的驿道、扼守险地的雄关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这座省份“肘腋咽喉乎四省”的意义。在明朝之前，云贵虽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但云南为大理、南诏等少数民族割据，而贵州则多为羁縻、土司管理。卫所屯堡巩固了贵州，让中央王朝的力量更加直接地深入进来，此后数百年，贵州一直是沟通西南的枢纽，更是维护家国安定的屏障。
西南的“胸腹”与“两臂”
清朝建立之初，平定了盘踞在贵州安龙的南明政权，将贵州彻底纳入王朝的统治范围。此时的清政府深知云南“地属远疆”而“道路仅通一线”，贵州的治理情况关乎西南边境安定，于是设置了“云贵总督”一职，半年驻曲靖、半年驻安顺，以云贵一体的治理方式充分发挥其西南枢纽与通道的作用。
明清两朝，胜镜关都发挥着重要的关隘和枢纽作用。摄影/=G
事实证明，当时的清政府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贵州的重要性。康熙十二年爆发“三藩之乱”，虎踞云贵的吴三桂第一时间便派遣大将马宝等直扑贵阳，意图控扼贵州，北上入川、东进伐湘，甚至赶在朝廷措手不及时便联合镇远守将困死时任云贵总督甘文焜。
掌控贵州，就是掌控了西南的门户。叛军虽在粮草和兵力上均有劣势，却在朝廷的围剿下顽抗八年之久，酿成一场祸及十省的大乱。
云贵总督甘文焜被困吉祥寺，自刎殉国。图为镇远吉祥寺码头。摄影/吴学文
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政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贵阳犹如人之胸腹也，东西诸府犹人之两臂”，贵州是一片不容忽视的战略奥区，必需严肃思考安定边疆的统治策略。
于是，康熙皇帝着手“裁卫并县”，一改从明朝开始的卫所、府县分治局面，避免事权不一、相互掣肘。紧接着，康熙、雍正二帝又调整了贵州的省界，从四川、湖南、广西、云南各划一部分府县，以助贵州财赋自足，形成以贵阳为中心的政治格局，与今日大致相同的贵州省域版图就此形成。
清代贵州行政区划示意图。 制图/刘耘硕
在进一步的“改土归流”、开辟黔东南地区设置“苗疆六厅”之后，贵州政局基本稳定。清政府开始着力推行“抚绥”政策，轻徭薄赋，鼓励发展生产。地方官员在贵州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使“民田尽灌，商贾皆通”，许多城市正是借着乌江、清水江、都柳江水系的航运而兴旺起来。
“西进贵州，万万火急”
1934年12月12日，一封标注有“万万火急”字样的电令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中央红军各部紧急发出，命令全军12月13日西进并攻占贵州黎平。
当时的中央红军刚刚经历过湘江血战，来到湘黔边界的湖南省通道县，部队由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蒋介石已集结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如果红军继续北上，与在湘西策应长征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就会直直撞入这张巨网。
湘江血战后红军兵力损失严重，“是否绕道贵州”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抉择。图为“红飘带”（长征文化数字展示）的长征历程展演。摄影/吴学文
可是不北上，去哪里？广西、湖南、四川、贵州，各省皆有国民党军阀势力，恰如“铁壁合围”，生路在何方？
毛泽东以天才战略家的眼光，在贵州的重峦叠嶂中看到了一条“生命通道”：从兵力部署看，贵州桐梓系军阀势力相对薄弱，难以防堵红军入黔；从战略区位看，从贵州可抵川、滇、湘、桂，便于在军阀势力鞭长莫及之地回旋盘桓，赢得生存空间；从地理环境看，令人望而生畏的山地环境恰恰能将红军擅长运动战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概图。制图/刘耘硕
后面的故事我们已经知道了，红军在贵州的群山中来去如风、屡出奇兵，四渡赤水后更从国民党精锐部队的合围中奇迹般撕出一个口子，重新赢取了战场的主动权。
抗战中的后方藩屏与生命通道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贵州重要的军事地理地位再次凸显，苍茫如海的山川化作陪都重庆最坚实的屏障，也成为中国开展长期抗战的大后方。
作为后方要地的贵州，敞开怀抱接纳了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唐山工程学院等九所内迁的高校，以及沿海与内地许多军工企业、民用工业企业，国家银行、中央银行贵阳支行、中国农民银行贵阳支行、中央储蓄会贵阳分会等金融机构在贵阳发展起来。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贵州在战时成为维持国家工业运转、支撑战时经济坚不可摧的阵地之一。巴金、萧珊、徐悲鸿……各界名人都曾在贵州留下自己的足迹。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批重要文物也在战火中南迁，暂居于安顺华严洞，二十年后又“完璧归赵”。这些都是抗战时期熠熠生辉的文化火花。
贵州省银行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见证了抗战时期贵阳金融业的繁荣。
1926年，贵州始建近代公路，初建了湘黔、滇黔、川黔、黔桂四条干线，其主线就与明清古驿道相吻合。抗战时期，滇黔湘公路与滇缅公路相连，成为抗战公路的一部分，将东南亚的援华物资运至抗战前线，也让贵州出产的猪鬃、桐油等战争物资成为东南亚战场的有力支援。
抗日将士在黄果树前留影，抗战运输车队经过安顺黄果树大瀑布。图源/《风物中国志·贵安》 （杜应国提供）
在贵州的南端，还发生了一场重要的战役：独山县深河桥战役。
1944年，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的日军试图以豫湘桂战役打通大陆交通线。在占领广西后，为防止中国军队南下切断战线，日军开始攻打贵州的“南大门”独山县，意图牵制我军兵力、威胁陪都安全。然而黔南的少数民族同胞组成了自卫队，军民配合，将日军拦截在深河桥之外。此后，日军入侵西南腹地的企图被粉碎，开始节节败退，深河桥成为了侵华日军败亡的转折点，此后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的8个多月里，日军再也没能发起大规模攻势。
五湖四海汇成“人世间”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展了著名的“三线建设”。在“靠山、分散、隐蔽”建设方针的指导下，既有群山环峙又是西南腹心的贵州顺理成章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
水城钢铁厂兴建于三线建设时期。摄影/张罗
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一批批来自天南海北的精英人才带着“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信念奔赴贵州。直到今天，在六盘水、安顺、贵阳等城市还有一群群说着东北话、广东话、湖南话、上海话的三线建设工作者及后人。
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贵州亲手修建起航空工业基地、水电站大坝与煤铁之城。古老的驿道也在这个过程中又一次焕发了新的生命，川黔、湘黔、贵昆、黔桂四条铁路干线沿着古道的方向修建，能源、钢铁、机械、化工等产业则以铁路为轴延伸，形成国防科技工业全面发展的格局。六百年前卫所驿道编制成的巨网，在新的时代又描绘出贵州奋发走向现代化的英姿。
关寨站曾是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煤矿运输的重要站点。摄影/张罗
在贵州，离世界越来越近！
如今，贵州有万桥飞架、公路纵横，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通向周边所有省份。曾经的山川险阻之地成了一片“高速平原”——
生活在贵州，就好像世界都变小了！
不信你瞧，以省会贵阳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张“一环七射”的高铁网，想到省内城市转一圈，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能解决；要想出省呢？无论是想去云南吃米线，还是想到北京看故宫，最多不过就是八个小时的高铁车程，睡一觉也就到了。去年贵南高铁开通后，早晨在贵阳吃碗肠旺面，中午就能到南宁嗦老友粉，晚上都可以在涠洲岛看海了！
贵阳北站是贵州省高铁路网的“心脏”。 摄影/高延江
不仅如此，贵州还有一条更便捷的“空中走廊”：以贵阳龙洞堡机场为中心形成的“一枢纽十三支线”机场布局。贵州还推出了 “支支串飞”航旅路线，不仅可以从贵阳很方便地到达各个城市的支线机场，也能兴义飞铜仁、兴义飞荔波、茅台飞铜仁，打着“飞的”游贵州，一天之内从万峰林玩到梵净山，这种诱惑谁能拒绝？
今天的贵州，是名副其实的西南陆路交通枢纽。国家规划“十横十纵”的交通动脉，有一横两纵都交汇在贵州。繁忙的交通线也是经济的快速走廊，带动整个中国南方人口、资源、资金流动，也让“黔货出山”的道路更加顺畅。贵州连接国内，更沟通海外，是由中国西南通向越南、缅甸、印度的跨国铁路汇集地，也是中欧国际班列 “渝新欧”的延伸省。
回望永乐十一年，高原上第一次播下一颗名为“贵州省”的种子。这颗种子是那么弱小，她的成长是那样艰难而不可思议，却终于化身为一道贯通西南、连接世界的通途。星星点点的屯堡开启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们还将继续守望，守望这段造贵州、定西南的传奇。
慷慨雄壮的屯堡地戏，见证着六百年造贵州、定西南的历史。 摄影/张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