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十个明确”中的重要内容，更加突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和时代意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发挥我国独特优势，把握关键问题，抓好重点领域，有效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效支撑。
深刻把握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独特优势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项动态演进的系统工程，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当前，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叠加，必须深入洞悉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素和制度环境，从领导体系、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开放体系等维度发挥优势，确保这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顺利推进。
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需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从全局高度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这些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
完备高效的生产优势。我国拥有全球产业链条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具有强大的工业产能和配套服务体系，约四成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市场主体总量超1.5亿户，围绕龙头企业形成了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的循环流转和产业管理畅通，需要依托完备高效的生产体系的优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强大支撑。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市场规模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比如，在人口规模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中等收入人口绝对规模最大的国家。在市场联通上，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高铁、快递运输网络，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要素在国内高效快速流转。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动力。
更高水平的开放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我们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发展共识。我国已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自由贸易区网络加速构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国际循环对国内大循环的促进作用也将不断提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仍需发挥更高水平的开放优势的支撑。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正确处理若干重要问题
独特优势不会自动转换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能，因此必须构建使优势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机制，在产业政策引导、产业链安全可控、激发市场潜力、深化改革开放等问题上不断取得新突破。
产业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产业政策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在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同时，重点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为各类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二是降低交易成本，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空间，弥补市场失灵。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我国产业链面临的外部风险日益加剧，对产业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要求明显增强。发挥完备高效的生产体系的优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产业链核心环节以及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促进产业链上下游高效衔接，不断提升产业链韧性，确保在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供给侧层面要进一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将人口规模转化为高质量劳动力要素资源，在需求侧层面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随着世界贸易格局深刻调整，仅从货物贸易角度无法准确衡量贸易竞争力，亟须发挥更高水平开放优势特别是制度型开放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作用，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要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国内规制、标准与国际接轨，增强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实现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接受者向制定者转变。同时，要强化开放高地与平台建设，为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提供支撑。
发挥独特优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抓住战略重点，把握优势，精准发力，久久为功，着力破除各种制约和阻碍，不断推动重大举措落实落地。
加快打通产业链的堵点断点。一是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提升创新链支撑产业链发展的能力，推进科技、产业、金融协同发展，在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上完善“揭榜挂帅”等工作机制。二是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让市场真正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断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三是加快推进产业链补链强链，补齐我国产业链短板，强化国内企业对产业链的控制力。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一是促进传统消费提质扩容，把握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提升商品品质，推进消费品牌建设。二是推动新型消费加快成长，鼓励绿色消费、信息消费、智能消费等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加快推进消费的数字化赋能，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三是提升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发展服务消费，进一步放宽健康、养老、文化、旅游、体育等消费领域市场准入门槛，促进居民消费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升级。
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平台。一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稳妥开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培育新增长点。二是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促进自由贸易港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形成对外开放新高地。三是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鼓励发展跨境电商等各种新业态，优化营商环境，探索数字贸易新规则。
加快推进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一是围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市场公平竞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等完善产业政策，使市场机制得到充分发挥，避免价格扭曲和资源错配。二是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打破“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隐性壁垒，促进产业政策普惠化。三是在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环境的同时，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更好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作者分别系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一审：贺雷；二审：李志伟；三审：王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