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研究助力乡村振兴
编者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脱贫攻坚任务虽已完成,但其总体发展基础仍然薄弱。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需要严格落实过渡期政策，强化动态监测帮扶，在产业、生态、就业等方面精准发力，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贵州首批新型特色智库”贵州财经大学绿色发展战略研究院以此开展研究,形成了一批绿色发展研究成果,旨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用大历史观统筹“三农”现代化发展
张再杰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稳住农业基本盘,打好“三农”基础,是谋全局、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破解好“三农”难题，对助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抓住“三农”重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坚持用大历史观统筹“三农”发展，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当前,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以辩证思维把握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以系统观念摸准规律、认准方向、找准路径、把准关键,以全局观念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以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破解“三农”发展中的难题,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坚持促进社会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相协调,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生态生产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力诸要素的第一源泉。在新发展阶段推进乡村振兴,必须以县域经济为统揽,促进社会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融合协调,促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聚焦特色产品品牌化经营、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发展、特色企业做精做强,通过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三个体系的共同建设,打造乡村百年品牌、百年产业、百年企业,以此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
坚持聚焦中心村镇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宜游,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以县乡村三级统筹发展为主线,以县域内城乡融合为重点,以中心村镇为载体规划建设特色村庄,形成生态、生产、生活相协调的空间布局,把中心村镇建设成为生产活动中心、公共服务中心、文化娱乐中心、乡村旅游中心,通过促进基础设施改善、基本服务到位、民生保障及时、产业发展集聚,让乡村更加宜居宜业宜游。更好传承转化乡村生产、生态、精神、文化基因,打造文明乡风,弘扬时代新风,建设传统与现代交织融合的美丽乡村,以此加快农村现代化发展。
坚持依靠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把农民群众有效组织起来,加快农民现代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并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汇聚成不断前进的磅礴力量。坚持深入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紧紧依靠基层党组织加强对农民群众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推进依法治理、以德治理的村民自治,按照国家政策和法律规定自主管理好本级经济、社会、文化事务。依靠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市场化、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把生产活动组织起来，把生活方式文明起来,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解决相对贫困,以此促进人的现代化。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相结合,深化农村改革开放。加快完善“三农”发展和乡村振兴“四个优先”政策制度,发挥好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耕地、林地、宅基地“三变”改革，建立健全赋权、集中、交易等环节,进一步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激发农村内生活力。深化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社、供销社改革,构建以村集体合作社为主体,以信用社和供销社为两翼的“三农”发展体制机制。在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深化“三农”向城市、工商业、市民的全面开放,为农民工回乡、市民下乡拓宽渠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绿色发展视域下构建解决民族地区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20XMZ079)阶段性成果)
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陈鹏宇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虽然我国已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但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基础仍然薄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旧突出。与此同时,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且生态环境脆弱,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进入新发展阶段,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奏好发展和保护交响曲,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任务。
生态产品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标签。2011年正式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首次提出了“生态产品”的概念,即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我国“十三五”规划也明确要求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而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直接或间接增加人类福祉的生态特征、生态功能或生态过程。无论是生态产品还是生态系统服务，其关注的都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理解生态产品的概念，可从“生态”和“产品”两个关键词入手，首先是体现在生态领域，其次拥有产品属性。也就是说,生态资源的产出是可持续的和满足人类消费需求的，并且人类需要给予相应的价值认同。生态产品和传统的物质产品、文化产品不同，具有多维特征，表现为直接经济价值和间接经济价值。如生态农产品可以直接进行交易，其关注点在生态溢价方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等生态文化服务产品，其关注点在生态产品的附加值方面；生态重点功能区等公共资源产品，并没有直接经济价值体现，而是为人类提供气候调节、空气净化等功能，其关注点在生态补偿方面。
因此，着力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下的生态补偿机制。针对具有公共资源属性的生态产品，要树立全局思维,坚持全国一盘棋,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充分利用生态补偿、税收调节等手段，坚决筑牢西部生态屏障。一是要强化生态保护专项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偿，对承担重要生态功能的生态保护地区提供一定支持，将其外部价值在更大范围上内部化。二是要强化税收调节，通过税收提高生态产品价格,探索碳税、生态税等，引导消费者形成生态产品概念。三是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禁止开发区域内的商品林等，可通过政府赎买、购买等方式进行置换；对于生态脆弱地区,应加快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切实提升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其次,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针对具有使用价值的生态产品,可重点围绕三个方面推动其价值实现。一是完善权属市场交易。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西部地区将大有可为。加快建立健全由许可证、配额或其他产权形式构成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交易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碳排放权、排污权的合理分配与公平交易,把西部生态产品的非市场价值合理转化为市场价值。二是强化生态物质产品的生态溢价。强化生态农产品、林产品、畜牧产品等溢价，加强绿色或生态认证，借助地理标志等手段，让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生态产品“适得其价”。三是促进生态文化服务产品的市场交易。做好“生态+”文章,在融合创新上下功夫，使生态投资成为有效投资，创新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生态休闲等产业，实现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双向增益。
最后,进一步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相关制度。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仍处于起步阶段，必须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全过程、全链条进行制度设计，强化制度供给。一是要定权。加快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通过推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明确所有权，规范使用权，激活转让权，保障收益权，为生态资源分类施策、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重要前提。二是要核算。坚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聚焦生态产品的交换价值,开展生态产品交换价值评估,建立规范统一的统计监测核算体系，明确不同属性生态产品的价值核算方法和技术规范。三是要认证。推动制定绿色产品的标准、认证、标识体系,推进绿色产品信用制度建设，强化信息公开和政府监管,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增值。四是要引入。积极引入金融机构、社会资本等参与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探索组建“生态银行”“湿地银行”等，实现生态资源的收储整合和市场化运作，使生态资源尽快向生态资产、生态资本转化。
（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贵州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双向驱动融合路径研究" （21GZZB22）阶段性成果）
推进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
刘洪 周欢
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各类市场主体中组织化程度最高，对本土村庄情况也最为熟悉,因此在组织农民、凝聚农民、调动农村资源,助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为适应市场化发展和适度规模经营需要，基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家庭联合经营的探索实践，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速发展，并形成了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着力行政化推进,结合实际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初步呈现出全民参与、全面推进、全程跟进的良好势头。二是着力项目化运转，以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为支撑、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农村产业发展项目为依托，通过创新生产管理和收益分配模式，在推进农村产业组织化发展中促进农户增收，进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是着力合作化经营,通过与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融合发展,发挥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促进产业市场化、规模化发展的重要平台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出现一些为项目而成立、 为成立而成立的现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权架构、治理结构、经营管理等缺少统一规范的政策规定，广大群众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尚未完全调动起来。二是实际操作存在政策走偏的现象, 目前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的政策 比较零碎，缺少成熟定型的体制机制和系统化玫策体系，导致部分政策“有依无靠”、不具操作性等现象。三是工作推动举措乏力，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仍停留于口号，对于如何建、如何管、如何发挥作用等都缺乏完整配套的指导措施。
鉴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必须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乘势而上,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统筹解决好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存在的突出冋题，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为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政治保障和政策支撑。
首先，深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意义的认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实现形式,是深入持久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主体，是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只有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才能更好地抢抓政策机遇,撬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强农民民生保障,挖掘农村发展潜力,释放农村后发红利，从而全面提高广大农村群众的收 入水平，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
其次，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的系统化政策支持。通过构建上下顺畅的村集体合作社管理体制机制，畅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支持渠道，加快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涉农企业、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最后，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的工作思路。通过构建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盘活村集体闲散资源、资产和资金，抓好试点示范,创新人才培养、人才引进和人才使用政策,制定实施考核奖惩制度等措施，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资本，加快突破制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人才瓶颈,不断激发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发展的内生活力，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贵州培育壮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研究” （20GZQN01）阶段性成果）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陈玉卿
一直以来，反贫困都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性任务。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这就要求进一步把握好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把握好农业农村发展形势, 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衔接有成效、出实效。
首先，正确认识长期目标和短期任务。推动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好国家、民族永续发展的根脉。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但就贫困发生的客观规律而言，“脱贫摘帽不是终点”。短期来看，推动二者有效衔接，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和重点。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从脱贫之曰起设立5年过渡期, 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这就明确了2025年之前，各级党委政府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在确保不返贫的基础上，要逐渐摆脱脱贫攻坚相关政策依赖性，从原来的集中资源解决“急难险重”问题向多边发力推进全面振兴转变。长期来看，缩小城乡差距仍是乡村振兴进程中面临的主要任务，而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生产力水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乡村振兴总要求，可以看到,乡村振兴并不单单考量经济发展指标，同时还兼顾乡村集成和示范效应的发挥，乡村振兴的衡量标准更加倾向于乡村特有功能，如 粮食安全、重要农产品供给、生态屏障、农村文化保存等功能的充分发挥和展现。
其次，着力完善由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解决机制。解决相对贫困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必须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一是继续发挥党的领导制度优势,瞄准该阶段下相对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及特点，进行重点突破和攻关。二是既要借助政策机制等外部力量，又要充分激发相对贫困群众内生动力，进一步发挥相对贫困地区群众的主体作用，切实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帮助其摆脱思想贫困和意识贫困，使群众自愿、主动、自觉参与到推进乡村振兴的建设中。三是健全内生动力保障机制，从实际出发，从不同维度、不同方面、 不同视角为相对贫困群众提供专业指导,帮助其提高专业能力和知识素养。
最后，把握好精神振兴和物质振兴的关系。长期的物质贫困会加剧精神贫困，而精神贫困又会反过来增加脱贫难度。当前，随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加，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同时瞒足物质、精神双重需求。从“精神振兴”来看, 农民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主体,“精神振兴”尤其要注重满足这一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强人文生态和精神生态两个层次的建设。一是要唤醒农民“斗志”，激发“主人翁”意识,激活其“精神内核”，通过加强农村职业培训，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化、市场化农村人才队伍，以此满足乡村振兴对新型职业农民的人才需求。二是要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唤醒乡村“沉睡”的文化资源,在田野上、农庄里找到精神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以此扎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乡村振兴与农村文化建设的互交互融。从“物质振兴”来看，要围绕产业兴旺，进一步推进农村产业发展，更加注重产业集成化、差异化、融合化发展，鼓励和引导农民在尊重乡村资源禀赋的基础上,探索差异化发展道路，开展差异化产业布局、生产方式和展销模式。同时要将产业集成和产业融合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适当催生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构建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的产业体系,依托产业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本文系贵州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调研课题“1986年以来贵州党建扶贫的主要做法经验对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072）阶段性成果）
着力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姚天香
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是由农村社会经济活动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有机关联而形成的一个整体,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乡村产业发展，要处理好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从打造全产业链入手，构建以乡村特色农业产业为先导、现代农产品加工业为关键、乡村新型服务业为務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一是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延伸产业链。实现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发展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力点。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大力发展乡村特色农业产业,以种养加销一体化为核心，挂动农业生产向农产品加工、流通、技术研发、传统及现代电商和体验式营销等环节延伸，进一步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形成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新模式。着力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等,推动农村产业聚集成势。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全面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着力发展一批服务优、覆盖广、示范强的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带领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全方位提高乡村农业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以农业现代化带动乡村产业现代化。
二是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提升价值链。乡村产业根植于县域，不仅包括农业产业，还包括扎根乡村的多种产业业态。发展县域经济，必须以富民为导向, 着力发挥县域要素集聚和融合平台作用。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农业功能，开发挖掘农业农村的体验、养老等深层次价值,发展生态农业、体验农业、互联网农业等乡村经济业态，壮大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农村电商等特色产业,打造出 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打造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新引擎。强化联农带农，深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让产业富民、创业富民效应进一步凸显，让农民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和农村改革成果。
三是完善农村和农产品流通体系， 贯通供应链。当前,农村物流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难以满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要求。建立健全“高效配置、分级可达、服务共享”的农村和农产品流通体系。完善农产品流通设施，改造升级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完善县级物流仓储中心和到村物流站点建设，着力解决农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加强冷链物流 配套设施建设，补齐冷链物流短板。培育新型流通主体,规范提升一批农民合作社，培育一批骨干冷链物流企业,引导大型国有、民营流通企业充分衔接乡村市场。创新流通服务方式，健全流通服务网络，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定制农业,构建长期稳定的产销对接机制。大力改善流通环境,降低流通成本，着力提升农产品 流通效率。
四是条索新机制新模式,建强创新链。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乡村产业体系构建提供制度保障。推行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积极探索实施“三块地”改革， 以及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管理新机制， 在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宅基地有偿使用等方面做出有益探索。强化多元投入，创新符合农业农村发展需求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着力培育一批扎根乡村、服务农业、带动农民的创新创业群体，支持返乡、入乡、在乡人员创业就业。加强创业平台载体建设，依托现有产业园区，建设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孵化基地等，推动更多社会力量、社会资源投入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来。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贵州农村产业革命的理论与现实依据研究”（2021JD02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