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疫情已经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春节期间部分服务行业受到较大冲击”。2月1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面对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我们应如何积极应对？本期特邀学者从四个角度撰文解析。
（作者：顾学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稳外资”不但事关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与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投资、稳预期密切关联，相互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对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对这些现实问题和潜在影响，要做到心中有数，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和应对方案，做好对外资企业的服务保障工作，把疫情对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一方面，疫情直接造成了一些外资企业停工停业，人员商务出行出国受限，交通物流受限，供应链断裂。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疫情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但是，并不建议对中国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但仍有一些国家对来自中国的人员采取入境管制措施。为控制疫情，部分工厂和企业延迟开工。另一方面，疫情也给外资企业造成了次生的经营困难。例如，市场危机，主要表现为客户关系流失、高替代性；法律危机，主要表现为合同变更、违约责任；人事危机，主要表现为员工变动、心态不稳；资金危机，主要表现为负债经营、现金流断档等。
当前，疫情已对汽车、半导体、电子信息等高端制造业和餐饮、酒店、物流等服务业外资企业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其中，供应链较长或者供应链分散的外企更容易受到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任何一个零部件或产品的延迟交付，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整个企业乃至全行业生产经营暂时停滞。工厂的停顿、工业组装成品和零部件的延迟交货，人流的控制、物流不畅，服务业的停摆等负面因素的累积，甚至可能影响跨国公司母公司调整全球生产布局计划，由此引发供应链、产业链的转移等负面效应。
聚焦疫情对我国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应高度重视“稳外资”工作的重要性，明确疫情防控形势下“稳外资”的目标指向和对策措施。从国内看，要加强各地区和各级政府的协作，为外企稳开工、稳供应、稳需求、稳人心提供支持和帮助；从国际看，要通过与重点外资来源国家和贸易伙伴国家的政府及跨国公司增加沟通和理解，从而稳订单、稳预期、稳投资。为实现上述目标，把疫情对我国外资企业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建议采取如下对策措施：
一是科学判断疫情走势，动态评估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影响。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随着疫情防控工作不断深入，要深刻认识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客观评估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失。需要看到的是，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各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履职尽责，全力防控，经过艰苦努力，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各地要制定差异化的县域防控和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的措施”。随着防控工作的不断进展，要动态评估影响，更要看到，我国经济将重回正轨，外商在华投资的预期也将恢复。
二是全面统筹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经营，要动员各级政府加强协作，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帮助和鼓励外资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经营，稳定外商投资信心，尽量减少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比如，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可牵头加强各地政策协调，帮助外资企业解决复工中遇到的人员返回和工人短缺问题。再如，可由商务部、工信部、科技部牵头，协调各地经济开发区、自贸试验区、高新区等做好方案，帮助解决外资重点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供应链企业恢复生产时间不同而产生的供应链断裂等问题。要切实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积极解决各地设立道路关卡、市场关卡导致物流运输停顿、市场停滞等问题。
三是全面客观分析疫情给外资企业带来的影响，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让外资企业依法平等享受疫情期间各地政府出台的相关支持政策。一方面，要通过各地产业园区管委会、外资企业协会、智库等进行实地调研，充分掌握疫情对外资企业的影响，提高地方政府外商投资服务和招商引资的科学性、精准性。支持外企依法平等享受疫情期间各地出台的支持企业发展优惠政策，例如：外贸出口、税费减免、租金减免、财政支持、政府采购等各项政策。另一方面，疫情也给部分行业的外资企业带来了机遇。疫情防控刺激了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对医疗防护产品、医疗器械及材料、疫情相关的医药研发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智慧城市、保险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海量需求，拉升上述行业企业产能增长。同时，疫情也倒逼一些外企继续进行产能升级，依靠在线办公和人工智能来减少损耗，提高运营效率。
四是各级政府部门要做好疫情期间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一家外资企业牵连着供应链上成百上千家本土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状况，应切实帮助外资企业解决问题、减轻负担。具体包括：支持企业便利化办理各类业务，倡导网上受理，邮件受理。以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引导外资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把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资企业列入重点服务对象，加大精准支持，依法提供税费租金减免和低息免息贷款服务等，努力帮助其渡过难关。
五是加强外资企业抗击疫情的典型宣传工作，激发外资企业与中国互利共赢、风险共担的深厚感情。疫情发生以来，据粗略统计，有近200家在华外企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中国抗击疫情捐钱捐物资，用实际行动与中国携手共克时艰。各地开发区、高新区、自贸试验区应积极发掘并总结疫情防控期间外资企业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依规做好相关宣传报道，提高外企抗击疫情的斗志和信心，凝聚外资企业员工的精气神。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长远看，必须平衡经济高速增长与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的关系，提高全民的法治意识和科学素养，继续提高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以更为优良的营商环境为外企创造更大发展空间。
（作者：韦鸣秋，南开大学现代旅游业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白长虹，南开大学现代旅游业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任、商学院院长）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酒店、零售、餐饮、景区等服务业冲击较为明显。旅游业是典型的环境敏感性产业，面对疫情，应利用好旅游业恢复力快和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优势，为稳定国民经济作出贡献。
心中有数：客观理性看待疫情对旅游业影响
旅游依赖型地区遇到较大挑战。旅游带来的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既能提高经济收益，又能增加就业机会，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催化剂。但是，对旅游业依赖程度过高，将旅游业视为支柱产业的地区，容易出现产业结构空心、经济与社会发展波动的情况。携程1月初发布的《2020春节“中国人旅游过年”趋势预测报告》曾预计，春节长假将有4.5亿人次出游。而受疫情影响，旅行团暂停、旅游景点关闭、大量订单退订，导致旅游业遭受巨大损失。很多本该进入旅游旺季的地区相关景点、企业等被迫歇业，地区收入下降、就业无法保障，对区域经济发展在短期内造成一定影响。
中小旅游企业面临生存考验。相比于大型旅游企业，线下旅行社、大众餐饮等传统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更为脆弱。疫情之下，不少中小旅行社要面对退团退款，甚至歇业之后的破产风险；各地旅游景区关闭，相关企业存在庞大的财务费用和人工成本问题，企业现金流普遍吃紧。
从业人员的信心与预期受到一定影响。在我国，旅游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直接和间接从业人数超过6000万，2019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达6.5万亿元。疫情让部分旅游从业人员就业环境无法得到保障，迫于生活压力，可能出现离职转行、另谋出路的现象。对于广大从业人员，如何留住人心、重拾信心、稳定队伍，对疫情后的行业迅速恢复十分关键。
积极应对：旅游业恢复发展的六点建议
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对旅游业而言，需要开展相应的评估、预防、处理工作，做好旅游危机管理。不仅需要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还需要行业协会、企业、从业人员共同努力。
第一，在政府主导下为行业纾困解难。连日来，海南、四川、贵州、甘肃等地纷纷出台相关措施，支持和引导文旅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例如，四川出台《关于支持文旅企业做好疫情防控有序复工复产的十条措施》，从政策解读落实、强化资金支持、优化政务服务、补贴在线服务等不同层面支持文旅企业复工复产。针对行业发展的现实困难，建议各级政府应出台更加完善的旅游产业振兴政策，特别是发布和落地文旅产业专项扶持的财政政策、税务政策、信贷政策、社保政策等，减少企业因负担过重加大裁员的现象，帮助困境中的企业渡过难关。其中，对旅游服务及相关企业恢复经营生产提供财政补贴；对疫情期间征用的旅游场所设施改造予以专项支持；对确有特殊困难而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旅游企业，适当减免或延期缴纳税款；增加对中小旅游企业的信贷支持，做好减息扩贷工作；实施援企稳岗政策，落实员工带薪休假制度，适当延长企业社保缓交期；尽快落实文化和旅游部有关暂退旅行社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政策；对参与捐赠和投身疫情一线服务的旅游企业加大所得税抵扣力度。
第二，加强行业协会的指导和监督作用。疫情带来的行业被动性，属于短期外部冲击，对旅游业中长期发展趋势影响不大。近日，浙江、福建等地旅游协会编制发布工作指南，从综合管理、游览组织、公共卫生、购物娱乐、餐饮住宿等方面对景区的疫情防控和有序开放提出具体建议。面对疫情，需要加强行业协会指导和监督作用，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履行社会责任：监督广大旅游企业遵守相关决定和安排，并对员工进行薪酬保障；特殊时期，鼓励和支持闲置酒店、餐厅为医护人员提供服务，并作为疫情防控的后勤保障线；疫情过后，尽快修订行业服务标准和质量规范，加强对酒店、餐厅、景区等旅游人群聚集场所的公共卫生环境整治，推动垃圾分类专业化和细分化，监督餐饮、旅游企业服务供应链的卫生安全状况。
第三，鼓励企业服务转型升级。疫情是危机，但也可以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契机。未来的旅游市场竞争，不仅在于销售和渠道，更在于流程智慧化管理和服务精细化供给。首先，促进新兴科技和旅游业加速融合，推动数字文化和旅游服务发挥更大价值。鼓励更多的文博场所提供数字在线展览资源，支持旅游景区开发VR/AR服务功能，满足大众足不出户在线观展和游览的需求。其次，支持企业间资源共享、服务互补，如餐饮企业可与外卖外送、生鲜电商等领域跨界合作，在灵活用工、业务协作等方面进行探索式合作。此外，广大旅游企业需要增强自身的成本重构能力和顾客价值创造能力。特殊时期，企业应与社会、关联单位、内部员工达成共识、协同发展。
第四，进一步提升旅游大数据应用能力。疫情发生以来，旅游大数据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各地旅游信息化发展水平不一、技术能力各异，缺乏区域间旅游信息流通、数据共享的协作机制，存在信息缺失、部门分割、管理分治、数据孤岛等一系列问题，面对突发性疫情，数据支撑、信息发布和舆情监测依然滞后。对此，各地应加快旅游数据资源互联互通，形成快速追踪旅游流量、游客移动轨迹，建立游客关系图谱，精准定位疫情传播路径，更好地实现旅游“循数管理”和“数据决策”。
第五，加强国际市场开拓与交流合作。当前，全球经济体系相互依存、高度关联。中国出境游对全球经济贡献巨大，不少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中国庞大的出境游市场。疫情发生后，大量取消的旅行业务致使全球航空业、海外住宿业等受到影响。其中，免费退单难、跨境协调难等问题相伴而生。对此，我国政府应做好涉外业务企业的支持工作，提升企业国际议价能力。同时，加强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优化产品供给，减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第六，培养从业人员行业信心与抗压能力。行业信心的稳定和恢复离不开政府、企业和从业人员共同发力。旅游企业和相关组织机构的人事管理，不仅要考虑制度的刚性，还要兼顾管理的柔性。一方面，疫情期间建立针对从业人员的关怀机制，保障员工基本薪酬待遇，强化心理疏导，聚人心、鼓士气。另一方面，练好内功、优化存量，迎接市场回暖。疫情过后，游客市场对服务的要求将不断提升，企业需要提高服务质量标准和员工岗位要求。对于疫情期间无法到岗的员工，鼓励其自我学习、提升素质，为复工返岗作好准备。
（作者：陈宏胜，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东南大学基地研究员；王兴平，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都市圈是我国经济的核心增长空间。恢复都市圈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秩序，需要依托完整的都市圈经济空间体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都市圈跨界流动及其治理问题凸显，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主要都市圈迎来人口回流潮，对都市圈发展与规划提出了新要求。
都市圈建设要做好重大疫情或灾害的防控规划
都市圈是一个高度融合的网络状城镇体系，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联系密切。既有人口集聚、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即都市圈的核心依托，也有以交通廊道为载体、链接中心区和周边中小城镇的发展轴线，即都市圈发展的主动脉；既有中心区辐射带动周边城镇所构成的圈层区域，即支撑核心城市发展的广阔腹地，也有在都市圈发展腹地中起到关键支撑作用的节点城市，构成了都市圈的新增长极。
以往的都市圈发展规划与实践聚焦城市职能、产业空间、交通系统等的组织和优化，缺乏系统应对全国性重大疫情或灾害的防控规划及治理预案。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我国都市圈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当前，地方疫情防控主要以行政属地为主，城市封闭式疫情防控已取得了阶段性结果，有效阻隔了疫情传播。然而，企业复工在即，经济活动亟须恢复，国际跨境、全国各大区域及都市圈内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即将恢复，区域疫情防控态势发生新的变化，亟须形成新的常态化的都市圈跨界流动及跨界地区的疫情防控空间策略。
都市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的建议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针对都市圈疫情防控需要及长效治理体系的构建，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区域内部构建分阶段、分级、分类疫情空间管控体系。长三角区域防疫圈内，人流与物流运转频繁，有必要进行整体协同防疫，以都市圈为防疫资源与防疫空间的调配与操作单元，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等分别形成体系化、分类分级的疫情治理与防控物资及设施保障圈，在稳定内部疫情的同时，重点对日常跨界通勤流较大、同城化程度较高的边界地区，如“上海—苏州（昆山）”“南京—句容/马鞍山”等，进行协同防控，制定和实施都市圈疫情综合防护应对计划。在地方性防疫资源短缺问题上，以都市圈为基本单元统筹调配，实现就地就近的生产和供给，如口罩、消毒水及特效药物等，建立区域性“生产—供应”体系，逐步解决跨区域长距离防疫物资调动问题。
第二，制定城际跨界流动人群健康监测及应对方案。复工潮开启，居民跨界流动难以避免，疫情防控工作更加迫切，城际联防联控是解决疫情跨界传播的关键。当前，城际防控理念将逐步从“围堵、封闭”转向“跟踪、监测”。城际联防联治对恢复都市圈经济社会秩序至关重要，要求对跨界人口流动的规模、职住空间的分布、城际流动人口健康状态的跟踪与监测、城际疫情信息的互联互通等掌握得更为精确，并及时找到“关键接触点”，实施有效的应对举措。此外，针对疫情治理的阶段性变化，跨区域的规模化人口流动已开始出现，“地方飞地”“地方性聚居”等人口流动情况也在增多，可以社区或园区为基本单元进行综合疫情防治，特殊时期及时划定防疫片区，快速改造集中收治空间，集中收治疑似病例及患者，避免疫情进一步扩大。在本次疫情治理工作中，社区在城市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功能不可替代，未来要进一步强化社区功能，继续赋予社区层级一定的事权与物权，持续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强化社区居民出行轨迹跟踪调查及健康状态监测，为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做足准备。
第三，探索极端条件下的都市圈危机应对预案。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应重新评估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和抗风险能力。面对风险，应做好应急管理工作，提高预警预测预防能力。在高度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中，偶发性事件随时可能因为“蝴蝶效应”而快速扩散，破坏性能级不断提升，危及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都市圈治理要全面评估城市及区域的抗风险能力，探索极端条件下都市圈发展与治理预案，建立都市圈尺度的危机时期“生产—供应”空间体系。特别是对都市圈生产体系的规划和政策干预要有危机意识。例如，避免对目前单位产值较低但关系百姓民生的第二产业（如纺织业）实施“一刀切”的腾退清理，保护都市圈尺度下的全产业生态系统。
（作者：毛中根，系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消费经济学会副会长；谢迟，系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性强，与人群流动和集聚密切相关，对居民消费影响较大。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稳定居民消费，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健康生活消费需求，进一步培养居民健康生活习惯”。
冲击：疫情对居民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从居民日常消费类别来分析疫情影响，具体包括：影视消费大幅下降。2019年春节档电影票房达58.59亿元，受疫情影响，2020年春节期间贺岁片集体撤档，影院大规模歇业，春节档电影票房惨淡；酒店住宿和餐饮消费受到较大影响。中国烹饪协会的调研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全国93%的餐饮企业都选择关闭门店，除无盈利外，食材过期损失、房租、工资、折旧等费用开支较大；航空和客运等交通支出降幅明显。截至2月10日，春节后全国旅客发送量2.34亿，较去年同期减少81.9%。交通运输部预计春运40天客流量同比将下降45%。2020年1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9.9万台，同比下滑21.5%；教育培训消费损失较大。《2020新冠疫情教育行业企事业单位调查问卷》显示，35%的教育机构/企业预计第一季度营收下降幅度为10%～50%。
机遇：疫情倒逼新兴消费业态发展
疫情发生以来，“宅经济”“宅消费”应运而生，一些新兴消费业态得到快速发展。
非接触性服务消费迅速推广。非接触性服务消费颠覆了居民生活工作接触交流的传统模式。为应对疫情，一些医疗机构及时推出在线问诊服务，保证了民众足不出户也能得到专业医生诊断，有效避免求医者在门诊交叉感染带来的风险。
在线消费大为普及。疫情对线下传统零售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倒逼电商和新零售加快发展。如盒马鲜生、天猫超市、京东生鲜、叮咚买菜等具备在线购物功能的零售新业态走入千家万户，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除夕至大年初三，京东生鲜销量环比节前增长超370%，卖出4000多吨生鲜产品。
网络视频消费迅猛增长。短视频播放平台迎来快速发展机遇。众多教育平台开发网络视频课程，教学双方正逐渐适应网络视频教学的互动形式。
建议：多措并举，积极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疫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多种情形。比如，一些居民消费具有时令属性，包括春节假期等节日礼节性消费，或者当季服饰消费、冬季冰雪体育休闲消费等季节性消费。在疫情结束后，一些居民消费可能出现大幅反弹，得到补充释放。疫情结束后，民众补偿性消费意愿强烈，商家将推出优惠折扣处理库存积压，若及时加以政策引导和支持，居民消费可能得到很大幅度的补充释放，私家车消费、防护用品消费和健康消费等还可能出现“井喷”现象。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积极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增长，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一是出台相关政策，做好“六稳”工作，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居民消费的恢复和发展取决于国民经济和就业发展状况。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回旋余地大，只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业和收入得到保障，民众就有底气，消费就会增长。
二是积极发挥金融财税的支持作用，做好对受冲击行业和特殊人群的支持与帮扶。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相关企业给予适当财政补贴，减免税费，号召和鼓励金融机构为绿色食品、药品、卫生用品、康养行业等提供专项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支持，积极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以高质量的健康供给推动健康消费发展。
三是做好卫生安全消费环境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消费环境。适应居民健康生活习惯转变的要求，建立公共场所消毒保洁规范，提高商场、超市、市场、酒店和饭馆等公共场所的卫生标准；继续推动垃圾分类与规范化处理，尤其做好有害垃圾的及时处理；加强公共环境卫生监管与健康生活习惯教育引导，加大对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环境等行为的处罚力度。
四是做好消费业态创新，及时补足短板。可推出一系列主题消费振兴计划。比如，积极稳定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及相关产品消费。不断加强5G技术应用场景建设，为新消费提供硬件支撑，提高居民购物效率，促进5G手机等终端消费。提倡和鼓励新兴消费方式和内容，推动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教育、网络娱乐等方面的消费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