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比较是历史比较中一个相对年轻的分支。尽管“开化”“文明化”等词语在16、17世纪已经不难见到，但作为名词的“文明”直到1766年才首次出现在印刷物中。“文明”最初指对知识进步、技术进步、道德进步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朦胧憧憬。启蒙思想家关注作为单数的人类文明，力图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19世纪出现了复数的文明研究，不同地区或国家的各种文明成为研究和比较的对象。20世纪上半叶以降，探讨各文明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文明史比较快速发展，并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反思文明史比较研究范式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中的文明发展进程。
人类文明的共同性
文明的共同性也称文明的统一性或普遍性，指文明发展的趋同性或相似性。启蒙运动时期，西欧产生了早期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和历史进步观。启蒙思想家以发现人类历史进程的共同规律为己任。意大利哲学家维科作为启蒙时代人类文明普遍性研究的先行者，于1725年出版《新科学》，旨在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性。他在该书第四卷“引论”中说道：“我们现在在第四卷中将借助于这种哲学的和语言学的启发以及凭借关于理想的永恒历史的一些公理（例如各民族都要从兴起、发展、成熟以致衰败和灭亡），来讨论诸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我们将看到诸民族都是按照这三个时代（注：神、英雄和人的先后衔接）的划分向前发展，根据每个民族所特有的因与果之间经常的不间断的次第前进。”他宣称，这些永恒规律都是由一切民族在他们各个历史阶段中的事迹所例证出来的。
伏尔泰是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主张要叙述具有哲学意味的历史。他于1756年出版的《风俗论》被视为世界文化史或文明史的开山之作。伏尔泰主张放弃以往历史中对偶然事件的叙述，“而保留其中描写风俗习惯的材料，从而把杂乱无章的东西构成整幅连贯清晰的图画”，并“力图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在伏尔泰看来，人类精神的历史展现了从蒙昧到启蒙即文明的发展过程，所有民族概莫例外。基于此，他认为忽视东方民族的历史是不能允许的，应当在世界范围内来研究东方民族的历史。为此他不仅叙述了欧洲史，还叙述了中国、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亚洲民族的历史，其文化史或文明史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视野。
孔多塞则力图从纷繁的历史进步中归纳人类进化的主要阶段。在1795年出版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孔多塞介绍了自己写作这部著作的方法和目的。他说，一个人生来就有可以接受各种感觉的能力，如果我们把自己只限于观察和认识全人类所共有的普遍事实和永恒规律，那么这种学问就叫形而上学。但如果我们从各民族的具体历史出发来考虑这同一发展过程，并且对它的世世代代加以追踪，那么它就呈现为一幅人类精神进步的史表。在其看来，人类精神进步史表应包括史前、文明史和未来三个部分，其中文明史构成人类进步的主要内容。此外，他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九个大的时代，并且在第十个时代试图展望人类未来的命运。
各文明的差异性
各文明的差异性，也称文明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指文明发展的趋异性或相异性。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关注民族国家的历史，重视复数的文明研究，探索文明的差异性，推动了各个国家和地区文明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基佐于1828年出版了《欧洲文明史》，明确提出“欧洲文明”的概念：“我用了欧洲文明这个词语，因为十分明显，存在着一个欧洲文明……虽然在时间、地点和环境方面千差万别，但这个文明最初都起源于那些几乎完全相似的事实中，到处都是根据同样的原则向前发展，并几乎到处都会产生相似的结果。”他认为文明史研究应包括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但他在这部著作中仅研究了社会状况的历史。
1829—1831年，基佐又出版了四卷本的《法国文明史》，在第一卷中对自己不再继续讲授欧洲文明史课程的原因做了如下解释：“在讲述一部范围如此之广，而且同时在一切细节上都得完整无缺的历史中要保持某种统一性，那将是困难的……欧洲文明里有一种真实的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只有在一些一般的事实里显现出来。当人们从一般事实中摆脱出来，当人们想深入观察种种特殊事实时，统一性便消失了，特殊性也就重新显现了；人们在形形色色的事情中往往会看不到原因和结果；因此为了详细地讲述历史，而又能保持某种协调一致，那就必须缩小研究的范围。”此外，基佐认为英国实现了社会进步，德国则取得了精神进步，唯有法国在两条道路上携手并进，这也是其选择讲授法国文明史的主要理由。
20世纪初，立足于文明差异性的文明史比较也开始出现。马克斯·韦伯主要研究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它为什么只在欧洲发展起来。韦伯在多部著作中考察了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将它们与欧洲的相关问题进行比较。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主张，古代资本主义存在于人类各文明，只有西欧从古代资本主义中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其原因在于西欧近代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新教的天职观和禁欲主义成为其成长的精神土壤。“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西欧的）古代与中世纪，都曾有过‘资本主义’。然而，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全都欠缺那种独特的风格。”马克斯·韦伯仅从宗教伦理的视角考察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并且将西欧文明的特殊性普遍化，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文明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
文明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指文明发展既有趋同性或相似性，又包含着趋异性或相异性，忽视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和错误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文明史比较最早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施宾格勒在1918—1922年出版的两卷本的《西方的没落》中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各个文化的历史，因此世界历史形态学也就等同于文化形态学。世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8种高级文化，即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伊斯兰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尽管作为有机体的文化具有差异性，但它们的发展却又遵循有机体的普遍规律。每个文化的历史都要经历前文化时期、文化早期、文化晚期和文明时期四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要经历一千年左右的漫长岁月。施宾格勒所说的文明时期意味着高级文化走向终结。他宣称，正是这种宿命的必然性，“构成了全部历史(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和核心”。
汤因比读完《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后，在对作者的观点惊叹和折服之余，也为作者陷入宿命论不能自拔、没能对自己的论点做出因果说明而感到惋惜。于是，文明为什么起源和生长，何以衰落与解体，构成了汤因比在1934-1961年出版的12卷《历史研究》的中心内容。汤因比认为，文明社会是与原始社会相对而言的，人类历史上共存在过21个文明社会，只有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教社会、印度社会和远东社会（包括中国、朝鲜和日本）继续存在。汤因比对文明社会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文明总是起源于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人类面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双重“挑战”而采取成功的“应战”。文明是否生长的标志，要看挑战的行为场所是否从外部转入内部。当挑战的行为场所没有发生由外而内的转变时，文明便不再生长，衰落与解体就在所难免，宿命论色彩有所减少。
20世纪晚期以来，上述研究范式被应用于传统文明如何走向现代文明的研究中。布罗代尔在1979年出版的三卷本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发现，从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型既不是在16世纪，也不是在18世纪，唯有从世界史的总体视野出发才有可能解释主要变迁。有鉴于此，布罗代尔放弃已有的理论模式和欧洲史局限，全面考察和比较了15—18世纪的世界历史，他在“绪论”中说：“我立足于长时段，根据过去和现在的辩证关系，从时间上进行比较：这种方法从未使我失望。我还从地域上进行尽可能的比较，因为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我把自己的研究扩展到全世界，使之‘世界化’。”除欧洲史部分外，该书对非洲史一笔带过，而对亚洲与美洲则着墨甚多。为此，他求教过研究日本史的叶里绥、研究中国史的谢和耐、研究印度史的托尔内等法国学者。正是这些东方学家的帮助，布罗代尔才得以完成这部文明史比较的巨著，揭示出造成各国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型不同结果的原因。
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主导了文明史比较研究，这是由西方在这两个世纪的快速发展造成的，带有鲜明的西方色彩。其间研究范式虽然经历了从文明的共同性到差异性再到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转变，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中国学者在从事文明史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应批判性地吸收借鉴西方学者的学术思想，处理好文明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科学认识人类历史上的文明演进。
（作者：徐浩，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历史上主要文明之间的比较、互动与互鉴研究”〔22&ZD24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