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亚印章分为平印和滚印两类。平印又称盖印、压印，如同今天的印章，是直接压印在泥板或其他材料上，约产生于公元前7000年的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地区。滚印又称滚筒印章或圆筒印章，是在圆柱形（空心或实心）面上刻写图案，然后在泥板上滚动形成连续的图案，被认为是“苏美尔人发明的最独特的工艺品”，约产生于公元前4千纪下半叶，并且逐渐取代平印，成为古代西亚的主要印章形式。公元前1千纪后半叶，滚印又逐渐被平印所取代。直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古代西亚的印章才算彻底完成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古代西亚印章历经几千年的兴衰，成为古代西亚文明发展的一个缩影。印章所包含的综合信息，是我们重建失落的古代西亚文明的关键要素。在文化遗产方面，印章属于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建设专业的数据库资源，不仅有利于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还可以实现资源的互联与共享。在艺术层面，印章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本身就是独特精美的艺术品，再加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赋予了其更为珍贵的艺术价值。在收藏领域，印章收藏在国外已经有150余年的历史，不管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文物市场，还是西方国家的拍卖会，都能看到大量的古代西亚印章实物，其中还掺杂着一些伪造品。鉴别真伪成为印章铭文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印章收藏者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
对古代西亚平印和滚印两类印章的材料、图像、铭文、功能、历史等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是为西亚印学，涉及考古学、艺术学、材料学、文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内容。西亚印学研究的前提条件是考古发掘与出版的印章图录。印章图录出版依据印章的收藏地、出土地或使用区域、使用年代等标准，亦有少数出版是按照印章的类型、主题场景、材质等标准。其中，按照印章收藏地出版是学者们最早采用和最常见的方式。例如，1842年，爱尔兰学者卡利莫尔出版了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174块滚印图录。作为世界上收藏古代东地中海地区文物最丰富的机构之一，大英博物馆所藏的2000多块印章图录以《大英博物馆所藏西亚印章目录》丛书形式出版，共计9卷（分为6卷滚印图录和3卷平印图录）。按照印章的出土地或使用区域出版图录，例如2008年澳大利亚学者罗奇出版了埃兰地区的3597块滚印汇编。在西亚印学专题研究领域，以德国的法兰克福和比利时的科隆为代表的亚述学家对古代西亚印章进行了宏观研究，为西亚印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39年，法兰克福出版《滚筒印章》一书，以图录为主，对滚印铭文进行了释读与解析。1987年，科隆出版了《第一印象：古代近东的滚筒印章》一书，首次对滚印进行系统性研究，包括滚印图像、铭文、制造技术、考古发掘等，至今仍然是西亚印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进入21世纪，随着数字人文的快速发展，数字人文与西亚印学相结合，催生了“数字印学”，包括印章与印纹材料的数字化建模、铭文文本的大数据分析、印章出土遗址的3D全景重现、博物馆所藏古代西亚印章与印纹的虚拟仿真应用等方面。
第一，从传统文本到数字文本化分析，为西亚印学研究提供了大数据支撑。例如，2000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设的“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CDLI）数据库项目，一共收集有53582件古代西亚印章或印纹条目，其中实物印章只有7854件，为世界各国印学研究者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资料收集和文本分析处理路径，加强了世界各国印学研究者的联系和交流。文本化包含材料著录和文字转译两部分。材料著录是按照编目规则和元数据标准对印章进行的外部结构化描述工作，每件印章材料对应一条目录，有独立的CDLI序号，主要包含作者、发表时间、典藏机构、藏品编号、发掘编号、制作年代、样品类型、样品材质、铭文语种等著录信息，相关著录信息可作为检索项；文字转译是针对印章材料上的铭文进行的文本化转写，其过程是参照相应的编码规则，将印章铭文转译为以拉丁字母表示的读音，实现了楔形文字转译文本的机器可读取性。
第二，从传统图片到动态图画与虚拟仿真，深化了西亚印学研究的多维视角。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收藏古代西亚印章的世界主要博物馆陆续将3D动画、虚拟仿真技术等应用到印章与印纹材料的复原方面，加快了西亚印学研究的数字化步伐。例如，世界上最大的古代西亚印章收藏地之一、位于美国纽约市的摩根图书馆对古代西亚印章的高质量3D图像进行数字化存档、建模和研究。学者们可以通过按钮随意转动印章的各个角度、放大或缩小印章，真实还原世界各地所藏的印章及印纹材料。2017年，德国慕尼黑大学负责开发的“古代近东印章及印纹的数字化与标识化”（DigANES）项目，将复杂图像拆分为图形元素，集成人工制品、图像、日期、文本和文字相关数据，最终实现将古代西亚印章集成到语义网络中。2019年，由巴黎大学与牛津大学建设的“古代近东印章与印纹”数据库（SESPOA）项目，基于新的数字成像技术，对古代西亚印章或印文条目进行编号、图像化、临摹、注释、文本翻译，并且设置“高清指示器”按钮和“动画可视化”菜单，使用者具有亲临其境般体验。这些技术可以使印学研究者观看到更为高清与全角度的动静态图像，便于深入研究印章的微观图像及不易识别的铭文内容。
第三，西亚印学不仅涵盖艺术史、考古学等人文社科领域，包括计算机学、物理学、材料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的学者们也加入了西亚印学的研究中，将西亚印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峰。2019年7月，海德堡大学举办了主题为“印章、印记与行政：制度数字化管理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会议，与会学者来自各个学科领域，就古代西亚印章的数字化发展趋向展开了讨论，产出了丰富的西亚印学数字化研究成果。例如，耶鲁大学的瓦根桑纳做了题为《微型世界：古代近东印章的目录化、屏捕化与可视化》的报告；柏林自由大学的赫姆霍尔兹讨论了使用SfM（运动恢复结构）技术来重建乌鲁克古朴印纹的隐藏信息的方法；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冯奥彭介绍了一个希腊化时代印章数字化平台；海德堡大学的玛拉讨论印章加印实践的3D变形与演变。塞浦路斯、意大利和法国的计算机学者们利用X线断层摄影术对古代西亚印章进行多数据资源的3D增强建模实践。
自1752年法国的凯吕斯伯爵首次出版7件亚述和萨珊时期的滚印图录、开启西亚印学研究的大门后，西亚印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道路。新世纪以来数字人文的迅猛发展，使得西亚印学研究逐渐突破传统单一的研究方式，由亚述学家“专有”发展到文理学者“共享”的综合多元化研究，集考古、收藏、研究、数字化全过程于一体的“数字印学”，凸显了国际印学研究的前沿与新趋向。
（作者：谭晶、刘昌玉，分别系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讲师、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公元前2-1千纪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济契约的整理与研究”〔20&ZD23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