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在赣南、闽西等地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为了配合红色政权的生存与发展，中央苏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红色文化传播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有组织有系统有规模的思想宣传与文化传播工作。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以明晰的现实取向，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思想引导、精神激励、社会动员的效能，“唤起工农千百万”。整体而言，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既别具一格，自成体系，又相互融通、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红色文化传播的整体格局。
报纸与期刊传播
根据现存的各类文献材料，从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为止，中央苏区创办的报刊数量仅现在可以知见的就有232种，实际的数量应该远超此数。它们中既有铅印的，也有石印与油印的，既有图文并茂的多版大报，也有传单式的简便小报。留存下来的报刊品相较为完好的所占比例很低，其中如《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斗争》等，其余大部分是残缺破损的，有些甚至只能见到一鳞半爪。
中央苏区的报刊基本上是党报与机关报，其职责就是围绕党的工作重心开展采编业务。由于处在战争环境之中，中央苏区中心工作在时间上大多是比较紧急甚至刻不容缓的。为了使报刊传播发挥出真切的现实效能，采编者选择了双向极化的应对策略，在报刊上的体现就是充分肯定与严厉批评，以便在正反两个方向上有力推动工作发展。从正面报道来说，最典型的就是密集地展示苏区在扩大红军队伍、购买与退回公债、捐资捐物送前线等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与先进事迹。此外，还以整版的篇幅列出红榜登载先进人物的名单。另一方面，《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等都在发刊词中把新闻批评列为办报办刊的重要手段，同时在办报过程中充分发挥监督和批评功能，是否具有批评性，在当时成了评价报刊的一个重要视角。
苏区报刊在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共识，除了报刊应该为党与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报刊应开展积极的新闻批评之外，还有对受众的充分重视。在苏区报刊的采编者看来，办报的过程中应该与受众密切联系，并且深入介入他们的生活，介入的具体方式就是大力推动读报运动。由报刊的通讯员组织或推动开办识字班、扫盲班，以报刊为教本，培训受众接受报刊的能力与习惯。《红色中华》报在一个《特别通知》中给通讯员规定了五项任务，其中第五项任务是“建立读报小组，争取广大的读者”。李富春撰写的《“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一文，对百期后的《红色中华》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其中有一点就是“每乡每村的识字班和夜校及俱乐部，应有读报组的组织，团聚群众向他们讲解每一期《红中》的主要内容”。《〈青年实话〉的革新计划》涉及办报的各个方面，有一条内容为：“发展读报运动，特别是在少队童团的大队中，要指定同志宣读，各学校可以采取作课本用。”不仅《红色中华》《青年实话》，中央苏区的其他报刊也都有倡导与实施读报运动的规划与行动。
读报运动的普遍开展，提高了报刊的发行量，提升了苏区群众的文化素养。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通过苏区报刊的发行量，说明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两万八千份，《斗争》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证明群众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了。”还需指出的是，苏区报刊采编者以读报运动深入介入受众的生活情境，实际上是在业务流程中增设了一个文字听读训练环节，并使之成为报刊传播全过程的原点，这体现出了苏区报刊工作者对报刊现实功能的深切期待，以及对大众传播精髓的认识。
标语与漫画传播
由于简便易行，标语传播早在红军草创时期就已经开始。当时红军宣传队除了口头讲演外，还经常撰写张贴标语。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红军中标语传播形成了基本的路径。谭冠三在回忆中记述：“为了宣传群众，部队里专门组织了宣传队，三个宣传员组织一个宣传分队，分队上面则有中队。宣传队每到一地或行军途中，就写标语，宣传群众，凡是能写的地方，全都写上标语。”1930年4月，红四军政治部发布了《宣传员工作纲要》。其中规定：宣传队应指定专人背负所有宣传品及糨糊筒，每位宣传员则必须备好一副写标语的用具，用白或黑的颜料，将本部规定的各种标语，随时随地写于行人容易见到的墙壁上。
中央苏区所在的区域大多地处偏僻，当地百姓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漫画传播由于可以超越文字障碍直接为百姓接受，受到苏区宣传组织者的高度重视。1931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强调，应编印发行画报画册及通俗小册子，认为：“为要适合于一般工农群众的兴趣，与一般比较落后的女工童工苦力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党必须注意编印发行画报画册及通俗小册子的工作。”
苏区的漫画除了编排在画报画册上之外，其传播主要方式是通过悬挂张贴公开展示，而且往往与标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两类漫画甚至与标语相互融合，难分彼此。第一种是画像与标语的组合，内容既有文字又有图像，文字是标语，图像是漫画；第二种可称为标语漫画，通过对文字的变形与夸张，就形成了文字画像，所以它既是标语又是漫画。
苏区标语与漫画传播的特点之一是覆盖性。陈毅在向中央报告红军状况的报告中介绍：“红军到达一个县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许多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1930年10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军队在江西集结，意在以10万之众对红军展开“围剿”。11月10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宣传动员令，号召全体工友、农友、红军将士每人都要写规定好的十二个口号，“十二个口号的力量，每一个抵得红军一军”。特别要求不仅在屋外写，屋内也要写，“前壁后壁左壁右壁，堂屋内，睡房内，厨房内，茅厕内，一概给他们写得满满的”。
苏区标语与漫画传播的另一个特点是辐射性强。中央苏区的标语与漫画等宣传品不仅以覆盖性的方式存在于眼前的空间，而且其传播还有延展性与辐射性的一面。刘作抚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描述了赣西南的标语与漫画的宣传：“如发明河流宣传，制许多的木板写上宣言、标语放在各处的河流里，即随流水流到吉安以及他处去了。空中宣传制一孔明灯，把宣传品系在灯上听它飞去，有时吉安的对河高山上可以放到吉安城里去。”其中提到标语与漫画等宣传品的河流传播与飞行传播方式，在闽西也很早就运用了。在不借助现代传播技术的前提下，竟然可以使传播过程超越空间的阻隔，使标语与漫画在苏区具有铺天盖地的传播力与辐射力。
歌谣与戏剧传播
歌谣是民歌、民谣、儿歌、童谣等的统称。在赣南闽西的广大地区，居住着众多客家民众。客家人自古喜爱山歌，因此歌谣在苏区的群众基础非常好。在中央根据地建立之后，苏区的山歌融入大量的革命元素，苏区人民尽情歌颂共产党和红军，抒发自己翻身解放后的喜悦心情。《青年实话》编委会在1933年8月31日的《红色中华》上刊发了一则启事，表示为了编辑出版革命山歌小调集，需要“收集各地流行的革命山歌、小调”。其中又提到了编委会此前出版了革命歌集，“风行一时，一下子就销完六千份，现正再版一万五千份”。新型的红色歌谣在苏区受欢迎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苏区的歌谣传播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聚会演唱。1934年8月15日《红星》报上登载的《火线剧社在连队的活跃》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他们用唱歌谈话的方式，在红色战士中进行了战争的有力鼓动，常常可以听着红色战士在那学唱……‘我们的位置在那边罗列，吾没错！站在战线最前线，嘿当真！’”这里记载的是以演唱歌谣的形式，对战士进行引导与激励。第二，户外展示。1929年1月，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时，沿途张贴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布告》就是其中的一例。其开头几句为：“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此番计划，分兵前进。”这个用四言体文句写成的布告，既将红军的宗旨表述得通俗易懂，又便于沿途百姓进行二次传播。
在中央苏区，戏剧与歌谣、报刊、标语、漫画一样，是作为红色文化的一种传播载体而存在的。只是戏剧传播在呈现方式上，因为有演员扮演与情境虚拟等因素，编创的空间相对更大。当时活跃在苏区的戏剧，有话剧、歌剧，还有地方戏曲、京剧唱词、莲花闹、小调等传统形态。它们内容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表现的是全新的先进理念与革命道理。在传播手段上不受任何先设观念的拘囿，追求淋漓酣畅的表达效果。比如套用传统京剧《空城计》的唱腔，编创出反映1928年8月红军留守井冈山的部队取得黄洋界保卫战大捷的新剧《毛泽东空山计》，风靡一时。这种贴近现实又别出心裁的表现手段，把亲和感与新奇感一同带给了苏区观众，是一种难得的观赏体验。
苏区戏剧传播具有明显的自身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粘连性。一般的戏剧大多会精心营造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离的艺术境界，而中央苏区的戏剧由于其秉持强烈的现实观照取向，因而并未把建构一个纯粹的艺术境界作为追求目标，其内蕴境界大多是与现实情境联系在一起的。1933年春节期间，红一军团战士剧社在黎川三都镇演出了四幕话剧《庐山雪》，编剧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导演是罗瑞卿。角色安排采用的是兵演兵、将演将的独特形式。该剧以想象的方式表现了红军将士击退国民党军队发起的第四次“围剿”，并且攻陷南昌城，其所承载的现实功能显而易见。第二，对象性。苏区戏剧与其他宣传性作品一样，具有清晰的目标定位。它们大多是针对特定受众编创与演出，是面向前线的红军将士，还是苏区的农民、工人或者妇女，往往从戏剧的题目中就能判断。第三，流动性。苏区的戏剧也会在常规剧场中表演，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根据需要，送戏到前沿阵地、农村阡陌、城镇街巷。以现实情境为演出场所，淡化舞台与非舞台的界限，也是意在充分调动戏剧现实的宣传与鼓动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作为一份蕴含着苏区精神的宝贵红色资源，曾引领与激励广大工农群众、红军将士以饱满的精神与昂扬的斗志，走上了红色根据地开创与建设的革命之路。如今，如何充分用好红色资源，发挥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中的特殊效能，是我们应该思考与研究的新课题。
（作者：陈信凌，系南昌大学人文学部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