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7月5日A2版,系2019年贵州省国学单列重大课题“经子关系研究” （19GZGX0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黄燕强，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文章从三个维度来探讨了经子关系命题。其一，说明“经”与“子”的原初意涵及其相互关系，以确定讨论的知识对象和问题论域。其二，经子关系的首要问题是考察六经与诸子的交往互动，这是关涉中国哲学思想溯源的根本性问题。其三，经子关系命题的探究还要着重考察经学与子学之间的交往互动。
“哲学”和哲学学科是西方的舶来品，在四部之学向七科学制转型的过程中，当人们回归传统思想而提炼哲学的素材或“找哲学”时，通常诉诸传统的经部和子部之学，冯友兰用“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框架，就是典型的例证。由此，经子之学的互动与融通构成了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而传统的现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就关乎如何使这两种思想范型重新勃发生机。故从现代学术视野来考察经与子、经学与子学的交往，以及具有哲学意味的经子关系，可以审察传统学术的内在发展理路及其所蕴含的现代性价值与意义。
经子关系命题着重探讨的是经子之间的交往行动、交往形式和交往结构。通观六经与诸子及经学与子学在语言、概念、精神等层面的互渗和融通，推论经子之间的同质性或相异之处，可以借此反思那种排他性的道统观及相对开放的学统论。同时，根据学术史的客观进程，揭示经子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性，由经学与子学相互吸纳、渗透的事实，修正那种“尊经抑子”或“经子对立”的思维，形成“经子一体”的理念，并在古今中西的相互格义与接合中，启发人们致思如何会通经子之学，为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写作提供一种整合经学与子学的视域，从而在论证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性时，凸显其民族性特征及其世界性意义。我们将从三个维度来探讨经子关系命题。
其一，说明“经”与“子”的原初意涵及其相互关系，以确定讨论的知识对象和问题论域。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学问（知识）体系“以治道为中心”而类分经、史、子、集四部，但无论从学问的内容和性质看，还是从学问的来源和形式（文本体裁）说，四部之学都不是相对而不相关的，而是相类而相通的。一方面，这种相通性或同质性意味着知识的分类和排序可能是变动的，变动的情况不仅发生在某一部类之中，也可能发生于不同部类之间。另一方面，受四部分类的制约，每一部类所含括的典籍和知识可能是纯杂参差的。经部相对地较为纯粹，包括儒家的经书和解经类著述。然子部在《隋书·经籍志》以后成了章学诚所云“驱龙蛇而放之菹”的知识门类，除了明道或探究义理的子书外，诸如类书、相书、占侯、谱录、医家等皆参杂其中，有违刘勰所谓“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的定义。
我们将以“正名”的方式确定研究对象。就“经”而言，传统经学非常注重分别经传，刘勰说：“常道曰经，述经曰传”。“经”是“真理本身”（the Truth），是对宇宙道体的一种普遍的、确定的、形而上的终极陈述，而“传记”是“一个真理”（a truth），是终极陈述的一个解释性范例，或其内在逻辑的必然推演。传记可与六经相表里，但不可与六经相等齐。故从“经”与“常道”的一体性说，“经”唯指六经，“传记”是经学，后世升格解经类传记和儒家类子书为“经”，乃如章学诚所云“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故章学诚、龚自珍主张分别经传而为六经正名，将“十三经”中除六经之外的典籍还原为解经类传记或儒家类子书。就“子”而论，我们从三个维度来界定：一者，诸子是“入道见志之书”，是探究义理或哲学思想的典籍；二者，诸子学的范围应含括“今古诸子”，但亦如章太炎所说：“诸子学不限于周秦，然必以周秦为主”；三者，诸子学的范围既以周秦诸子为中心，还包括后世诠解周秦诸子学的典籍和思想。如此，经子关系命题主要围绕六经与周秦诸子，及诠释六经的经学与周秦诸子学而展开，探讨它们之间如何发生交往，并建立了何种关系结构；它们的交往互动又在何种程度上规范了对方的性质，且在何种意义上塑造了国人对宇宙自然、天道性命、伦常纲纪、社会秩序的认识，从而奠定了华夏的民族性和民族历史。
其二，经子关系的首要问题是考察六经与诸子的交往互动，这是关涉中国哲学思想溯源的根本性问题。
六经究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源，抑或只是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示，不过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发生的背景性知识？中国轴心时代的“哲学的突破”是要追溯至孔子与六经，还是道术已为天下裂的诸子百家？诸子的道术是否源自六经，二者有无源流关系，其知识的性质是否一致？如果说六经文本自身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并非完全出自周公或孔子，那么，在六经的成书过程中，那些后出的文献是否采纳了诸子之学，彼此间的互动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对方的性质和宗旨？这种交往互动是以什么形式展开的，在精神和语言上的表现如何，又形成了怎样的关系结构？而且，在先秦思想史中，六经与诸子的真实关系可能如此，而在西汉以后的“经学时代”，有关两者之关系的界定又可能如彼，因崇尚六经的经学家和推尊诸子的子学家均可能根据自我的思想立场来建构和评论经子关系,并以自我认同的思想形态来贞定对方的知识性质，从而形成各思想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
此外，儒家经书系统是变化的，从“六经”扩展为“十三经”是升格解经类传记和儒家类子书为“经”的结果。其他诸子典籍也可能受到尊崇而被升格为“经”，如《老子》《庄子》《列子》等，这同样是“改子为经”。新经书与六经的关系如何，融贯了子书和子学的新经学又怎样影响人们对六经义理的诠释，凡此种种问题，说明经子关系的演变是一个动态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的研究既要注重思想内在理路的探寻，也要具备历史主义的视界。申言之，当我们从“长时段”的视域通观传统思想史时，不仅要关注历史时间的演进，更重要的是在时间之矢的流向中透析经子之间的互动，以及思想结构的稳定性又在何种程度上规定和制约着历史秩序。
其三，经子关系命题的探究还要着重考察经学与子学之间的交往互动。
首先需要对概念进行辨析。何谓经学？何谓子学？如果从知识分类言，经学是诠释儒家经书的学问，子学指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后世诠解子书的学问，两者的分殊似乎非常明显。然而，如果从知识性质看，无论经学或子学均为“道器合一”之学，一方面是探究形而上之道，即如古人所谓“义理”，或如今人所谓“哲学”；另一方面是博明形而下之器，乃如古人所谓典章文物，或如今人所谓科学技术。况且，如果《汉书·艺文志》的“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说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那么，经学与子学的分殊大概如熊十力所言，一者是宗经申义，一者是依经独造，两者的取径有别，但其本源相同，其宗旨亦殊途同归。经学独尊的时代，在正统经学家的卫道话语中，通常把经学与子学描述成对立的关系。然而，“对立”不过是表象，经学与子学往往在表面的对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互动与融通，彼此因在精神和语言层面的相互采纳，而获致创新性发展的思想资源，逐渐融合为精神相通、语言互用的经子一体之学。如汉代经学博采道、墨、名、法、阴阳诸家，宋明道学吸收佛道思想，清代汉学援引子学以证经、释经，这是我们所熟知的思想史上的真实情形。
由此可见，经学与子学通过精神、语言等方面的交往互动而成就彼此，并塑造着对方关于宇宙自然、天道性命、伦常纲纪、社会秩序的认识。也就是说，经学或子学的形态、内涵和性质等，并不完全是由其自身所规定的，而是经历了长时段的思想进程，受对方的交互作用才得以成其所然的。因此，用“经学时代”称谓汉代至晚清的思想史，这种全称式的断语是一种化约论，可能将思想史引致虚无化的叙述和论证，因而忽视了子学在汉代以后的赓续和革新，也忽略了经学是在子学的交互影响下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如此则未能透析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即经学与子学的交往互动。所以，经学与子学之间的类似主体间性的关系，促使我们打消传统的正统与异端相对立的观念，强调经学与子学皆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体”，以平等的眼光来对待经子之学及其在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