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继承自然辩证法研究传统，中国技术哲学界一直十分重视国外技术哲学思想的引进、消化和吸收。20世纪80年代后，技术哲学在西方出现“经验转向”的趋势，受到中国学人的广泛关注。“经验转向”之后，国际技术哲学研究日益集中于技术的价值、政治和社会三个维度，呈现出“走向行动”的新趋势，尝试在经验描述或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对治理技术问题和控制新技术发展的实践活动有所裨益。总的来说，“走向行动”符合马克思“改造世界”的根本哲学主张，中国学人可以加以借鉴，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利用好传统思想资源，推动中国技术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技术哲学的新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前，技术哲学研究主要立足于现象学、存在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等人文主义传统，被称为“经典技术哲学”。它往往将技术作为整体进行考察，悲观地认为现代技术具有自主性的力量，异化整个人类与社会的存在状态。80年代之后，技术哲学出现“经验转向”，一改经典技术哲学中的悲观主义、决定论倾向，试图“打开技术黑箱”，详细地描述技术实践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技术的设计和使用。具体而言，“经验转向”又可分为工程导向和社会导向。前者以皮特（Joseph Pitt）、克勒斯（Peter Kroes）和梅杰斯（Anthony Meijers）等人为代表，主张技术哲学应当从工程学角度描述、分析人工物的具体设计和使用。美国技术哲学家伊德（Don Ihde）则是后者的代表，他提出了后现象学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不同技术如何以不同方式在人与环境间起到调节作用。最近十年来，技术哲学的方法、目的和旨趣又有所变化，其中主要是在技术的价值、政治与社会三个维度上取得了新进展。
在价值维度方面，技术哲学近年来开启新的“价值论转向”。在设计、开发、使用过程中，技术均被嵌入多种价值，如技术价值、经济价值、健康安全可持续价值等，可见技术实践负载着价值。若从经验描述的方法入手，价值论转向意味着描述性地研究技术中所嵌入的价值，以及它们在技术的生产过程与服务流程中起到的作用。就此意义而言，它是经验转向深入到技术的价值负载性层面的直接结果。然而，如果仅仅对技术中所嵌入的各种价值进行描述性研究，技术哲学就无法影响到技术在社会中的设计、发展与应用，只能在技术落地后对其进行事后反思，因此受到许多技术哲学家的批评。在批评者看来，技术哲学的价值论必须要超越描述层面，采取规范性立场。规范性的价值论转向以描述性的价值论转向为基础，首先要洞察价值在技术中的实际作用，然后对此进行批判性评估，提出干预技术发展过程的规范性措施，积极参与社会讨论。规范性的价值论转向，还意味着技术哲学家需要认真反思技术实践中出现的具体伦理问题，并指出在技术的研发、实施过程中所应关注的价值观和规范。
技术哲学的政治维度，主要关注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承认技术的政治性，拒绝技术的中立性。技术哲学家温纳有一个著名的“摩西低桥”的例子：设计师摩西故意将高架桥设计得非常低矮，以此妨碍贫苦黑人乘坐公交车抵达桥梁另一侧的沙滩，通过技术人工物嵌入种族歧视的政治观点。此外，许多技术哲学家指出，技术与政治存在互构关系。经典技术哲学常对技术体系所体现的知识与权力关系加以批判，如马克思批判技术帮助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并异化工人阶级，哈贝马斯认为技术使晚期资本主义中本不合理的交往制度合理化。在经验转向之后，技术哲学家更加关注技术与政治的伴生性特征，如芬伯格提出了“技术代码”理论，将技术设计视为政治协商的结果，人们可以通过政治参与活动，为技术赋予开发和使用的不同可能性。类似进路为技术的民主化提供了可能。如果技术与政治实际上是互构的，那么技术就不再是统治阶级用以加强现有统治的工具，也不再是海德格尔所谓避无可避的“天命”，而是为社会中的个体也提供了表达自身诉求的机会。支持技术的民主化是近年来技术哲学在政治维度研究的最终旨归。
技术哲学的社会维度认为，技术哲学应当直接参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与参与技术实践的各种社会行动者合作，包括技术的开发者、监管者和使用者，总结出更好的技术政策和技术哲学理论，并影响他们的行为。为此，技术哲学界已经提出价值敏感设计（VSD）、道德影响评估（EIA）、负责任创新（RRI）、嵌入式伦理研究等多种方法。VSD要求工程师在技术的设计阶段就应识别相关价值，将其转化为设计需求和设计特征，将善的价值从一开始便包含在设计中。EIA要求评估技术项目所可能导致的道德问题，并在发现问题后采取缓解措施。RRI认为应该用社会伦理塑造科技创新活动，及时评估科技创新的成果和中间产物所带来的社会伦理意义。嵌入式伦理研究主张让技术伦理学家参与到技术项目中，与工程师互动学习，对研究和正在开发的新技术进行伦理分析，帮助研究人员意识到并及时处理其中的伦理问题。除了提出方法原则，技术哲学家还可以帮助明确新技术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危害的责任分配，例如在无人驾驶汽车造成交通事故后，明确制造商、工程师、车主等各利益相关者应负的责任，以此作为法律和其他政策的基础。
“走向行动”的新趋势
从上述技术哲学的新进展来看，当代技术哲学已经不局限于抽象的理论反思，而愈发重视技术哲学理论与技术实践的相互促进，可以概括为“走向行动”的新趋势。经典技术哲学将技术视为整体现象，其研究局限于技术活动的思辨性反思，不约而同得出悲观结论。而经验转向重视具体的技术实践，集中对技术的操作实践进行描述研究，这开启了技术哲学“走向行动”的新篇章。但是，许多哲学家批评到，经验转向仍未能产生足够大的社会影响，结果无非是进一步丰富了哲学理论，对现实生活缺乏指导意义。因而自经验转向以来，技术哲学家试图进一步在价值、政治、社会三个维度努力让技术哲学“走向行动”。“经验转向”深入到技术的价值负载性层面，并且探讨对技术价值采取规范性立场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又意味着，技术并非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纯粹工具，也不是让人无能为力的自主性力量，而是存在着多种设计的取向或空间。民众可以通过政治参与活动对技术进行干预或修正，表达自身政治诉求。技术哲学的社会维度研究则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提出以技术哲学来影响技术的开发、监管和使用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有许多已在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如贯穿欧盟科研创新项目“地平线欧洲”的全局性理念就是“负责任创新”，可见技术哲学家的工作对技术实践不无裨益。价值、政治、社会三个维度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共同成为技术哲学“走向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总之，当代技术哲学研究取向多元化，不仅不断有新的哲学理论被提出，也重视理论的实践应用，目标都是指导和改变相关行动者的实践，控制技术朝向有益于社会的方向前进。
自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步的步伐已经被技术进步的速度远远甩在身后。面对技术新进展导致的社会冲击，现代人往往不知所措。近年来，技术哲学有成为“第一哲学”的趋势，各个哲学二级学科都在使用自己领域的思想资源，介入对于高新技术的反思，这体现出如今技术时代对技术进行反思的迫切性。但是，经典技术哲学的结论往往是技术悲观主义的，甚至要拒绝现代技术带来的一切便利，所以难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马尔库塞的“大拒绝”、海德格尔的“思乡病”就是典型代表。高新技术已经深入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有其阴暗面，但确实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既是“毒药”，也是“解药”。“走向行动”的技术哲学试图破除技术哲学的悲观主义魔咒，着力解决高新技术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努力控制新技术发展。当代技术哲学通过研究技术的价值负载性、技术民主的可能性、合理科技政策的可行性来指导技术实践，为发挥技术的积极面、抑制其阴暗面建言献策，不仅发展技术哲学理论，还在社会层面增加技术哲学的影响力。
当代技术哲学“走向行动”，其中之一是努力从技术伦理的维度来治理技术实践。从过于抽象化、哲学化和“本质论”的层面评判技术，经典技术哲学忽视对具体技术的考察辨析，得出的结论难免隔靴搔痒、有失偏颇。“走向行动”的技术哲学放弃这种抽象的考察方法，着重探讨具体技术的应用场景，尤其涉及对高新技术的伦理学研究。“走向行动”的技术哲学与具体技术实践、工程实践紧密结合，与技术人员、工程师协同攻关，希望理论研究成果能对真实的技术实践有所帮助。此时，技术伦理学已不限于工程师伦理学，不仅讨论工程师职业特点、职业道德，还试图在哲学反思与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合理的技术评价与技术决策的规范系统，帮助工程师、政府、民众各方做出符合伦理学评价的决策。
目前，“走向行动”的技术哲学对技术实践与科技政策有一定贡献，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卡尔·米切姆就批评道，当前的技术哲学沉溺于解决可管理的小问题，而忽视了从整体上追问技术这一大问题。科技进步不仅创造出了具体的成果，也启发人们去构想未来的无限可能。不过，这些想象往往走向乐观的乌托邦与悲观的敌托邦两个极端。许多高新技术的研究，要么仍然只是处于想象阶段（如通用人工智能），要么会在实施之后带来巨大的伦理争议（如基因编辑婴儿）。因为无法获得这些技术的具体伦理规范，所以事后的伦理反思不但不可能，也不可取。因此，米切姆认为，必须对人、技术与自然之关系进行更为根本的反思。
技术哲学的反思性与行动性并非对立关系，而是遵循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规律螺旋前进的。所以，对技术的根本追问并不是要走经典技术哲学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对价值取向与人类自我定位的再思考，努力控制技术的创造与应用，确保人类的技术实践活动能够真正带来好的生活。
构建中国特色的“行动哲学”
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根植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突出技术哲学的行动性是应有之义。马克思曾说：“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经典技术哲学以理性思辨方式解释了人—技术—世界之关系，然而却缺乏改造世界的根本立场，不能助力技术与生活实践的进步。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就体现在他的劳动实践中。而在当今社会，劳动实践必须以技术为中介来完成。科技创新推动科学变革，也同样推动着社会的大变革。技术实践深刻改变着社会生活，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并提出关于正义、美德的新的伦理讨论。哲学的解释活动不会一劳永逸地完成，它需要随着技术的改进而改进。这就迫使哲学家从书斋中走出来，重视技术哲学的行动性。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国学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消化吸收西方技术哲学的思想资源，结合中国国情，利用本土思想资源，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行动哲学”。
近年来，中国古代技术哲学思想愈发受到重视，中外技术哲学思想比较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中国古代不仅拥有众多先进的技术发明以及发达的技术体系，而且时刻注意着技术实践所造成的社会、自然、伦理等方面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技术设计中的“藏礼于器”思想，主张在设计与制造器物之初，将礼制所规定的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尊卑等伦理规范嵌入器物之内，来实现教化功能。还有自春秋时期起就已被普遍采用的“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工匠在制造兵器、城墙砖等技术物时将自己的名字也刻在上面，以备将来的质量监管，提高工匠的责任意识。这些方法都是在技术人工物的设计与制造阶段进行伦理干预，与“走向行动”的技术哲学不谋而合。因此，中国传统技术哲学思想可以融入“走向行动”立场之中，中国技术哲学界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反思推动相关技术实践。
一般认为，马克思和卡普在19世纪创立了技术哲学，当时正值工业技术力量初露峥嵘之时。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正是基于19世纪大机器生产的时代特征，马克思提出关于技术异化的理论。如今的技术哲学也必须把握好时代脉搏。当今时代与其说是“科学时代”，不如说是“技术时代”，因为科学与技术的优先性关系已经发生了实际的翻转，从科学优先变为技术优先。以往技术总是被看作科学的应用，而如今某一科学分支之所以被重视，更多是因为它能够促进技术目标的实现，能以经济效益回报政府、社会、企业与民众。当前受技术哲学关注的许多高新科技，如人工智能、物联网、纳米材料，都属于“技术化科学”。技术化科学的目标不是解释自然存在的事物或现象，而是要创造世间原本不存在的新型人工物，并在这一过程中同步揭示它的结构与机制，从而获得新的科学知识。因此从本质上讲，技术化科学研究是一种为技术创新活动探明路径、扫清障碍的活动。技术化科学要按照实际研究情况打通各个学科壁垒，还要考虑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与经济性，尽量避免技术创新活动造成意料之外的技术伦理问题。因而技术哲学必须研究技术化科学问题，技术化科学也为技术哲学“走向行动”提供了广阔空间。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关键阶段，在高新技术发展与应用的不少领域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但由于高新技术大多刚刚投入或尚未投入生产与应用，尚未形成固定的发展模式，可能导致的技术风险也不确定。近年来，新兴技术所导致的伦理问题层出不穷，引发社会热烈讨论。对高新技术的伦理治理仍然存在着治理原则不统一、治理意识不强、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都需要“走向行动”的技术哲学进一步加以研究。总之，中国的“走向行动”技术哲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形而上学层面，而应加强技术哲学界与工程师团体的对话交流，参与解决技术实践中面临的具体哲学与伦理问题，走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发展之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技术治理理论问题研究”（21&ZD06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