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对“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总体性规划。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断，为推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解释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需要。在现实中，部分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用西方的知识体系解释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两大奇迹”。西方人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二十几年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用西方的经济学或者知识体系解释不了这种增长，某些西方人对西方的知识体系深信不疑，认为西方的知识体系不会出问题，出了问题的只能是中国的现实，因此，他们不断炮制“中国崩溃论”。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1998、2001年前后、2008年前后、2015年等等，此种言论不绝于耳，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实，也让西方社会轮番出现的“中国崩溃论”一再落空。可见，西方的知识体系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和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而用我们自主的知识体系，科学解释和说明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奇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需要。百年变局和全球疫情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从国际格局来看，中国崛起是一大变量，既是自变量也是因变量，“东升西降”是趋势，国际格局发展态势对我国有利。从国内来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标定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就要构建“强起来”的话语体系。面对世界之问、时代之问，西方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存在失语或“无语”的状况；面对中国之问、人民之问，也亟待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只有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
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知识体系垄断，解构西方“话语中心主义”的需要。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按照现代的语言看是一种分类学的方法，最早是“六艺”，后来衍化成了“经史子集”，不是分科，而是分类，这个分类本身还保持了它的整体性。而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分科，西方历来就有分科的传统。例如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把它的知识体系分成“哲学、物理学、神学、诗学”等等，在这样的基础上，近代以来建立了严格的分科制度，就是我们现在分布在中国各个高校里面的这种学科，越分越细。[1]由于中西方知识体系不同，因此，到了近代，当中国开始接受西方知识体系的时候，就带来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经有一场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争论，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即“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能否以西方哲学的方法和范式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问题。当人们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或者不承认“中国哲学”，认为中国顶多只有“思想”的时候，可以说这些学者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中心论、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从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现有知识体系主体性的内容来源于西方。因此，不打破西方知识体系的垄断，我们就不能够自主地设置议题，摆脱不了西方“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郑永年语）的困境。
如何才能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基于此，就要融通三大资源，“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首要的原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彻始终。就此而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也是中国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体系的本质区别。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正确处理好与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关系。中国古代知识体系来源于对中国古人的实践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反应，形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具体实践过程，其精华就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具体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事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滋养了中华民族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道德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此外，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因此，在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实现中国古代知识体系向现代知识体系转化的重要方式。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正确处理好与现有的西方知识体系的关系。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世界文明多种多样，对人类现代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欧洲文明。现有的西方知识体系建立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和哲学革命等基础上，其核心构成了西方“现代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现代范式仍出现于社会，其开始或许是15世纪，它强有力地延续到19世纪末，其建构围绕机械论的隐喻、决定论逻辑、批判理性、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理想、对普遍真理与价值的追求、建构统一的和综合的知识模式之企图、还有对进步与指向一种人类解放状态的历史运动之乐观主义信念。通过一系列的革命——地理的（殖民主义）、知识的（文艺复兴、现代科学与启蒙运动）、经济的（资本主义）、政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技术的（工业革命）与艺术的（现代主义）——牛顿、康德及马克思的世界从根本上不同于但丁、阿奎那与奥古斯丁的前现代世界。”[2]这些就形成了今天流行于全世界的以西方现代性为基础和本质的（西方的）哲学理论、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法学理论、历史学理论、文学理论等等。所以我们现在的知识体系，大都是奠定在西方现代化基础上的。这种基于西方现代性而形成的知识体系，是以西方实践和西方文明为基础的，面对的是西方境况，解决的是西方问题，处理的是西方事务，因此必然具有局限性。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时，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正确处理好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关系。这种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用中国哲学的范畴来分析，中国知识体系是‘体’，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则是‘用’。体立则用明，无其体则无其用。无无用之体，无其用则体亦弗显。”[3]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其基础和前提。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强调的是中国人的知识世界中最重要的部分或核心，是一种成体系的中国知识。没有这种自主的知识体系，就很难推动构建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是简单延续中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模板，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知识体系的再版，也不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知识体系的翻版，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知识体系的理论创新与发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性本质的表达和揭示，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阐释，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表征，这必然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继承和超越，也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批判继承和超越。
参考文献：
[1] 参见王立胜：《中国知识体系，现代化多源性中的中国实践和理论》，文汇网，http://www.whb.cn/zhuzhan/jtxw/20220329/457545.html，2022年3月29日
[2] 参见[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2002年版，第20页
[3] 参见高瑞泉：《构建中国知识体系是一项重要历史任务》，《光明日报》，2020年7月31日，第11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建构路径研究”（20AZD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