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翻译成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外文局成立70周年强调，要更好向世界介绍新时代的中国，更好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读懂中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为翻译界指明了立业方向。面广量大的翻译实践需要理论的支持，翻译研究成为学人试笔研习的领域，发展和完善中国的译学研究体系，仍是重要的理论追求之一。
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须借鉴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来研究翻译问题。跨学科研究能有效拓展学术空间，跨学科翻译研究强调学科间的融合、互动与合作，具有开创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新世纪以降，翻译的跨学科研究步伐加快，形形色色的“翻译学”和译学新论接踵而至，知识生产蒸蒸日上。但翻译学科的影响力仍有待扩大，不能仅仅局限在专业圈子内说文论道，有必要对跨学科翻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做一番探讨。
不同名目的“翻译学”兴起
当前，跨学科翻译研究的广度已明显延伸。冠以“××翻译学”或“翻译××学”之类的“交叉学科”有61种之多，涉及的学科有哲学、美学、阐释学、伦理学、社会学、生态学、地理学、传播学、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思维学、安全学、文学、文化学、符号学、认知科学、交际学等二三十种。上述任何学科与翻译学交叉，即可构成一门新的“翻译学”，如哲学与翻译学交叉构成翻译哲学，安全学与翻译学交叉构成翻译安全学，社会学与翻译学交叉构成社会翻译学或翻译社会学等，但只是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就卷帙浩繁的翻译论文而言，涉及的学科更是五花八门，除以上学科外，还有人类学、宗教学、叙事学、计量学、媒介学、风俗学、信息论、控制论、模糊理论、博弈论、东方学、数字人文、游戏学、认知神经科学、生物符号学、计算机科学与计算语言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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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如此广泛交叉，研究效果如何？黄忠廉、王小曼认为，跨学科研究当下多处于概念借用研究的阶段，也就是说跨学科翻译研究仍处于概念借鉴研究的表层，尚未通过深入剖析各学科内部的关联性而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学科交叉广度和深度的问题，笔者的调查印证了这一结论。
以61种不同名目的“××翻译学”或“翻译××学”为关键词，在知网上查询历年来各自发文的累计数，以说明学人对其关注程度和研究状况。截至2021年底，名列前茅的有生态翻译学（2868篇）、翻译美学（1194篇）、社会翻译学（也称翻译社会学，二者合计为226篇）、语料库翻译学（183篇）和翻译诗学（163篇）等五种。生态翻译学和翻译美学发文数最多，在具有共同属性的成员中“鹤立鸡群”。根据原型范畴理论，61种“翻译学”属于相同范畴，具有“家族相似性”。范畴成员有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之分，具有更多共同属性（成员之间有互相重叠的属性）的成员是中心成员。经时间的检验，在61种“翻译学”中，生态翻译学、翻译美学、社会翻译学（翻译社会学）、语料库翻译学、翻译诗学等属于中心成员，具有共同属性，并受到译界的普遍关注。细品起来，这几种“翻译学”确实代表着跨学科翻译研究的不同有效途径。
自创、传承、引进和本土化
生态翻译学是跨学科研究成功的一例，其翻译理论常与跨学科联系在一起。生态翻译学最初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探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选择与适应行为的相互关系、基本特征和规律。以2001年胡庚申在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的论文《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为发轫，后以新生态主义为理论主导，以生态翻译的喻指和实指为研究取向，以揭示翻译文本和翻译活动中的生态理性与生态意义为学术要务，旨在以生态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领并观照翻译行为与研究，是一种从新生态主义理论视角描述翻译的研究范式。生态翻译学是当前我国翻译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说，并不断成熟。其最初借用适者生存的理论来解释、催生翻译学的知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建构可以进行自我解释的知识形态，后又从新生态主义中汲取理论要素，生成可以自我言说的话语结构，逐步形成以生态学和翻译学交叉学科研究为特征的观念架构。但许多跨学科翻译研究只是概念的简单“搬迁”，收效甚微。
翻译美学是翻译学与美学的交叉学科，是传承我国经典美学思想的范例。1986年刘宓庆提出翻译美学的基本理论构想，即运用美学基本原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和审美关系，是对翻译活动中审美体验一般规律的研究，对审美再现手段及翻译美的标准的探讨。在此基础上，1995年刘宓庆所著的《翻译美学导论》传承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明确了翻译美学的感知、想象、理解、再现等四级审美体系，强调翻译审美再现的内容、手段和程序，提出翻译审美移情论，是中国真正意义上比较全面系统的翻译美学思想研究成果。该书全面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在充分认识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审美主体（译者）的基本属性基础上，剖析客体的审美构成和主体的翻译能动作用，明确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提供翻译中审美再现的类型和手段，以指导翻译实践。刘宓庆认为，如果说美学在西方译论史上有着影响至深的推动作用，那么中国译论与美学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和持久了。中国传统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
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努力汲取中国传统哲学与文论要旨，应用《易经》思想、和合思想、“道器论”等，结合中国传统译论，重构翻译学阐释体系和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产生了“和合翻译学”“共生翻译学”“文章翻译学”“大易翻译学”“易译学”等新论。遗憾的是，古为今用、借古论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上学说至今尚未被译界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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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翻译学是“引进+本土化”的范例。与生态翻译学和翻译美学的路径不同，语料库翻译学走先“引进”，再消化、应用、发展的本土化道路。贝克（Mona Baker）开辟了以语料库为基础的翻译研究途径，早在1993年即著有《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意义与应用》，并着手主持建立英语翻译语料库。王克非借鉴语料库语言学的理念，率先倡导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采用语内比较和语际对比的实证方法，发现和阐释翻译的普遍特征。王克非在国内最先提出语料库翻译学的概念：“语料库翻译学在研究手法上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以概率和统计为手段，以双语真实语料为对象，对翻译进行历时或共时的研究，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该定义清晰阐述了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注重从语言学、翻译学理论的视角观察、分析、描写翻译本质、翻译过程以及翻译现象，凸显了语料库翻译学跨学科的属性。
当前，中国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在语料库规模、研制技术、加工深度和历时复合等方面不断创新，处于国际研究的前沿。国内许多单位甚至个人都建有用途不同、规模不一、制式各异的语料库。比如，中国外文局等单位根据文化“走出去”的需要，主持建设了“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和“‘中国关键词’多语种对外信息传播平台”等具备一定规模、可供翻译研究和查询的语料库。
社会翻译学（翻译社会学）是又一个“引进+本土化”的范例。其最早由霍尔姆斯（James S．Holmes）在《翻译的名与实》一文中提出，但并未引起关注。直到21世纪前后，从社会学角度关注翻译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译学界召开专题国际会议、出版文集，借用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符号生产、场域、资本、符号商品、惯习和幻象等概念，旨在把翻译行为置于宏大社会语境中进行研究，探析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各翻译中介之间的关系、角色及相互影响等；把翻译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间的转换问题；把翻译置于更大的领域来考察，强调社会体系对翻译的制约作用，突出翻译与社会、权力、话语的相互作用，形成翻译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借鉴社会学的主流思想和方法，翻译社会学已成为国内外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路径，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数据显示，“企业翻译学”“军事翻译学”“图解翻译学”“翻译思维学”“翻译语义学”“翻译教育学”“翻译经济学”等已问世多年，却少人问津，有的“翻译学”关键词数据甚至为零，有的“翻译学”只见相关论文一两篇。另外，“国家翻译学”“知识翻译学”“生态口译学”等在2021年创建，数据暂时空缺，其能否在今后的翻译研究中落地生根尚未可知。
我们不是唯数据论者，不能只看数据，而不顾学科的性质和类型。生态翻译学、翻译美学、语料库翻译学、翻译社会学都以翻译实践为研究客体，把翻译置于不同语境中，并采用其他学科原理或现代化的手段进行考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分支学科触及翻译的本质，疏通了翻译的机理，也回答了翻译实践提出的问题，因而学习和研究者众多。而“元翻译学”（或称“玄翻译学”）、“理论翻译学”“翻译哲学”等少数分支是脱离翻译实践的形而上的研究，学理深邃且属小众科目，关注研究的人相对较少，产出的论文自然也少。
正确认识跨学科翻译研究
广度和深度是衡量事物的两个维度。对翻译研究来说，“广度”要求理论能覆盖翻译所及的各类现象，“深度”要求直抵翻译的本质。翻译作为一项复杂多元的社会活动，涉及作者、原文、译者、译文、读者、赞助人、编辑、出版商等。翻译和翻译现象本身具有多元性、复杂性和普遍性特征，因此，翻译研究是需要“广度”的。翻译研究又是一项学术活动。学术是系统专门的学问，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单一的理论不能有效论证翻译动机、翻译思维、翻译过程、译文接受以及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下影响翻译的各种现象，除了事实论证外，还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模式与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加以论证。这就涉及论证或研究的深度问题。在跨学科研究中，不是借鉴其他学科几个术语、贴几张标签就是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
当前，翻译研究有广度而无深度。翻译研究边界过度扩张，研究目标对象有“去中心化”的趋势。对关联学科的借鉴越来越多、视角增加，研究者也纷纷开始建构自我解释的知识形态。学者们在时代大潮中不断寻找新的突破，探索新的存在形式，呈现新的知识形态，形形色色的“翻译学”不断涌现，把翻译研究带向各自的领域。于是，知识生长呈现一个个分散的孤岛，看似星罗棋布，实则互不相干。除了早已成熟的语言学与翻译学的深度融合之外，就是生态翻译学、翻译美学、语料库翻译学、翻译社会学这些需要引证和探讨的知识体系了。
翻译的跨学科研究既有客观需要，也需主观能动。“学”原指某一门类系统的知识，如物理学、化学、哲学、生物学等。随着知识分工越来越细，自成系统的主张、理论亦称为“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二级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都可称为“学”。于是，翻译学科漫无边际地衍生出各种“学”来。而事实证明，只有为数不多的“××翻译学”或“翻译××学”对翻译学科建设有所裨益。
我国译学的跨学科研究大致有三种模式：其一，“自上而下”，即从哲学高度考察翻译现象，直抵翻译本质和翻译价值，廓清对翻译的根本认识，以中国传统哲学、伦理、美学思想为其理论特点。翻译美学、翻译哲学、伦理翻译学、阐释翻译学等属此模式。其二，“自下而上”，即总结归纳翻译实践经验，加以概念化和范畴化，从实际经验中提炼、升华理论，如语言翻译学、口译学等。此模式产生的理论经常不被称为“学”，如黄忠廉的“变译理论”、许渊冲的“三美论”、方梦之的“应用翻译研究”等。其三，“借鸡生蛋”，即借鉴相关学科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创立新的交叉学科。这种模式为近一二十年所常见，如借经济学而生翻译经济学，借地理学而生翻译地理学等。学人们过往惯用“自上而下”模式，其特点是译论呈碎片化，集腋成裘。他们靠感悟、凭实学，旁搜远绍，校短量长，前赴后继，译论的精粹代代相传，自成一统。如罗新璋总结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成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翻译理论按功能和源头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理论关注翻译的普遍和根本问题，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主要是方法论、价值观、认识论和翻译思想层面上的；中观理论受宏观理论的支配和调节，是宏观理论向微观理论过渡的理论；微观理论则来自实践，受中观理论的制约和调节，用于翻译操作。有跨学科研究者好在宏观理论上大张声势，而对微观技巧不屑一顾，对中观策略也缺乏系统研究。翻译策略（此术语20世纪末引进，之前统称为“翻译方法”）的研究属于中观研究，目的是架设宏观理论通向翻译实践的桥梁。国外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都有相应的翻译策略。20余年来，“翻译策略”逐渐成为我国翻译研究关键词中的第一高频词。国外策略理论如归化异化、显化隐化、改写等，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中国的翻译现象。我国不少翻译方法源于自下而上的推演、归纳和综合以及经验的概念化和范畴化，这历来是学人们研究翻译的主项和强项。如古代译论中的“五不翻”“厥中”“会通”，近代译论中的“以顿代步”“达旨”“兼顾两面”等。但这些翻译方法对一些标举跨学科旗帜的研究者并不十分灵验，究其原因，或是论者疏于实践而无翻译的感悟和灵性，或是缺乏系统的科研素养，或对传统译论一片茫然。中国当代译论并不是没有创造，只是与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落差较大。
翻译研究者多有语言学或外国文学背景，但融通其他学科也并非易事。现在有一些不太懂（或根本不懂）其他学科的人，自诩为在做跨学科研究，实际上只是蹭跨学科翻译研究的热度而已。翻译的跨学科研究是常态，贯穿于翻译理论的不同层次，需讲究跨学科的广度和深度，在“广”上须持谨慎态度。毫不夸张地说，翻译与我国现当代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是见风是雨、见猎心喜，有一丝关系就“跨”过去。应敬重一个“学”字，不是逢“跨”就必称“学”。跨学科研究应从借用概念、术语的表层深入下去，走向不同学科与翻译学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深层融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20&ZD3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