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发展体系的政策实践与理论体系在历经百年变迁后正面临深刻危机。从政策实践看，虽然发展议题一直都是国际体系的核心支柱，但不管是通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还是通过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为核心的双边体系，这些国际发展实践架构对全球发展事业的促进作用有限，南北发展差距并未得到弥合，加之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战不断加剧，发展赤字未减反增。从理论体系看，自20世纪初以欧美国家现代化模式为主导的“发展一元论”逐渐分崩离析，进入20世纪中后期后，学界又开始面临“发展二元论”的僵局，即出现了西方视野下以国际发展援助为主线的“大发展”和世界各国基于自发推动转型变迁的“小发展”之间的二元分野。西方建立起的发展理论作为现代社会人类追求进步与构建美好社会的一种理念与建制正在受到非西方发展理论的强大冲击。
当前国际发展治理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现代国际发展治理体系由三支不同的力量共同汇聚而成，即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新型国际体系、以美国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以欧洲为核心的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体系。上述三大体系在二战后经由不同的路径交互嬗变，但都面对一个终极的规范性和实践性问题，即“如何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事实上，联合国作为推动全球发展最为核心的平台，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起推动了四个“发展十年”，进入新世纪后又前后推动了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地，但就如何真正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繁荣、消除贫困，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以及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虽然特别注重通过发展援助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转型，并在实践过程中发展出包括经济增长理论、现代化理论、善治理论等，但这些理论将欧美国家所主导的发展知识嵌入其中，或将之列为援助附加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权，“死亡援助”经常成为该模式失败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自发展议题诞生之日起，如何推动全球各国共同发展、改善民生的问题，即成为现行国际发展治理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方面，在规范上，发展议题始终贯穿于联合国、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机制中。另一方面，在实践上，不管是通过联合国体系的结构性改革与政治对话，还是通过发展援助的技术性手段，除了少部分新兴国家突围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仍然进展缓慢。这显现了现行国际发展治理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局限性。
新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模式应运而生
2015年是中国国际发展元年，中国首次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期间系统展示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和系列国际发展合作倡议，包括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举措。自此，国内发展议题与国际发展议题在学术上开始贯通，国际发展在中国也开始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伴随着2018年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2021年1月《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发布，以及2021年9月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一种新型的、基于中国自身发展实践之上的发展合作模式，及其相对应的学科知识体系开始系统性走向新型国际体系的前台。中国开始尝试性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新伦理的学科知识体系建设，为解决国家间和一国内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等问题的“阿喀琉斯之踵”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案。由此，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中国国际发展学呼之欲出，在此背景下，如下三个方面的议题亟待关注。
第一，在提炼中国经验中孕育中国理论。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的发展史积累了丰富的发展叙事和发展知识。它们既包括中国人民在有益吸纳并转化国际发展经验并完成本土化的改造，也包括积极利用南南合作和“一带一路”等平台和发展倡议，不断推动以国际发展为纽带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合作，以及通过脱贫攻坚，于2020年提前十年完成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消除绝对贫困的首要目标。诸如如何脱贫，如何解决粮食问题等这些经验源自中国自身发展的历程，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资源缺乏、起点低、外部环境受限等条件深度嵌入。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高标准后现代的发展知识建构，这些鲜活的经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间距变小，参考价值更高，是世界发展知识库的重要资源。
由此，与自二战后不断丰富建制的传统国际发展学不同的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国际发展学须有两个面向，即第一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与社会转型的经验和知识，第二面向全球发展治理与合作的理论与实践，两个面向相互支撑，共同形成新型的国际发展学。这就需要拓宽国际上对于“发展”的常规理解，突破现行国际上对于“发展”的欧洲殖民范式和美国地缘政治范式，建立基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历程之上的发展学，从所依托的发展实践上看，这不仅涉及国际援助，更重要的是各发展中国家依托自身历史与文化资源之上，借助国际经验，逐步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数字化转型的多种现代化路径和可持续发展模式。
第二，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推动国际发展研究。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知识源自中国发展的实践，但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则有赖于合作方的自主性选择和本土化调适。因此，以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状况把握为使命的区域国别研究就至关重要了。为了构建共同繁荣的新型国际发展学，有必要做好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发展研究的结合，在尊重对方国家主权和人民选择的基础上展开共商共建。一方面，应了解发展合作方国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基本状况和历史纵深；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展开更为务实的国际发展合作实践，促进中国发展和减贫经验的有效分享。
当前的区域国别研究多以法学、文学、历史学等为主。这些学科门类可以为了解不同区域与国别内的不同文化和体制提供基础性的知识储备，但发展合作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经济复杂性的专业工作，在现有的语言、历史文化等基础汇通之上，可以叠加农业、卫生、数字、工业化、金融等相关业务性知识，从而进一步丰富现行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全球发展倡议八个优先领域为区域国别和国际发展研究的结合提供了方向。
第三，在共商共建实践中积聚新型发展知识。新型国际发展学源自发展合作的实践，因此在新型学科建设方面要强调基地建设，通过新型发展实践的示范鼓励多方共同探索，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与方式推动多方共同阐述对于中国发展和减贫经验的理解，用国际上通用的语言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形成更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发展知识和要素。建立全球发展伦理和探索的方法论，从而丰富既有的全球发展知识库，提供全球发展公共品。在此方面，国际上也有不少经验可借鉴。比如，英国的全球挑战基金案例，通过联合研究、联合发表、联合培养人才，可以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发挥一国在发展知识领域的全球影响力。
此外，要重视高等教育体系在新型国际发展学中的杠杆作用。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援助体系内，大学与智库是知识、科技与政策生产和扩散的聚集地。美国以区域研究为核心的学术制度创新为其战后对外援助的政策制定、执行、人才培养、公众对话与传播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前我国高校在人才培育、研究、政策制定和执行等多个领域内也是一支关键性力量，但如何进一步加强其在国际发展研究、教学和社会服务方面的系统整合和战略定位仍是个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有效分享减贫经验的模式与策略研究”（21&ZD18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