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是《尚书·夏书》中的首篇，记载了“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的一系列故事，历来被视为与地理、疆域、贡赋等国家治理相关的重要文献。“禹贡图”也称禹迹图，不仅包括历代《禹贡》学著述中所载大禹治水，依山川、导江河、分九州、理贡道的地理图，还包括别贡赋、分夷夏、化荒服的政治治理一类的图。除了对擘画九州的载录外，“禹贡图”及《禹贡》经文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早期的贡、赋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不同区域土壤的考察，综合区域经济状况来确定赋税的等级；通过对各州所出物产的考察，从而确认贡物的品类；通过对水道的疏通与勾连，不仅实现了治水避灾以保民生的目的，也确保了贡赋运输的畅通。而“禹贡图”与《禹贡》篇的形成，由现代考古发现来看，与中国早期贸易中的水道交通的发展关系密切。
“禹贡图”的形成是个渐进过程
从文本上来看，《禹贡》托名于大禹，反映大禹治水之事及夏禹时期各地向冀州交纳贡、赋的情形。但是从历史的视角来观照这一表述，则会发现这种表述失之于客观。夏禹之时，华夏大地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据传世文献所载可知，到殷商之时，以河洛为中心的区域内大小邦国约有二千，周初诸侯至少也有八百，而夏禹之世则必然不少于此数。《尧典》“协合万邦”之说就反映了尧舜之时邦国林立的社会面貌。《老子》“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话，正是上古社会邦国并存的真实写照。在这种邦国割据的社会现实下，各国不相往来、以邻为壑，先民的意识十分狭隘，所知道的也只是天下最小的一部分事情，更不要说虞夏之时。在万国林立的夏禹时代，以《禹贡》所载之规模，以一人甚或一邦国之力实现天下九州的划分、山川河流的疏导以及土壤的勘测分类，并不现实。而《禹贡》篇中所反映各州向冀州交纳税赋、特产的记载也不可靠。夏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在天下九州的范围内，要求各地所出物产进贡至冀州一地或一国的可能性十分小，但并不能因为这种矛盾就直接割断“禹贡图”与禹、夏的内在关联。从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判断，图的出现早于文字。结合考古发现的成果判断，“禹贡图”的出现也应早于《禹贡》经文。“禹贡图”与《禹贡》所反映又为夏禹之事，二者的出现早至何时，无法确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禹贡图”与《禹贡》表述的形成，是一个有先有后、逐步形成的过程，而其源头极可能要早至夏禹治水之前。
上古之时，由于江河水道都处于自然状态，无人力开掘或人为疏通而极易壅塞，在经历降水或其他地质灾害时，常常出现洪水泛滥的情形。因此，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夏禹可能借鉴先前贸易交换过程中绘制的水道路线图协调各邻邦疏通水道，实现泄洪导水的目的。《周公职录》曰：“黄帝受命，风后授图，割地布九州”，是九州依图而分。《水经注》曰：“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授禹河图而还于渊。”这些都是禹依图治水的文献，而治水成功之后，大禹接受邻邦物产作为馈谢之礼，在这个过程中，图与文被禹或其下臣重新绘制与修正，而出现了“禹贡图”及《禹贡》的雏形。从新出土的西周中期的遂公盨“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廼拜方设征”的铭文来看，西周时期，成熟的《禹贡》式表述已经出现。西周之时，其统治虽并未实现完全的天下一统，但周天子封邦建国、分封诸侯，一定程度上成为天下共主，或出于水道疏导抑或政治治理的需要，在夏商已有的山川水道的图文载录基础上，对山川、薮泽、河流、土田、贡赋等的梳理扩展至天下九州，并条分缕析绘之为图，记之为文，形成了反映西周时期山川地理物产的图录。周人尊夏，因而托名于禹而称之为“禹贡图”与《禹贡》。这是其初有天下，亟须明晰疆域、掌握天下山川形胜，划分区域、征缴贡赋所必需的工作。而“禹贡图”不能详尽展示的内容则辅以文字说明，也就有了《禹贡》式的表述。周人对夏禹之时出现的“禹贡图”及《禹贡》式表述的承袭与发展，不仅是周初统治者国家治理的必然，更符合其寻求统治合理性以及尊夏的心理要求。
早期跨区域贸易促进了水陆交通发展
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知道，在距今大约4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时期，时间上与文献中所记载的禹夏有交集。这一时期的贸易交换已经十分发达，贸易交换成为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内容，贸易交换的范围也已十分广泛，涉及物品种类繁多，在当时主要包括农业、渔猎、采集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甚至还包括开采的稀有矿产品。龙山文化时期贸易交换已经形成不同层级的市场体系，这一体系按照规模由小到大又分为初级集市、区域市场、跨区域市场三个层次。不同层次的市场交换的物品也不尽相同，由于跨区域市场面对的需求更广、更复杂，因而还出现了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跨区域市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贸易交换体系，以调节大区域范围内物产供给。由于运输距离比较远，在这一过程中又出现了长途运输的通道和沿途的节点性市镇，以及便于长途运输具有较大增值空间的商品。这些具有较大增值空间的商品多为经过人力再加工的手工业产品，包括陶器、石器、玉器等。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生产十分发达，产量大器型多，这与当时陶器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密切相关。石器的生产在这一时期并未像陶器一样形成规模，从考古发现来看，聚落遗址上的石器成品和使用损坏的石器比较少。由此，考古人员推测，石器产品主要不是供给本聚落使用，大多是作为商品交换出去。而玉器以及一些精细石制品是当时的高端产品，一般出现在大型的中心聚落或是祭祀遗迹中，一些比较精美的石器和小件玉器也在少数墓葬中被发现，属于专供上层消费的奢侈品。精美石器与玉器的制作，人力、物力投入相对较大而产量却较小，成本高昂，只有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统治阶层才可能拥有。因此，这些高端产品的享用也成为上层统治者特权与地位的象征，这类奢侈品自然成为跨区域贸易交换的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跨区域的市场交换已经发展为成熟的贸易体系，其所交换的对象正是包含一定技术和劳动含量且具有较高增值空间的高端产品，由于跨区域贸易交换的复杂与交通运输路线的原因，已经出现了能够识记交通路线，懂得贸易交换规律的专业商人，追求高端奢侈品的贵族统治者。对奢侈品的追求以及专业化商人的出现使龙山文化时期贵族手工业及跨区域的交流网络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统治集团中的上层贵族则通过其所掌控的权力攫取财富，进而强化其身份，享受奢华的生活。考古发现，龙山文化时期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石器、玉器表明了手工业的发展和上层贵族对外交流的扩展。以石器、玉器生产和流通为代表的手工业被纳入上层统治者的控制之中，这也是社会复杂化深入发展的结果。早期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人类社会群体内出现了制度化的不平等，居于统治或支配地位的贵族往往以贵重、罕见或外来的奢侈品，以及精致考究的居址、墓葬等物化的形式来表现、强化其身份和地位。在出土的山西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中就发现了来自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器物，而夏禹之时，统治者对稀有、贵重物品的追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跨区域贸易和水陆交通的发展。
“禹贡图”反映了早期贸易的水道交通形态
龙山文化早期，各邦国跨区域贸易交换已经出现。到了《禹贡》记载所反映的龙山文化中晚期，跨区域贸易交换模式已经十分成熟，在贵族统治者的墓葬中，具有身份象征意义的外地域特产已经十分常见。《禹贡》经文中所载作为贡、赋通过跨区域水道交通运送至冀州的各地物产，最初可能并不是以贡、赋形式得来，而恰恰是通过这种早期的远程贸易交换获得。从根本上来讲，贡、赋除了包含有上下级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外，本身与交换流通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说文解字》释“贡”“赋”皆从“贝”，段玉裁释“贝”：“谓以其介为货也”，释“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于人曰赋。”由“贡”“赋”二字本意来看，其与物产的流通有着一定联系。上古时期的贵族统治者，或对其他邦国文化不甚了解，或出于巩固自身统治威信的需要，将贸易交换得来之物唤作外邦之贡、赋。为满足上层贵族统治以及奢侈生活对此类“贡”“赋”的需求，贵族统治者积极推动跨区域的远程贸易交换。出于城邦间跨区域贸易交换的需要，专门从事跨区域贸易交换的机构或人在进行远距离贸易的过程中，便会探索水陆交通的辗转路线，为帮助记忆或方便后人对交通路线的掌握便绘之成图。早期人类社会的交通运输并不发达，没有人为开通修建的交通途径，跨区域间的交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形成的水道交通网络，因此他们所绘制的交通路线图在实质上便是水道交通图。龙山文化时代还没有通行或成熟的文字，所以先民们便将水道交通路线用图画的形式记录下来，而“先民最初的地理知识是用图画来传达的”，这种图示的水道交通图或许正是“禹贡图”的渺远前身，跨区域贸易的水道交通路线图也为夏禹之时洪水治理、随山刊木、水道疏浚提供了借鉴与指引。
在洪水治理的过程中，夏禹不仅开掘疏通水道，而且还以大山丘原为标识，修正并完善早期贸易交换过程中所绘水道交通图。此时的水道图还局限于以尧、舜、禹所掌邦国为中心的邻近城邦范围内，远没达到天下九州的广袤地域。直到西周之世，发源于西方的周人疆域横跨东西而奄有四海，西周以天下共主的姿态，托名于大禹而最终形成“禹贡图”与《禹贡》经文。“禹贡图”与成熟的《禹贡》经文形成的西周时期，去古未远，有一定的史实为依托，因此也可以支撑“禹贡图”与《禹贡》早出的观点。历史时期，在地理上，陵谷有升沉、土石有消长、河流有变迁，历代为政者和学者在早期图、文的基础上不断绘制、修正并完善所处时代的“禹贡图”和《禹贡》经文，突显出其经学、历史、地理以及治政等领域的重要价值。“禹贡图”和《禹贡》经文不仅客观地反映了九州地理划分，也是中国天下九州一统观念的肇始，作为地理与治政的重要文献被历代学者反复解读。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专项“‘《禹贡》图’集成与研究暨数据库建设”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