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味盐为先”“天下大赋，盐居其半”，于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食盐，在历史上是精贵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盐，是集政治、经济、文化的复合体。“滇之大，惟铜与盐”，指出盐在云南历史上的重要位置。出于云南诺邓盐井的对联“井养不穷资国赋，龙颜有喜利民生”，横批“以井养民”，道出滇盐功能意义的两个维度：一是作为国家赋税的构成部分，二是保障了民众的用盐安全，于国于民都有利。因云南山高谷深、沟壑相连的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外盐在云南区域范围内不具备规模流通的优越性。因此，滇盐于云南区域社会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区域意义，成为考察云南区域社会的重要视角。
云南特有的高山峡谷地貌，使得原本直线距离很近的地方需要“绕山绕水”才可以到达。然而貌似一个个孤立的地理单元，因人而形成彼此的联系与互动，而道路正是建立人们彼此密切关系的通道。滇盐古道在历史进程中，以云南盐产地和盐业中转站为连接点和辐射点，由多条道路连接成蜘蛛网结构，通过滇盐的运销形成伸缩有度的区域空间。滇盐古道的通畅能力，就形成滇盐的生命线。滇盐古道将原本支离破碎毫无连接的区块整合为一个整体，道路使松散的区域得以连接与整合，形成区域性经济。周边区域各个民族得以通过道路实现经济交往，共享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滇盐古道成为民族与民族之间往来的公共场域，在此场域内，有物资与金钱的交换、民族间的互动交往、文化的传播与交融。
经济共生形态
经济共生是两个及以上经济单元在资源共享或互补基础上所形成的互惠互利经济合作样态。滇盐古道周边区域经济共生形态是以云南盐业社会为中心，以滇盐古道辐射开去，由各民族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互补互利经济交往关系。
滇盐古道周边区域经济共生样态的形成，有独特生态环境背景的支撑。一是生态多样性的存在。“十里不同天”，生存于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中的民族形成一种差异共生的形态，区域之间的互通有无成为必然，物资交换、文化交流、思想碰撞，成为差异共生的具体体现。二是“坝子—山地”社会形貌的存在。云南特有的“坝子—山地”形貌具有生态、生计、经济的差异性，差异产生互补，伴随物资流动基础上的多维互动也相继展开。
云南盐井以盐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典型的社会类型——云南盐业社会。云南盐业社会是以卤水、柴薪为原料，以盐业生产、运输、交换为主要生计方式，形成滇盐交换及其他附生经济为依托的经济形式，具有围绕以盐为中心的人群聚集与分工的社会形态。云南盐业社会与同时期的农耕社会相比，社会群体的异质性高，生产分工复杂。滇盐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参与及专门的社会分工，盐工、卤水工、小杂等需要强体力支出的直接生产群体，背柴工、挑水工、菜农等为盐业生产提供服务的间接生产群体，均来自盐井周边区域的劳动力供给。所谓“生活好淘”，云南盐业社会对周边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吸附性。同时，滇盐的顺利生产，对周边区域也产生依附性，滇盐的不同生产群体，形成共生模式。
“以卤代耕”的生计方式，决定云南盐业社会与周边区域形成共生关系。“壮夫几满万，倶不事锄犁”“锣锅支在两肩上”，即是“以卤代耕”生计方式的具体写照。“以卤代耕”意味着云南诸盐井地以滇盐生产为主业而不事农业，除卤水、滇盐外的生产生活物资全靠周边区域来供应。柴薪是最重要的滇盐生产资料，与卤水相比，滇盐生产“不患无卤而患柴难”。以白盐井为例，清代白盐井平均日产滇盐17600千克，根据“四柴一盐”的比例，则每天需要消耗柴薪70000千克。而柴薪的供应主体为盐井周边的少数民族，他们是柴薪资源的最大拥有者，卖柴薪成为周边区域少数民族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除柴薪外，生产滇盐需要的铁锅、竹篮、马鞍、木器、竹器、皮具等物资，无一例外需要周边区域来供给。盐井地需要的大米、蔬菜类等生活物资，也都离不开周边区域的供给。盐井地与周边区域形成生计的互补形态，二者构成互为依赖的模式。云南盐业社会及其周边区域形成围绕盐为核心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以盐井为中心辐射出去的区域具有较强的区域协同能力。以盐为中心，共同开展物资保障、杜绝私盐、盐道共建、平息匪患等事业，形成区域共治的局面。
建立以盐为中心的经济共生形态，是基于民众生活的日常需求，是在资源互补、尊重差异的基础上，真正导向平等关系的实践活动，是出自民众自发自生的自然行为和理性选择，并且建立在诚恳互信的基础上。民族的经济共生关系是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各民族间政治、文化的交往，需要经济的交流作为先导，如若没有经济交往的层面，其他的交往也不可能牢固。经济交往是民族交往的基础条件与主要途径，一旦有了经济交往，其他习俗的、文化的、宗教的交往就会伴随其中，非经济性的交往交流得益于经济交往。
民族融合样态
建立在长期经济交往基础上的经济共生形态，促进了滇盐古道周边区域各民族间的非经济性交往交流交融。以盐井为核心的滇盐古道周边区域，呈现出典型的民族融合样态，而民族融合样态的形成，是以区域的经济共生为核心与基础的，经济共生要素正是阐释民族融合样态的重要理论支撑点。长期的非经济性交往，又稳固了经济性交往，经济性交往与非经济性交往互为助力，推进民族间交流互信、团结友好的维持与发展。
长期以来，滇盐古道周边区域的汉、彝、白、藏、傈僳等诸多民族杂居共处，呈现民族融合的关系样态，民族融合关系是滇盐古道周边区域民族交往的常态。在长期的民族交往过程中，各民族互为借鉴，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互为通婚、多民族语言的共用、混融的宗教信仰、杂糅的风俗习惯，正是民族长期交往的结果，也是民族融合关系的明证。
首先是民族通婚。民族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主要衡量指标，在盐业社会中，以中原汉族为代表的移民群体与以地方土著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周边区域的少数民族群体与盐井地在地移民通婚，都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表达。其次是多民族语言的共用。基于经济交往与文化交往的需要，盐商群体、沿滇盐古道行走的马帮、盐业社会民众，多会说区域内的主流语言，还有可以说一个区域内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在人群交流互动较频繁的区域，还会形成区域内可以共同使用的语言。再次是混融的宗教信仰。民族宗教是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维度。宗教空间是盐井重要的空间形态，呈现数量多、规模大、多种宗教空间并存的特点。包括儒、释、道、佛、伊斯兰教、盐业神信仰及其他民间信仰在内的多元宗教在此混融，呈现出对不同宗教的兼容并包。最后是杂糅的风俗习惯。因盐业社会人群的异质性与流动性，来自不同地方的饮食在此汇聚、创新，形成流动的饮食，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口味。盐井地的风俗习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集移民文化与在地文化，形成多元风俗习惯。流动的饮食、多样的民风民俗，是民族融合关系嵌合到日常生活中的稳固样态。
综上，围绕滇盐古道上盐的流动，与之带动的是柴薪、铁器、米等生产生活资料及其人的流动。云南盐业社会的盐业生产对周边区域劳动力具有天然的需求，所需的生产生活物资也依赖周边区域的供给。同时，基于生态、生计的差异互补，依托滇盐古道的网状结构，形成以需求为出发点的食盐交换及其他物资交换，各民族形成互补互利的经济共生关系。这一经济共生形态是滇盐古道周边区域各个民族基于资源差异、尊重差异、促进联通之上的理性选择，是有生命力的，也是可持续的。基于民众日常生活需要、体现平等、尊重差异基础上的经济交往，为非经济交往提供空间，从而促成民族融合的稳固样态。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滇盐古道周边区域经济共生与民族融合研究”负责人、大理大学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