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曾出现两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国家翻译实践，一次是绵延近千年、在隋唐达至巅峰的佛经翻译，一次是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深入考察这两个历史阶段的译作序跋等翻译话语可知，中国古代国家翻译实践不仅促进了异域宗教文化和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也孕育着近现代国家意识和情感的萌芽。
佛经翻译向“护国利民”靠拢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由零星西域僧人和信士私下对译，之后由民间个人或团体组织参与，得到政权支持和赞助后出现国家译场。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列举的中国古代代表性国家译场已达19处。因统治者推崇佛教，历代译经高僧甚获优宠，如后秦王姚兴对鸠摩罗什以国师相待，唐武则天为菩提流志译经提供优厚条件。
中国古代译经者地位提升之时，译者和译经数量可观，也形成了较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如前秦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隋彦琮的“八备”说、唐玄奘的“五不翻”论和宋赞宁的“六例”说，分别涉及翻译的本体论、主体论、客体论和策略论。佛教引入中国后经历了本土化的历程，佛教的“五戒”修习法和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与“五常”的道德规范互释融合。615年，隋朝僧人重译《药师如来本愿经》，在译序中称“十二夜叉，念佛恩而护国。七千眷属，承经力以利民”，表明佛经翻译不仅可替众生祈福消灾，深怀“利民”之初衷，还具有“护国”之功业。显教经典《仁王护国经》《法华经》和《金光明经》并称“护国三经”，密教经典亦系统阐释“护国利民”思想并制定仪轨。唐朝道宣在《续高僧传》中宣称“翻译之功，诚远大矣”，进一步明确了翻译的价值；康僧会译《六度集经》时会通佛儒，提倡保障民生的仁道政治。中国古代国家观以“天下”观为核心，当佛教与儒教和皇权融合，佛经翻译就提升为国家翻译实践，成为护持皇权、维持秩序和教化民众之法门，佛经翻译由“神圣”走向世俗化。
明末清初西学翻译孕育现代性萌芽
万历天启年间，外则边患严重，内则宦官擅权，兵不习战，国库空虚，学者则不顾时艰，空谈心性。此时，一批明朝高官在和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接触过程中，开始翻译西学书籍，迎来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面对内忧外患，徐光启主张富国强兵，他发现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书籍蕴含微言妙义，用途甚广，如《几何原本》中的学问是“不用为用，众用所基”，为中国所缺乏和急需，旋即与利玛窦将此书合译为中文，以裨益世道民用。1631年徐光启在《历书总目表》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著名论断，表明翻译具有提升国家竞争实力之功效。翻译天文、历法和地理类书籍，有利于提供新的时空框架以构筑新的世界图景，从中观察中国所处位置。之后，李之藻奏请扩充国家翻译实践对象，认为除天文、历学之书外，西方水法、算法、测望、仪象、日轨、万国图志、医理、乐器、格物穷理、几何原本等科学书籍均值得翻译。王徵与传教士邓玉函合译《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并绘有插图，介绍物理学基本原理与应用法。其翻译选材以“最切要”“最简便”和“精妙”为原则，原文虽属“技艺末务”，但因“关切民生日用”，或为“国家工作之所急需”而受到青睐。同时，其译文语言力求“简明易晓，以便人人览阅”，呈现出借翻译开民智思想的萌芽。
徐光启、李之藻和王徵等科技译者倡导实学，崇尚经世致用，承认翻译西籍具有资实学、裨世用、广文教之功效，这在闭关锁国的明王朝是文化意识上的突破。他们关心国家命运，具有忧患和紧迫意识，认识到中外学术的差距，力劝统治者组织中外译员尽快翻译、吸收和使用西洋科技成果，以此超胜西洋。
19世纪60年代清朝开始兴办洋务，组织西洋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开展国家翻译实践并着手培养国家翻译实践人才，开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与之相比，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具有几个特征。第一，从影响范围看，此期国家意识仅限于垄断知识和政治话语权的顶层知识分子，并未像清末尤其是甲午之战后那样成为一种广泛的集体焦虑。第二，就译者心态而言，此时尚未出现中外战争和激烈冲突，中国也未被卷入全球化浪潮，因此政治和文化精英尚能相对平静而从容地感受和思考中国的处境。但不可否认，明末清初的国家翻译实践孕育着现代国家意识和实用主义科学观，展现了古代社会中的现代性萌芽。通过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中国进入对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和文化大发现，与以救国保种为基调的近代翻译史之间呈现出思想延续性。第三，从价值取向看，与清末“译书为强国第一义”的国家主义翻译价值论不同，无论隋唐佛经译者还是明末清初西学译者，均注意到翻译与民生的关系，体现了儒家的民本主义价值观。
当下全球化和数字革命正悄然改变疆域、国民等国家基本构成要素的传统内涵，强化国民的国家意识成为应对外来挑战的重要环节。在此语境下，回顾中国古代国家翻译实践中国家意识的建立和发展历程，无疑对研究如何通过翻译加强国民的国家意识具有启发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 （20&ZD3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