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 2021年第2期，是贵州省社科规划重大课题《贵州深入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设计与政策协同研究》（课题编号：20GZZB17）的阶段性成果。作者陈长，系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再次强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即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高标准价格体系和高标准制度体系。高标准市场体系是新时代市场机制能否发挥好资源配置作用的必要条件，建设统一完善、公平竞争、有序发展的商品市场体系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向“2019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致贺信时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数字化为引领的新时代，拉开了数字化赋能下的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构建的帷幕。电子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技术赋能、协调与绿色的价值赋能及个体重塑的重构赋能改变了市场体系中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以及生产者、消费者的行为，形成了区别于以往的商品市场经济新个体，如网民、电商和平台，由此而至的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微观个体行为也被赋予新的内涵。数字化赋能商品市场，加快促进高标准商品内市场的形成，同时数字化的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对于拓展国外市场，带动双循环市场体系，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因此，加快完善商品市场体系的体制机制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本质来看，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建设围绕新时代市场化改革目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遵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性原则。
二、数字化与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着力点
2020年5月，《意见》围绕高标准市场体系，提出了新时代市场化的四大改革方向，即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全国大市场、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创新高端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制度基础。商品市场体系涵盖各种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机制、制度规范等。任保平指出，中国市场体系发展的基础首先是完善商品市场体系，即完善物质资源交易配置的主要场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就了高度发达商品市场，这为高标准市场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洪银兴强调公平竞争是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建设的核心。王晓东指出要遵循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量的一般规律，加快流通周转速度，提高流通效率，加快建设现代商品流通体系在内的现代商品市场体系，以此提升商品市场大流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刘泉红、姜长云等认为：“现代市场体系的‘高标准’主要体现在法治化、信息化、国际化的‘三化’，以及系统性、高效性、创新性的‘三性’。”可以看到，中国的高标准商品市场建设重点在于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尤其是规范竞争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与数字化紧密相连，数字化的现代市场体系趋势越来越明显。数字化的商品市场，使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通过提升商品市场体系的国际化水平，从“小市场”走向“大市场”。数字化伴随中国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成长并赋能，推动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的“三化”和“三性”建设。掀开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的外衣，探究其本质，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建设的着力点在于以下几个点：其一，商品市场的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让公平竞争的市场成为现实。通过推进商品市场的数字化进程，支持高标准市场体系下的市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化交易配套设施，让各种资源流动的可达性越来越好。同时，加强适应于数字化的高标准市场体系的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促进营销方式、营销手段的新型化，刺激平台下的各类商品消费；其二，扩大高标准商品市场的开放度，让全球化的统一市场成为可能。对标国际市场，吸收其先进的商品市场体系发展的理念与模式，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的开放水平，不断完善我国商品市场的交易规则、交易方式和交易手段；其三，不断完善高标准商品市场的法律体系与制度建设。建立全球化背景下能够与国际市场接轨、内外贸统一的高标准商品市场的法律体系，重点推进规范商品市场的交易行为，增强商品配置合理性、资源和产品流动性，加快商品市场监管的法制化进程与制度建设。
三、数字化赋能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的逻辑理路
（一）数字化赋能
数字化赋能是数字经济这种高级的经济阶段与经济类型的集中体现，以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形成包容、创新、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创造力。本质上，数字赋能是现代高质量增长的新动能、新动力、新业态、新模式，是信息化的结果，随着数字技术不断渗透，其催生了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智能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丰富了产业内容和产业层次，提升了经济发展的驱动效率。
投射到新时代场域中来看，数字化赋能与高标准商品市场的内在关联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的市场经济是以数字为重要前提的市场经济模式。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关键是借助于新时代下的数字化赋能，更好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让资源在市场中实现充分流动、合理配置，从这一点来说，高标准的商品市场体系也是新时代数字化运行的载体。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要配适高质量发展、要能够体现五大发展观；其次，新时代背景下的高标准商品市场以数字化为支撑，通过数字赋能，如技术赋能、价值赋能及重构赋能等综合性叠加，赋予商品市场体系创新、绿色、协同、开放与共享驱动，引领和支持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构建，实现商品市场化的高标准构建，即实现统一、公平和有序的市场秩序；最后，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能够给予数字化市场向更好阶段迈进的动力，更好地实现数字市场化、数字产业化，促进产业效率提升、产业跨界融合及产业组织竞争模式的重构等。综合来说，数字化赋能打破资源要素壁垒，不断提高要素资源、产品服务的可达性，让资源、产品充分流动成为根本，不断实现均衡与强连接，以期达到资源最优配置。随着云-网-端数字化特征的推进，数字化赋能与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数字化赋能高标准市场商品体系的关系图
综上所述，数字化赋能与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了有效链接。数字化的技术赋能，创新是根本；价值赋能是绿色与协同的共同体，如协同推进生态化产业结构；重构赋能，开放与共享是关键。其中技术赋能是内核支撑、价值赋能是理念引领、重构赋能是具体行动操作；数据、信息已然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数字化赋能下的线上线下商品市场，带来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发展的可能性。
（二）赋能逻辑
数字化赋能是大势所趋，它的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影响、决定着传统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模式。与此同时，数字化改变着经济增长方向，成为高质量增长的核心源动力。张亚斌指出数字赋能下的大数据商业模式创新，使得传统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信息化”“扁平化”和“无界化”。海量数字背后是人类思维方式和行为分析工具的彻底突破，对消费者行为规律、需求内容、结构、消费方式及其发展变化的预测更趋科学性。
针对数字化的赋能逻辑，其他学者也提出了富有学理洞见的观点：李路阐释了数字化的知识智能性、开放共享性、虚拟现实性及开拓创新性的四个特征，在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包括生产者、消费者与市场结构的改变等。王姝楠研究表明数字化赋能范式在关键要素、主导技术和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呈现出与以往范式明显不同的特征规律，推动传统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变。数字化赋能范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体现在边际收益递增、交易成本下降、市场作用增强和生产关系的对立性减弱四个方面。面对数字化赋能条件下市场体系的特征变化及面临的挑战，徐梦舟提出，增进市场机能，进而更好发挥市场作用的核心在于数字政府赋能，其关键在于要素释放、主体培育、市场秩序有效维护以及公共政策的动态调整与创新。师博指出数字化赋能通过完善产业体系、优化发展环境、构筑治理体系等驱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杜庆昊指出中国数字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应该推动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协同、主体协同及机制协同。
因此，以新时代为背景，中国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是数字化技术赋能、价值赋能及重构赋能的商品市场化。（1）技术赋能指利用大数据、信息网络特高压电网、高速铁路等一系列最前沿的技术，发挥其“望远镜”“显微镜”和“透视镜”功能，赋能商品市场体系，其中创新驱动技术还支撑着互联互通商品市场体系的搭建；（2）价值赋能指数字支持下的价格以价值为中心。这里的价值不仅是市场价值，还有生态价值，是负面清单的市场准入以及共同体下的价值统一。同时，还需利用数字化赋能的绿色、协调新理念，赋能商品市场体系，驱动绿色与协调的公共价值体系，引领商品市场体系的高标准、高质量发展；（3）重构赋能是数字化重塑商品市场体系下的个体行为，驱动网民、电商与平台的开放与共享，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最终整理逻辑模型如图2所示。
基于此，本文通过对照现实进行考量，指出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面临的数字化效能困境，提出通过商品流通——价格机制——市场监管的过程构建框架，得出以科学共同体为纽带的市场与政府协同构建的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的实现路径。
图2 数字化赋能高标准市场商品体系的逻辑模型
四、数字化赋能高标准市场的特征探析
以技术赋能、价值赋能及重构赋能和赋能叠加的商品市场新动态，一是个体行为改变，如消费者——网民，生产（供给）者——电商，市场——平台；二是对产品与服务的延伸，即数据是产品（服务）也是要素，线下叠加线上；三是市场监管的效能提高，即政府与市场统一的可能性，相较于传统商品市场而言，这些赋能驱动构成了新时代高标准商品市场的数字化特征。
（一）数据产品也是要素
除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数据成为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要素，带来了技术赋能下的商品、企业、市场等创新，数据要素相比传统生产要素具有更深度、更广度的融合能力，为企业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能，获取和减少交易成本提供可能。除了数据产品与数据服务，对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利用后形成的数据要素供给蕴含着巨大价值。总体看来，新时代下商品市场体系正在朝着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方向迈进，新时代的高标准市场体系下，无论是智能产品还是数字服务都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大量数据，呈现出“产品即要素”的发展态势。
（二）市场即是平台
新时代数字化赋能是平台企业主导的主体市场结构，平台是高标准市场体系的交易地，是无边界、全天候泛在的载体结构，不受时空限制。这是数字化赋能下高标准商品市场的重构赋能优势，深刻改变消费者偏好，促使异质性需求、个性化定制、网络化供给、帕累托最优及各种均衡从理想化走向现实。对比于传统市场，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这是以技术模块为支撑的共享驱动、开放驱动的平台经济。数字化赋能下的商品市场交易主体规模极其庞大，数字化极大地拓展了消费者参与的范围，让很多无形市场成为可能。在商品市场体系的供给端，平台企业的崛起是消除市场交易阻隔，让商品市场从局部走向全球的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
（三）网络化的流通
数字化下交易市场泛在和联通的良好可达性，带来了高标准商品资源的广泛重组与聚合，数字化赋能支持下的高标准商品市场交易愈发体现快捷性、高渗透性等。流通不止于把商品售出，即从产地发往销售地，而是包括商流、物流、信息流等，以独立信息流为基础，推动商流和物流运营的先导，用信息化驱动商品周转的不断加速，打破时空阻隔的数字化，使商品交换的场所从有形市场延伸到无形的虚拟空间。数字化的流通技术赋能传统流通组织，创新批发交易方式，实现批零高效分工协作,随着智慧物流、数字化供应链的推进，互联网+流通进入全面高质量发展。绿色、协同的价值赋能通过供求之间的有机衔接，实现有效供给下的供求平衡，其机理在于数字化赋能不止是单向地推动商品价值实现，更是在商品市场体系中不断发现新的使用价值诉求，让市场预警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帮助供给方及时识别有效需求的变化，通过平台网格化连通，让生产与消费之间相互渗透、紧密衔接、协同调配。
（四）微观个体活力增加
高标准商品市场面对的是消费结构深刻变化的新时代，消费群体的多元化发展，消费需求的差异性增加，线上线下消费渠道的融合，从打消消费者顾虑，减少交易成本等方面提高了消费效率，也增强了微观个体的市场活力。数字产品创造了大量的经济福祉，正如Watanabe等人评价所说，数字创新的进一步发展，包括云、移动服务和人工智能，向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非凡服务和福利。网民消费者愿意相信和购买平台上群体评论所推荐的商品，愿意购买自己所喜欢的名人所推荐的产品，网红、流量明显迎合了网民的口味。同时，搜索引擎成为最有价值的商品类别，网络正效应的溢出性显著增加。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世界里，如果产品能产生大量的消费者剩余价值，企业就更有可能长期生存下去。数字化赋能下的高标准商品市场为消费者创造的总价值的理论最大值，对企业投资、战略、定价和长期生存有重要意义。
（五）市场与政府互动增强
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现象，如垄断与外部性等，政府调控商品市场体系成为必然。数字化技术赋能带来商品流通的良好可达性，重构赋能、价值赋能让信息透明同时使信息对称。良好可达性，让商品配置效率提高，对统一全国市场有着好的作用，提高竞争的同时，有可能出现数据获取不对称下的数据鸿沟，由此而至的重构赋能的平台共享经济下的垄断行为加剧。在数字化赋能叠加的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下，由于个体行为的改变，信息流通的透明度与通畅性提高，数据信息获取的对称或不对称等，使得市场失灵这个永恒话题更增加一些色彩，这些都促使市场与政府角色不再是原来政商关系，而是一种基于互动增强的新态势。
由此，本文构建起数字化赋能高标准商品市场的特征“钻石”模型，如图3所示。
图3 数字化赋能高标准商品市场的“钻石”模型
五、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建设中数字化效能的时代挑战
数字化赋能给商品市场注入的动力、带来的改变，形成特征，最终赋能输出信息化服务、网络化供给及智慧化治理。数字化的技术赋能、价值赋能与重构赋能在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构建中发挥着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五大驱动。但是，在数字化赋能下，网络内部强化带来彼此连接的壁垒性障碍，非均衡与弱连接难以体现高标准下的统一、公平和有序，数字化赋能在商品流动、商品价格和市场监管上也受到掣肘，技术赋能、价值赋能及重构赋能面临挑战。
（一）技术赋能
数字化下高标准商品市场呈现平台就是市场特征，技术效能让有形市场变成无形，加速商品的自由流动，形成商品市场体系中的良好可达性，创新驱动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建设。然而，中国数据市场建设较为滞后，主要体现为信息化服务中，离数据有效供给尚有很大的差距，部分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格式单一、时效性弱、质量参差不齐等，使得技术效能的创新驱动能力受限制，这些会导致市场主体难以形成投资动力，影响创新驱动，各类主体并不愿意花大成本投入或将已有的高质量数据拿出来交易，很难体现技术赋能的支撑作用。同时，技术效能在于创新驱动，需要打通商品市场体系建设中的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在实现供求动态均衡中，技术效能发挥的作用是关键。
（二）价值赋能
价值赋能驱动绿色与协调的公共价值体系，引领商品市场体系的高标准、高质量发展。以数据的虚拟价值为基础的价值赋能存在不确定性，数据应用的权利范围模糊，缺乏数据市场交易的各种标准和规制，如数据交易的准入门槛、商品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数据接口与交易的隐私保护、安全分类以及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等。这些对数字赋能的绿色驱动、协调驱动的价值赋能产生较大影响，更别提数字化下的数据市场产权明晰这一关键问题。价值赋能驱动网络化产品供给，绿色经济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关键问题，它决定着价值赋能驱动的绿色与协调发展。价值赋能体现为打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行动为己任的绿色、协同治理新模式。
（三）重构赋能
重构赋能所形成的市场主体、客体结构催生了新的权力结构，众多市场主体、客体在平台上进行经济活动和服务，平台企业成为商品市场核心。具有市场交易主体、市场裁决者、市场载体等多重身份的平台企业，其行为存在局限性，影响制约了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的公平竞争，如当前存在的大数据杀熟以及对中小商户、创业者的权益侵犯，一些非法来源以及未经加工的黑市数据被用于精准诈骗、人肉搜索等不良行为，重构赋能下的居民、企业、政府及社会的共享驱动、开放驱动的数据化程度不够，部分企业的数据应用主要集中在精准营销的有限场景，离帕累托最优的愿景尚有距离。目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数字赋能下的开放、共享的重构赋能要顺势而为调整驱动路径，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下，努力打通国际循环。
数字化赋能是把双刃剑，赋能叠加本质上是克服各种网络化、信息化下内部强连接的壁垒。尽管Balcerzak指出数字化赋能可以成为支持可持续发展和加快区域层面融合进程的工具，但数字化赋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负效应是存在的，如大量数据被无限挖掘，制度和技术难以得到合理保护，导致消费者对数据的不当使用产生恐慌。这就说明商品市场的高标准化不能简单地依靠强化个体连接而实现，如“大数据杀熟”事件，表明消费者信息保护方面确实存在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情形，连接过程中的负效应影响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构建，对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甚至人身财产安全权的侵犯成为克服内部连接壁垒，实现有效连接的最大的现实障碍之一。总之，数字化赋能的好处与潜在的负面外部性并存。
六、实现路径：以科学共同体为纽带的强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
数字化赋能使得强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成为可能，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框架要实现商品流动合理化、商品价格公平化、商品监管有序化。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应该是以科学共同体为纽带的强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市场体系。
（一）强市场
数字化赋能让信息更加透明，竞争更加完全与充分，流通更加快捷，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效率。强市场是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商品配置高效化、商品流动有序合理化、商品价格决定市场化的市场。强市场是具备实现内部大循环、促进国内外双循环的诸多条件，通过数字化赋能，不断提高效能，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增长的市场。从这一点上来说，强市场是高标准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强市场不断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是构建社会主义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的理想市场体制。
（二）有为政府
面对在线化、跨领域、跨地区的海量交易，传统行政“以批代管”“重审批轻监管”的属地化管理模式已经远远跟不上新时代的节奏和步伐，强化政府监管成为必然。有为政府是数字赋能的善治、共治和智治形态，从政府决策、组织形式、政府职能到政策工具的提升、改变、完善和创新，让市场实现公平竞争、市场监管有效推进。数字化赋能的政府决策、经济职能等智治化、法治化，不断提升政府对商品市场的治理现代化能力，推动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形成。
（三）科学共同体
Elena指出，数字化赋能不仅仅是使用新技术来提高先前业务流程的效率，还是整个系统的变化。它们在性质上形成了新的原则，将独立的企业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组织，通过改变社会和劳动领域来改变社会关系。科学共同体是以数字化赋能下的效能提升为中心，是强市场与有为政府链接为纽带。数字化赋能以技术赋能的创新驱动为支撑，以科学共同体为纽带，即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工程化的应用生态链，让技术创新与现实的结合，让技术赋能、重构赋能与价值赋能叠加作用更加显著。
（四）科学共同体为纽带的强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
第一，新基建可作为强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的主要抓手。如以5G为代表的新时代信息基础设施，与传统转型升级对接的融合性基础设施，支撑科研、技术及产品研制的创新基础设施等。以技术赋能的创新驱动为根本的新基建催生了产品端、消费端、产业端的全面颠覆，带动高标准商品市场的消费转型、企业变革和产业升级。带来强市场的同时，新基建也带来“智慧治理”的数字政府，并逐渐形成“智慧信任”。有为政府逐渐成为开启智慧城市建设的钥匙，管理者逐步从以往的投资方变为动员方，甚至成为其中一员，开放城市级数据，大力引进数字化项目。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正让商品市场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势能，以构建数据中心为特征的新基建，促使商品市场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第二，强化网络市场监管。这是数字化赋能背景下处理强市场与有为政府关系的最重要领域。以科学共同体为纽带，强化网络市场监管，有为政府介入强市场的时机、角度和方式至关重要，什么时候该介入，什么时候该退出，是其应当重点考虑的问题。一方面有为政府要保护合法供给方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当商品市场体系中的个体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要在什么时候、哪些点和以什么方式切入，值得且可以深入分析。
第三，改进措施。首先，在协同治理共同体中，政府监管不仅要关注消费者心理需求，还要直面社会公众的心理需求，更要关注价值赋能下绿色、协调的公共价值。其次，处理好强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明确行政监管边界。这需要在科学共同体纽带下，以技术赋能创新驱动为根本，真正了解网络经济的运行模式，搞清行政监管的边界。在重构赋能的开放、共享驱动中，让有为政府监管适宜强市场发展。最后，丰富高标准商品市场体系中的网络市场秩序的治理方式。在一定意义上，监管部门的监管思路和监管策略的透明度，比强市场下的网络企业的管理规则与服务规则的透明度更为重要。
（一审：贺雷；二审：李志伟；三审：王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