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刊载于《广东社会科学》 2020年第6期，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文学史写作话语研究”〔项目号18FZW019〕阶段性成果。作者颜水生系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文章认为虽然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但是文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迟至晚清才真正出现。中国“文学史”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发生深受日本中介和西方学术的影响。中国文学史写作不仅深受西方文学史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而且与中国传统学术密切相联，“文学史”是中国传统知识生产与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在戴燕看来，文学史写作与古代目录学、史学、诗话等传统学术都有着密切联系，传统学术不仅是文学史概念的前理解背景，也是文学史写作的参照系统。
虽然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但是文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迟至晚清才真正出现。中国“文学史”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发生深受日本中介和西方学术的影响。中国文学史写作不仅深受西方文学史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而且与中国传统学术密切相联，“文学史”是中国传统知识生产与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在戴燕看来，文学史写作与古代目录学、史学、诗话等传统学术都有着密切联系，传统学术不仅是文学史概念的前理解背景，也是文学史写作的参照系统。郑振铎于1932年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指出，“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简直不能说是‘文学史’，只是经、史、子、集的概论而已；而同时，他们又根据了传统的观念——这个观念最显著的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此外，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就深受中国传统大文学观念的影响，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就深受中国传统循环论时间观念的影响，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从知识谱系角度来说，中国“文学史”的西学影响大致可以区分为审美形式主义、实证历史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接受消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话语类型，这些不同的话语类型蕴含不同的意识形态目的和价值诉求。这些知识谱系或话语类型都与社会发展和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在特定时代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正如李怡指出文学史编纂依赖各种具体的历史情态，这些历史情态和意识形态构架“既如此重要，不可缺少，又时时处处存在”。
一、审美形式主义与理想主义追求
20世纪初期，中国传统的大文学、杂文学观念在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纯粹化、形式化和审美化道路，文学观念变革也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产生了深刻影响。1923年，郑振铎在《文学旬刊》发表《评H A Gciles的〈中国文学史〉》一文，对英国剑桥大学教授H A Gciles于190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进行评价，郑振铎期待中国学者能从这部文学史著作中汲取经验教训，并能编写一部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郑振铎认为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虽然都是在日本影响下而产生的，但都借鉴了日本中介的西方纯文学观念。1933年，杨殿珣在《中国文学史译著索引》中总结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发生状况，他列举了90余种文学史著作，他认为文学史经过20余年的发展以后，已经愈精愈专，随着文学概念的明晰，文学史体制呈现出不同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崭新面目，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在杨殿珣看来，正是文学观念变革推动了文学史编纂的发展。
不难发现，西方学术和日本中介对中国“文学史”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以“文学”置换“国学”，以审美化、形式化的“文学”概念置换繁杂化、功利化的“文学”概念，从而使中国“文学史”实现现代转型。这种思路在黄人《中国文学史》中就已经出现。1913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重视文学语言和结构分析，在文学史著作中树立了审美形式主义旗帜。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也有审美形式主义的痕迹。审美形式主义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写作，比如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和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等著作。文学史写作的理论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来自西方的审美形式主义理论为这种探索提供了丰富资源。1984年，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由刘象愚等学者翻译成中文并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审美形式主义理论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基本可以看作是一种审美形式主义思潮，陈思和、王晓明等学者倡导的审美原则和作品中心论实质上是利用审美形式主义对盛行已久的意识形态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反拨。从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到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文学史著作，都体现了审美形式主义理论在文学史写作中的影响。在21世纪初期的文学史讨论中，南帆也主张以西方文学理论作为文学史写作的理论框架，提出要“对当代文学史进行共时的结构研究”，所谓“共时的结构研究”也就是审美的、形式的研究。21世纪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也延续了审美形式主义主张，如陈晓明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和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等。
在欧洲的文学史理论变革中，审美形式主义充当了挑战与批判19世纪实证历史主义的工具。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认为审美“扮演着真正的解放力量的角色”，审美以理想主义追求表达对专制主义的反抗与批判；同样在中国，审美形式主义也充当了挑战与批判中国传统文学史学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在文学史领域，20世纪20、30年代的审美主义潮流无疑挑战了中国传统的大文学观念；20世纪80年代的审美主义思潮批判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编纂中的意识形态模式，并进一步推动了新时期纯文学的发展。文学史领域中的两次审美主义潮流先后与文学革命运动和新启蒙运动密不可分，可以说是五四启蒙运动和新启蒙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审美主义过度张扬审美中心论和纯文学观念，无疑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激情，它给文学史编纂也有可能带来主观化和片面化的弊端。
二、实证历史主义与民族国家想象
如果说审美形式主义促进了文学史观念的变革，那么实证历史主义则推动了文学史方法论的发展。虽然19世纪欧洲盛行的文学史理论与方法在20世纪遭受尖锐批评，但以郑振铎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主张直接学习或借鉴19世纪欧洲盛行的实证历史主义的文学史理论与方法。1923年，郑振铎在《丹麦现代批评家勃兰特传》中高度评价《19世纪文学主潮》；在郑振铎看来，勃兰兑斯的文学史研究体现“为人生”的文学精神，不仅表现文学的永恒精神，而且有助于激发作家的民族精神。郑振铎希望借鉴勃兰兑斯的文学史理论与方法，编写一部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着重提到泰纳《英国文学史》和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潮》两部著作，他认为泰纳和勃兰兑斯不仅分析作家作品，而且记载整个文学史的进展。正是受到泰纳和勃兰兑斯的影响，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不仅是环境、时代和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图像。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兴起一股翻译介绍来自欧洲的实证历史主义文学史理论的热潮。1935年，韩侍桁发表《泰纳的艺术哲学》（《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1期）详细介绍法国泰纳的文学史理论与方法。与此同时，崇尚实证历史主义的法国学者圣伯夫和朗松的文学史理论也在20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崇尚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法国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引起重视，尤其是与泰纳一脉相承的丹麦学者勃兰兑斯对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著述都产生了深刻影响。1933年，鲁迅在至徐懋庸的信中称赞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却还很可看的”。韩侍桁的译介也为勃兰兑斯在中国的影响创造了条件。实证历史主义也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的重要方法，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都运用了实证历史主义方法。
20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世纪文学主流》中译本，并分别于1994年、1997年和2009年又再版这部著作，该书编者强调“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和具体论点，对于我国学术界仍然有充分的借鉴的价值”。勃兰兑斯把文学史看作是一种心理学，文学史是灵魂的历史；他认为通过文学可以研究国家在一定时期的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历史。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写作方法也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得到较多借鉴，宋耀良著《十年文学主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著作都试图表现勃兰兑斯意义上的文学精神、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朱德发、魏建主编《现代中国文学通鉴》（人民出版社，2012年）也借鉴勃兰兑斯的文学史方法论，试图把文学史描绘成现代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总体来说，以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作为基本方法论对于文学史编纂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它为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民族国家”的深广背景，并且“当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情感表达和意识传输的纽带时，不论是处于‘边缘’还是‘中心’的世界各民族文学都应该秉持自身独特的个性”，从而使文学史著作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学保持独立个性的历史记忆的图像。
三、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伟大的中国革命
如果说实证历史主义集中描绘了现代民族国家图景，那么经典马克思主义则描绘了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20世纪20、30年代，一些中国学者就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编纂中国文学史。1934年，伍启元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中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和上层建筑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变革和学术思想变迁，讲述新文学运动中的实验主义与辩证唯物论的争论过程。1935年，王丰园在《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北平新新书社）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进程，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反帝反封建运动，他还运用阶级分析法评价作家作品。1938年，李何林在《近20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生活书店）中把文艺发展与中国社会变动和政治格局联系起来，强调近20年的文艺是半封建性半殖民地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在具体研究作家作品时，李何林也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突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文艺中的斗争。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对中国文学史编纂产生深刻影响。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对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运动进行历史总结，这部著作成为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史编纂的纲领性思想。1940年，周扬在《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中运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分析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认为新文学运动是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反映，强调新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1946年，周扬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周扬在绪论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是“最科学的历史观点与阶级的革命精神之结合”。20世纪40年代，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世界书局，1943年）、任访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前锋报社，1944年）、蓝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1947年》等文学史著作都自觉运用《新民主主义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文学史编纂的指导思想，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文学史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文学史编纂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不仅与《新民主主义论》有关，也与文学史家大都接受苏联文学史著作的编纂经验有关。李长之引用列宁的观点，强调文学史研究的任务就是揭示文学发展的矛盾性与规律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李长之认为文学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前提，文学史就是研究文学演进的科学；他强调辩证唯物论是文学史研究的一般法则，历史唯物论是特殊法则；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真精神是重在具体的事件的分析，由分析再提高到综合”。1950年5月12日，李长之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学习中国文学史拟定的讲稿《中国文学史研究提纲（初稿）》中就明确提到要以苏联的文学史著作作为参考书。1954年，李长之出版《中国文学史略稿》，他在这本著作中多次提到苏联文学史著作的影响，他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史观与方法论进行文学史编纂。1954年9月，林庚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简史》，他在这本著作中参照了苏联制定的11至14世纪俄罗斯古代文学教学大纲。1954年，谭丕模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文学史纲》，谭丕模在著作中多次引用托尔斯泰、普列汉诺夫、杜勃雷宁等苏俄理论家的观点，主张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发展过程，去发掘文学作品的人民性、斗争性和阶级性，强调中国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李长之、林庚和谭丕模借鉴苏联文学史著作的编纂经验，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文学史写作的指导思想，在建国后的文学史领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指导思想在教育制度中得到明确规定。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规定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文学教学与文学史写作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规范。在教育制度的规训下，贯彻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成为20世纪50、6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的根本任务。在现代文学史编纂领域，比如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此外，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作家出版社，1955年）、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等著作也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他们都强调无产阶级在文学发展中的领导作用，自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作家作品。在古代文学史编纂领域，比如游国恩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该著作明确强调“力图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来叙述和探究我国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在篇章安排上以封建王朝作为分期的标志，认为文学是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又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该著作被作为高等学校文科专业教材使用，该著作也明确强调力图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强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对文学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唐弢、严家炎主编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1-3册），该著作坚持辩证唯物论和新民主主义论，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文学，认为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是革命文学与反动文学、革命文艺思想与反动文艺思想的矛盾斗争过程。该著作高度评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高度评价鲁迅、茅盾等左翼文学作家。总体来说，在文学史编纂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揭示了文学发展与社会变革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突出了文学的社会价值、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蕴涵，讴歌了伟大的中国革命。
四、接受消费主义与社会再生产过程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丰富发展的理论体系，社会再生产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文学史编纂中，由经典马克思主义转向以展示社会再生产过程为中心任务的接受消费主义似乎成为历史的必然。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时代，欧美的文学史理论在不断地发生变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了避免实证历史主义和审美形式主义文学史理论出现的问题，德国一些学者主张用一种接受作用美学取代当时流行的生产表现美学。1967年，德国学者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认为文学史在20世纪以来“走过了一条日趋衰落的历程”，在姚斯看来，只有全面反思传统文学史学的各种弊端，建构一种接受理论的文学史科学，创造文学史研究的“接受和影响之维”，才能解决文学史问题。美国学者霍拉勃认为姚斯引发了文学史学的重要变革，必须重新思考文学史和阐释的关系以及文学史与一般历史的关系，文学史必须从19世纪历史主义、实证主义传统中解放出来，“文学史必须强调文学作品作为事件发生的本质以及其历史构成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学者绍伊尔和瑙曼等学者合作编写的五卷本《德国文学史》陆续出版，这部著作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优秀的德国文学史著作之一”，绍伊尔在这部著作的导读文章《文学史写作问题》中提出新型文学史设想，他强调“文学史的写作应当在生产和作用史的广阔视野中观照文学作品”，他认为只有读者在创造性的接受过程中扩大阐释视野，才能证明科学的有效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接受美学理论在中国得到译介与传播。1983年，张黎在《文学评论》发表《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1985年，章国锋在《文艺研究》发表《国外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接受美学》；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周宁、金元浦编选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中译本；1989年，刘小枫编选《接受美学译文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文学史论研究》，介绍了接受美学理论在文学史编纂中的作用与影响，也提出从生产和作用史视野编纂文学史的设想。接受美学理论的译介与传播促使国内学者探讨接受美学理论，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思齐《中国接受美学导论》（巴蜀书社，1989年）和马以鑫《接受美学新论》（学林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从不同角度探讨接受美学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接受理论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1988年，朱立元、杨明在《文学评论》发表《接受美学与中国文学史研究》，1989年，朱立元、杨明在《复旦学报》发表《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朱立元和杨明认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有着直接的借鉴价值，接受美学有助于重建历史与文学的本质联系，有助于开拓文学史编写的新思路和新面貌。2013年，许劲松出版《消费主义图景下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许劲松认为接受美学文学史观是对传统文学史观的统战，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兴起是消费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在接受美学理论视阈中，文学史编纂关注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动态发展过程，关注文学的接受史、批评史与效果史，这些无疑扩展了文学史研究与编纂的范围。
接受美学文学史观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史观念，无疑开辟新的学术生产点，使文学创作史与文学接受史相互补充，革新了文学史理论与文学史编纂的传统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一些从接受维度编纂中国文学史的著作，这些文学史著作从文学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来把握文学的动态发展过程，不仅有助于避免传统文学史书写的片面化和简单化模式，而且有助于描绘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貌。
五、后现代主义与全球时代的中国
20世纪后期，西方传统的文学史理论遭遇了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与挑战。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宣称历史的终结，主张同所有历史思想决裂，倡导从思想史、文学史和哲学史范畴中解脱出来。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也明确批判总体化的大历史叙事传统，主张历史叙事的非连续性和碎片化。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指出历史写作具有叙事性质，历史是一种以叙事散文形式呈现的文字话语结构。海登•怀特借鉴弗莱的原型批评方法，认为历史著作中存在不同的“情节编排模式”，他列举了传奇模式、悲剧模式、喜剧模式、讽刺模式和史诗模式。福柯曾经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他认为“知识的构建不是为了理解；其构建是为了切割”，本尼特把福柯的观点运用到文学史研究，他认为文学史关注的不是去理解文学文本，而是如何处理文学文本。本尼特指出，文学史并不是寻求把文学文本与历史结合起来而提取其意义，而是在生产文学文本在社会关系中的运用方式的知识，并且作为权力策略和主张的构成部分；文学史也不是关注过去与现在的解释视域，而是致力于建立起不连续性和差别性。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提倡创造性，倡导多元性”，为文学史编纂突破单一性和模式化提供了理论武器。
后现代主义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传入中国，杰姆逊、德里达等学者也陆续到中国宣传介绍后现代主义思想。在《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文学史论研究》中，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被认为对文学史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文学史编纂中的总体性的消失也被提出来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真正产生影响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中国文学史写作甚至有可能蕴酿崭新的、超越性的生机或挑战。虽然洪子诚难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海登•怀特的观点，但他与王德威一样，强调海登•怀特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洪子诚从海登•怀特、罗兰•巴特和王德威的论述中得到启发，认为他们“至少提醒我们注意历史的‘写作’的层面，即具有‘文本性质’的叙述活动”，洪子诚强调“文学史是一种‘叙述’”，“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这些观点无疑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痕迹。李杨主要运用福柯的思想与方法试图解构文学史写作中的审美形式主义范式，他试图拆解本质化和非历史化的文学史写作模式，李杨的《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可以说是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解构传统文学史写作模式的代表性著作。孟繁华和程光炜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认为在当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中，很容易形成共同的话语形式，并形成相同的取资范围和评价标准，最终在学术共同体内以共同的话语形式进入社会实践。孟繁华和程光炜认为“‘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它是史家‘历史叙事’的不同形式”，他们认为史料的钩沉与拓展构成文学史发展的基础，但历史观念则起着主导性作用，他们强调“‘历史’就是‘史家’的历史”。在孟繁华和程光炜看来，事实与虚构并没有绝对的界线，文学史家在历史著述中对史实的有意忽略或强调是史家的历史观的表现形式，当代文学史隐含的虚构成分与其它历史著作没有区别，文学史因叙述主体观照方式的不同可以区分出多种不同的话语形式。程光炜在《文学史研究的兴起》《文学史的兴起》等著作中探讨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陌生化和学科化策略，提出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感、当代性、碎片化和现场化等命题，程光炜无疑也深受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理论的影响，尤其受到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和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等著述的影响。吴秀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等著作中也明显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所谓文学史写真也就是追求历史叙事的文献性、原创性和客观性，也就是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还原多元共生、复杂多样的文学史本真状态。
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发挥作用，同样也遭受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陈先达主张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对待西方的历史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张清华认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必然会引发文学史研究的碎片化，从而进一步引发文学性危机。吴秀明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中考察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倾向，认为后现代主义为文学领域的思想阐释与知识重构提供潜在背景和理论支撑，但后现代主义本身充满歧义和悖论，在文学史领域难以实践，诸如如何“历史化”就是一个难题。也有个别学者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杰姆逊的“永远历史化”进行质疑和诘难。总体而言，中国社会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学术必然进入全球化时代，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中国社会也时有呈现，虽然不能盲目地宣称中国已进入后现代社会，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绝不是荡然无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当代学者已经察觉到本质主义思维的局限，也不断反思审美主义的普遍性和永恒性魔障。探究文学史编纂的目的在于为文学研究的主体性建构提供新的思路，“为中国文论话语的价值重建提供新的理论借镜，为文学史的重写提供一种理论范式和阐释方式”。在反思审美主义范式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无疑充当了批判武器，它以历史化、断裂性、非中心和反总体化等主张拆穿审美主义幻想，促进文学史编纂的历史阐释和知识重构，使文学史编纂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然而，后现代主义在文学史领域仍然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即使如此，后现代主义仍然是中国文学史编纂走向全球化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