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宣部和中组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工程理论届人选，“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货币经济学、国际金融、公司融资和美国经济研究。出版专著4本，教材2部，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的世界经济学研究经历了巨大发展，相关学科的分类和建设越来越清晰和完善，并始终围绕为中国经济建设、改革和开放服务的总目标，问题导向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国际化、规范化和本土化也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鲜明特点。中国的世界经济学研究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是在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前提下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注重国际论文发表，讲好中国故事，正在成为当代中国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伴随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的世界经济学研究在各个时期都有鲜明的热点、主题和特点，研究所涉及的学科也因此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为了尊重历史，本文将以各时期研究主题的顺序为依据，辅以相关学科的发展脉络进行回顾。
一、新中国成立后世界经济研究的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世界经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主题、学术水平和成果数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提升。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探索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国际问题研究工作，中央的一些部委先后成立了研究机构，在部分重点高校也先后设立了研究机构。不少院校不仅正式招收世界经济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而且各高校之间还形成了长期性的分工布局，奠定了国内世界经济研究的基础。1964年5月19日，中国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正式成立。
那时的世界经济研究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也呈现出一些变化。例如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对苏联建设经验的介绍变成对苏修的批判，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则主要以经济危机为研究视角展开，同时注重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趋势的认识和对世界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判断。这个时期的研究，不仅包涵了国别和地区研究，也涉及到专题的研究，比如跨国公司等。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研究以批判和揭示其危机爆发的必然性为主，对世界经济的机制性、规律性研究形成了一些比较深刻的分析和论述，对今天的现实问题研判仍有指导意义。另外，作为研究的基础和起步阶段的特征，国内世界经济学者翻译出版了大量译著，这些译著在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再版发行，成为践行开放、推动世界经济研究的最初动力。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带来严重冲击，高校停止招生，科研人员下放锻炼，研究成果出现断层。直到改革开放后，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才再次释放出巨大活力。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世界经济学的发展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最初的探索。1978年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而真理标准的讨论则进一步解放思想，加速了学科建设，致力于世界经济研究的机构和队伍也得到了充实。大批学者撰写论文，就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对象、体系和方法，以及世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等问题进行讨论，形成既严谨又热烈的学术氛围，涌现出一大批老中青学者。9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以及世界各国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博弈的现实，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研究世界经济学的学者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世界经济学研究，世界经济学在中国也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
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体系是中国学者在世界经济学创立初期的重点话题，构成该阶段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特点。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发，结合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生态的变化，中国的世界经济学经历了从无到有并逐渐中国化的发展阶段，展现了我国学术界对该学科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世界经济有其特殊的矛盾和运动规律，但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的规律究竟有哪些不同？随着研究的深入，世界经济学逐渐从探讨研究对象和范围转到挖掘学科核心概念和基本规律上来。无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还是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都包含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世界经济学的体系化研究反映了我国世界经济学从局部到系统的研究不断深入，构建了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三、对转轨经济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对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也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世界经济研究为改革开放服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介绍苏联东欧改革经验，为投资和贸易开放服务的同时，也要总结和研究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道路的经验和教训。这就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世界经济工作者研究的三大课题。
转型经济学是以中国、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中东欧等国家的经济转型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一个研究领域。苏东剧变后，中国对转轨经济学的研究也从借鉴转到总结经验和教训上来。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先于苏联。1978年，中国率先启动改革开放。在此背景下，我国学者们较早地对苏联模式及其经济体制进行了学术批判，其视角是从中国经济改革看苏联经济改革及其经济模式的弊端。转型经济学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转轨与转型问题，包括过渡与转轨的方式、路径、绩效、模式与发展前景等。对经济转型的比较研究更注重两种模式的经济实绩，即经济增长水平的比较。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与俄罗斯“休克疗法”式激进转型的失败，都是相对于经济增长这一指标而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离不开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旧体制的封闭性，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中国对外贸易应从国家统制下的保护贸易转向对外开放型的贸易。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经贸体制的改革方向是解决外贸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制，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革高度集中的外贸经营体制，增加对外贸易口岸，逐步下放外贸经营权；改革外贸计划管理体制，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生产调节相结合；改善对外贸的行政管理，重新恢复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建立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度。
初级产品出口战略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所采用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有学者认为，出口导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进口替代战略的不利因素，然而该战略发展起来的产业大多为加工制造业, 长期实行该战略不利于本国产业结构合理化, 甚至使本国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 导致国家经济独立性的丧失。因此，传统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不适合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
在我国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上, 学者们曾提出“综合论”“折衷论” 及“并行论”等观点，即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动态有机结合的模式。在这种贸易战略的影响下, 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发展的动态利益,有学者认为，中国应根据实际,选择以贸易商品国际竞争力为导向的国际竞争力导向战略，促进贸易本身的发展和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20世纪末，有学者提出了“大经贸战略”的思路，其核心内容是实行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国民经济各部门密切合作, 共同参与, 从而形成中国大经贸的新格局,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入世”后，中国在分享多边贸易体制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在WTO规则下中国选择和制定何种贸易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必要。“入世”初期，我国以大力引进外资和推动出口为核心的外向型发展战略遇到很多问题，如：外资比例太大、加工贸易份额占比过高、出口增加值太低等。这种状况造成我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国越来越多的贸易争端。在进口方面，进口产品集中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强。在以前的“安全发展”进口战略基础上，中国应努力发展“更自由的大进口战略”，促使我国进口由生产主导型向更加中性的自由贸易型，甚至消费主导型转变。世界金融危机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外贸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逐步实现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除继续实施“科技兴贸”“出口市场多元化”和“以质取胜”等既有外贸战略外，要大力实施“价值链提升”“富民兴贸”“绿色贸易”和“和谐贸易”四大新战略。
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最终体现在对经济增长促进的实际效果上。因此，很多研究从政府作用、产业升级、劳动力市场、教育和人力资本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等不同的角度对比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差异。
四、对汇率、外资和企业走出去的研究
197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增长，而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是推动这一进程的两股基本力量。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引进外资和扩大外贸，都使得人民币汇率问题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人民币汇率作为调节中国内外经济关系的基本价格变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愈发突出的作用，自然也成为国内外政策人士与经济学者众多讨论的主题。这些讨论牵涉面之广、争议之大、对政策影响之深，堪称近年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辩论之一。从对汇率制度的讨论，到从不同认识角度提出人民币理论汇率的计算框架，以及对开放条件下人民币实际汇率走势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推测，总的共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应该逐渐趋于较有弹性，以适应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需要。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对汇率问题的研究又集中在新体制下的汇率目标水平与政策选择、根据购买力平价估计人民币购买力、人民币均衡汇率及其决定因素、汇率传递效应和汇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等问题。
随着中国大量引进外资，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FDI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FDI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和FDI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这些研究既承认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提出了适用的条件和范围。
从引进外资到经济发展，再到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合乎逻辑且符合历史规律的一个过程；中国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学研究重点也在问题导向的牵引下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和重点。这些研究涉及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理论介绍以及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性、可行性讨论，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产业和区位选择问题和ODI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和绩效问题。
五、对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
世纪之交前后，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碰到一些新的问题。这反映了在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后，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学界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
首先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参加国际经济组织。中国“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但对健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有利，也是自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需要。按照时间顺序来看，这些研究包括对中国“复关”“入世”的利弊分析、“复关”“入世”对中国产业的冲击以及“入世”后中国经济全球化等问题。
其次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转型问题。根据出口产品多样化的特征，可以判断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工业化及贸易的扩张阶段，二是产业升级和国际化转移阶段。“入世”后，由于全球经济进入一个结构性的调整期，中国对外贸易也面临着结构调整。除了强调需求管理以外，进口贸易结构调整也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在生产贸易模式方面，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垂直专业化比率恰能较准确地衡量中国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份额，显示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垂直化程度，反映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供应链效应。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发展造成较大冲击，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应从自身经验出发，转变外贸的国民收益方式、格局和竞争方式，并借此进行转型和升级。要着重在“转变方式、调整结构、完善制度”几个方面努力，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均衡、可持续发展。
最后是外贸转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加入世贸组织后，大量国内学者运用国际贸易前沿理论和方法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包括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的增长效应、贸易开放对其他宏微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以及对外贸易对就业市场及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等。
另外，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学者们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发展格外关注，提出不少重要的看法和解释，留下许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参考价值的研究文献。特别是应用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范式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以及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全面讨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基于世界各地不同程度的区域货币合作的实践，国内针对区域货币合作的研究也日益丰富，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早期我国学者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该理论的述评及最新研究进展的介绍，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内生性问题、货币一体化所形成的国际风险分担机制也部分得到探讨。中国学界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研究始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学者认为东亚地区应通过加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区域货币基金以及建立区域联动汇率安排等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方式。
六、展望未来，和平崛起的新课题与新挑战将成为中国世界经济学研究的重点
首先是全球经济治理问题。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得到明显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国际舞台中央，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全球经济治理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研究主题被提出，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而出现的。它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进程密切相关，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与金砖国家、G20等全球经济治理的变迁、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与平台建设、全球经济治理机构改革，以及在特朗普执政以来强调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下如何维护全球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都正在成为新的研究重点。
其次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研究已基本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虽然学者们的关注点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上都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成本与收益分析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这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最后是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模式研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也开始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北京共识到中国道路，再到中国模式的发展，就充分体现了这种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国学者们论证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模式”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总结出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产物、“中国模式”具有自身的制度内生性。中国模式的最大意义在于中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为发展中大国提供了成功崛起道路。中国道路为发展中大国提供了适宜治理方式，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鲜活实践经验。它对于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中国的世界经济学研究也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专家推荐意见：本文的最大特色是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中国世界经济学研究在过去70年（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重点分析了转轨经济学、汇率与国际投资、中国与全球的关系、中国和平崛起的新课题与新挑战等方面。论述高屋建瓴、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