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负责人：吴家琴
项目管理单位：贵州大学
项目批准号：13BTJ020
项目类别：一般项目
项目名称：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问题的路径选择及其实证分析
最终成果名称：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问题的路径选择及其实证分析
学科分类：统计学
成果形式：研究报告
项目成员：姜大谦 姜知焘 郭凤芝 董 强 李小武
由贵州大学人民武装学院吴家琴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问题的路径选择及其实证分》（项目批准号：13BTJ020），于2013年6月立项，2017年9月申报结项，其最终成果为36万字研究报告《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问题的路径选择及其实证分》。课题组主要成员有：姜大谦、姜知焘、郭凤芝、董 强、李小武。兹将相关内容及主要观点简介如下：
一、本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
（一）本课题以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为背景，通过对西部民族地区面板数据、城镇化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人均GDP、农村人力资本、农村金融发展、农民组织化程度——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与农民增收高度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结构、农民增收发展、农民增收的核心影响因素。
（二）组织开展城镇化和农民增收抽样调查，整理采集城镇化和农民增收指标和数据，分类进行统计分析，建立城镇化和农民增收评估和预测范式，以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现代统计理论与方法、人力资本理论、城镇化理论、现代金融理论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农民增收及人均GDP地区差异数量模型的过程中，寻找西部民族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的变化规律、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民增收的路径。
（三）以现代金融发展理论为指导，探讨农村金融发展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的影响。
（四）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以民族学、现代统计理论为指导，在对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信度分析、逐步回归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知识技能人力资本和迁移（流动）人力资本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五）以合作社理论为基础，以民族学、现代统计理论为指导，在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信度分析、主成份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进行翔实的实证分析。
（六）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
（七）从农业内部、农村和农业外部、制度三个层面提出在城镇化进程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的途径。
二、本课题研究成果的重要观点：
（一）课题组认为，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上讲，农民收入及其增长问题，既是一个生产问题，也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而不管是在哪种背景之下——在传统社会里和在现代社会里都是一样的。在中国，包括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在内的农民收入及其增长问题，既涉及到农业和农村的内部结构和生产方式，也涉及到农业和农村系统以外的环境条件。
（二）关于“农民”。在中国，“农民”极具特殊性——可以说，“农民”是一个被捆绑在土地上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特殊群体。因此，本研究在厘清“农民”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梳理了资产阶级主要经济学家的收入分配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以及国内外关于城镇化、农民增收等文献，在此基础上，对西部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金融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人力资本等动态数据进行预处理后，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标准化回归分析等方法，建立面板数据和实地调查数据模型，并把影响农民增收的核心因素抽象为三大公因子——农村基础设施因子（农产品产值率、农村医疗条件、农业抗灾能力、农村交通便捷度、农村信息化水平、农业现代化程度）、产业结构因子（工业化率、城镇化率、旅游发展水平、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制度因子（城乡收入差距），分析它们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的影响。
（三）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影响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的这三大公因子归纳为农业内部因素、农业和农村外部因素和制度因素三个层面，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进行了归纳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需要指出的是，本课题是从更深层次上对影响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的核心因素进行归类的：如在“农村基础设施因子”中，“农村医疗条件”、“农业抗灾能力”、“农村交通便捷度”、“农村信息化水平”作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是不言而喻的，而“农产品产值率”和“农业现代化程度”这两个因素，从传统的基础设施分类来说，似乎不应归为此类。但在当代信息社会里，农产品产值率和农业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现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以及它们作用发挥的程度，也就是说，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作用的发挥，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农产品产值率，更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一点，我们在考察贵州省铜仁市万山九丰农业博览园、贵州省黔东南州三穗县农峰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等现代农业、农文旅示范园时有深切的体会。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把二者归于“农村基础设施因子”。同样，在“产业结构因子”中，“工业化率”、“旅游发展水平”和“农民受教育程度”三个指标，从“工业”、“旅游（业）”、“教育”这三个基础词汇上看，分属第二和第三产业，这也是无可置疑的，而“城镇化率”为何也归入“产业结构”中呢？我们是从“城镇化”的内涵，即它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市）转移的过程，更是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高级化过程，所以，我们把它归入“产业结构因子”中。至于把“城乡收入差距”归为“制度因子”则更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为什么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可支配收入（2013年及其以前，在统计报表中分别称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此后，分别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统计）上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如此巨大差异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课题组深入分析后认为，农业产值率低于工业和其他第三产业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所导致的“二元分配”制度。因此，我们把它归为“制度因子”。
三、本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结论
基于上述认识，通过对西部民族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宏观或称中观的实证分析、个案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一）从向量自回归和误差修正模型来看：
1.西部民族地区——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非平稳序列
、、在经过一阶差分后趋于平稳，并通过协整检验证实了农民增收、城镇化和人均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而言，城镇化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长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短期内西部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上一期农民增收对本期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城镇化进程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3.短期内西部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民增收有直接的影响，而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相对较弱，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滞后5期后将对城镇化进程产生直接影响。
4.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增收有一定的滞后影响，滞后期约为1年，但从长期看，具有加速农民增收的作用。
5.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速有阻碍作用。从长期来看，农村存（款）贷（款）比的增速对农民人均增收额的速度有负效应，贷款对存款比率的增加会减缓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然而从向量误差模型来看，短期农村存（款）贷（款）比对农村居民增收的速度有积极的影响，但是脉冲检验的结果说明这种影响不强并且很短暂。
6.农村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互为影响因素。
（二）从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来看：
1.西部民族地区——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各市（州）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
2.各市（州）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明显。
3.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州、自治县）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与非民族自治州（市）相比，差异明显。
（三）从因子分析模型来看：
1.主成份回归模型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制度因素是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的核心影响因素，三者对农民增收的综合影响率达到99.7%。
2.标准化回归模型分析表明，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基础设施（6个因素）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最大，其影响程度在0.0695-0.1045之间；其次是产业结构（4个因素），其影响程度在0.1158-0.1460之间；制度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民增收影响为负值（-0.035），集中反映了西部民族地区受“二元”结构的各种制度影响，导致城乡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说明调整城乡资源配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可加速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四）从问卷调查实证分析来看：
1.人力资本投资问卷调查分析表明：
（1）调查问卷的内容对主题要求的一致性高、可信度好、数据可用性强。回归分析表明：西部民族地区（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79.6%的影响因素来自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其余20.4%影响因子来自于其他随机因素。
（2）西部民族地区健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力为0.512，说明西部民族地区健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农民收水平的增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各项调查数据也从不同的角度显示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医疗保健设施水平和服务能力急需提高。
（3）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力为0.405，其中，培养新型农民职业发展的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更为显著，达0.301。与此同时，问卷调查的统计资料显示，由于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对见效缓慢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不够，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农民的劳动技能欠缺，综合素质较差等因素的存在，严重制约了西部民族地区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的持续增长。
（4）西部民族地区农民知识技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是积极、正向的，但当前作用不明显。
（5）西部民族地区农民流动能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是正向的、积极的，但这种促进作用也非常有限。
2.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分析显示：
（1）民族自治地方（贵州省黔东南州）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平均而言，合作社绩效每提高一个单位可使入社农户年人均收入增加9640.18元。
（2）民族自治地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不高，急需扶持。
（3）民族自治地方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源配置与质量控制能力、组织机构运行能力、管理制度健全度、分配制度与品牌战略、社会资源配置能力、人力资源发展能力6个因素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都是正向的，但需加强管理。
四、本课题研究成果的对策建议
对策建议——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
（一）从农业内部层面选择实现农民增收路径
1.强化农业投资。
2.强化农村和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农业信息化系统平台，实现农业信息资源共享。
3.完善农业科技研发体系，切实提高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科技含量。
4.加强西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农民的素质教育。
（二）从农业和农村外部层面来选择实现农民增收的路径
1.树立新型工业化思想。
2.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3.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努力提高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
4.深挖少数民族文化潜力，大力发展特色旅游和全域旅游，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
（三）从制度层面构建增收基础，选择实现农民增收的路径
1.创新土地制度。
2.健全和完善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
3.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城乡合一、省际互认互联互通的社会保障制度。
4.改革农村金融体制，积极探索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创新。
5.强化指导，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