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23—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今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首倡的第一次中国传播学研究座谈会在京举行。40年再回首，40年再出发。7月2—3日，以“中国传播学40年再出发：新时代与人类共同价值”为主题的第十五届中国传播学大会暨中国传播学40周年纪念大会在苏州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回顾传播学在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反思和展望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和未来方向。会议由中国传播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联合主办。会议通过了传播学未来研究的“新16字方针”：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结合中国传播学发展40年，会议讨论主要包含三大主题：数字技术变革及学科转向、传播学本土化和自主性建设、传播学的国际视野和时代议题。
关注技术变革 把握学科转向
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智能传播形态深度嵌入人类生活，对人们的衣食住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重塑了传播学研究的内容、理念和方法。
在传播技术的讨论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认为，过于关注当红传播形态，忽略互联网的发展逻辑和算法机制，是当下网络研究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深入研究算法可能引发的媒介缺陷、网民风险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科学忠告是网络研究的应有之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强调，现代社会高度依赖算法来纠正人类直觉造成的错误决策，算法的技术逻辑已延展到社会制度和文化实践中，具有主体、规则、想象、权力和价值表达等多重含义，因此，要更加关注算法的伦理价值对社会的影响。
新媒介的本质在于为人类社会的连接提供新的方式、尺度和标准，元宇宙虽尚存争议，但它为未来描绘了具象的愿景。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指出，元宇宙是一种“核聚变”，是人类社会的深度媒介化，它在升维的意义上为互联网发展的全要素融合提供了未来的整合模式。元宇宙的标签包括微粒化社会、体验时代、游戏场景等，传播学者的使命就是对这些关键问题作出解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刚总结了2009年以来公益传播的数字化转型趋势。他认为传统的公益传播形式逐渐融合为具有创意的规模化、个性化、场景化、即时性的公益内容，这些内容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分发，进而影响用户观念和行为，推动公益事业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隋岩认为，群体传播是互联网的本质，从多方面观照了互联网传播的本质特征。首先，群体聚集预示着从主体而非工具的角度认识互联网。其次，它定义了互联网时代的多元传播主体，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等均成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再次，互联网的巨大能量来自因事聚集的动力机制，因下一事件聚集的传播会结束上一事件聚集的传播，这是互联网时代时间碎片化、空间加速流动的体现。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杜骏飞表示，新闻传播学的实践转向旨在去除社会结构和人类行动的二元对立。在交往时代，泛传播强有力地将人、信息和媒介整合在交流实践中，而把传播视为动态的整体的人类行为，将是数字时代学科发展的新起点。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卫东提出了传播学研究的三点转向：从学习借鉴转向探索本土化，从研究人的行为转向研究人的本质，从单向度的因果联系转向多元协同演化。因此，要将传播学放在人类文明的整体进程中进行研究。
推动本土化建设 提升学科自主性
传播学的边界问题、发展的适应性问题一直以来备受争议。从历史和现实维度确定传播学的坐标系，重申学科的合法性，是再出发的前提。
在概念界定方面，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董天策认为，新闻传播学的主体性包括三重内涵，即新闻传播学科的自主性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新闻传播研究的西学来源与中国化的关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巢乃鹏强调，学者要对传播学本土化形成一致的想象，在认识论层面，要明确是“以中国为目的”还是“以中国为方法”，前者将西方理论放在中国场景进行检验，后者通过研究中国来把握多元化的世界；在操作层面，要明确研究起点是问题驱动还是理论导向。
对于学科主体性和本土化的不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表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量快速扩张，但其知识体态是“虚胖”的。一方面，现有理论无法回答新闻传播实践中的问题；另一方面，粗放型的知识产能过剩。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吴信训提出，传播学的中国化存在诸多乱象，例如，简单运用西方传播学的原理解读我国的新闻传播现象，一味追捧西方传播学的研究范式，以及泛化传播学、弱化新闻学的趋势。对此，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韵公认为，我国传播学走过的40年还较短暂，因此不必操之过急，应考量学科发展的土壤是否充分。他提出社会思潮的本土化应有时间、过程、土壤、强力和达标五项目标指数。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韦路提出，要围绕多元基础、问题导向、人民立场和实践标准，建构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其中，多元基础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问题导向包括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明安香补充了学科教育的视角，呼吁学者基于新的调查、理解和探索，推出全新的传播学教材。
引领时代议题 参与国际对话
“40年再出发”的传播学命题预示着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旨归。当下，重申人类的共同价值、反思深度媒体化的风险，自主探索学科的发展方向已迫在眉睫。
在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层面，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唐润华分析了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方向的转变。首先，国际传播出现整体化转向，从专业机构的行为变成所有社会组织和成员的日常活动。其次，中国的国际传播陷入高投入低产出的效果困境。再次，国际传播研究数量多，但高质量研究较少，失衡现象严重：应景的应用研究多，深度的理论研究少；传播策略研究多，系统性的战略研究少。唐润华提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要注重学术逻辑、信息沟通、全球视野和学科交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教授杨国斌指出，“描述的转向”和“后批判”推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要认真观察和描述研究对象，要学会讲故事，例如，学术期刊可以开辟小的专栏，发表有思想、有新意、有文采的文章。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关世杰探讨了中国的价值观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的价值观具有广泛的共享性，人们对中国的价值观的态度与对命运共同体的态度呈正相关，海外民众对中国人是否赞成中国的价值观的看法与对命运共同体态度的相关性更强。
在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层面，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张国良提出，中国传播学诞生的必要条件是来自美国的传播学学理和立足中国的新闻学队伍，充分条件是信息社会、改革开放和团结奋进。他还将传播学的新动向总结为智能化、媒介化和融合化。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陈龙认为，下一代互联网具有以下特征：用户趣味上升，体现精神乌托邦的性质；基于自由意志的交往理性形成；内容生产的任意性造成超饱和的图像和文本洪流；基于用户趣味的生产和基于经典结构的生产将形成对立。他指出，未来传播蕴含技术、媒介和行动者场域三层思维逻辑，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未来文明最终将汇于文化共同体中。
在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表示，理论本土化要基于研究问题的概念化。当前的研究缺少对特定人群与发展制度间关联的分析，缺少对政策的系统分析。研究者要反思研究问题的提出视角、立场和学术资源的使用。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教授邱林川提出“去帝国主义”的传播学研究路径。他认为，要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传播研究体系；建立追求解放、平等、互相尊重的传播研究体系，反对依赖暴力、强权乃至霸权的传播学。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赵月枝提出，传播学要回归新闻学母体，回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回到基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守正创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