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新时代中国传播学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与会学者回望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共同探讨新时代中国传播学发展方向与前景。
守正创新 融通中外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和新任务，建设面向未来的新时代中国传播学是当前紧要课题。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认为，学界要本着“吸收外来、不忘本来、开创未来”的态度，为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解决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作贡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陈昌凤表示，解决中国问题、造福中国人民，是中国传播学的重要使命。中国传播学既属于中国，更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崔士鑫表示，要完成这一目标，一是要着眼于传播中国价值，明确努力方向；二是着眼于寻求普遍规律，拓展研究领域；三是着眼于培养时代新人，打造人才队伍。
当前中国的传播学正处于转型期。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高晓虹认为，建设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理论要把中国发展作为研究坐标，把中国实践作为研究起点，把中国经验作为论证中心，把中国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把中国范式作为理论追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一方面，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回应实践；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理论和实践范式转型，带来了社会链接的重组与社会发展结构的重构，这要求学界及时将实践中的传播现象与经验概念化、范畴化、框架化，最终普遍化。因此，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当前国内传播学界面临的紧迫任务。
当前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显著改变。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隋岩认为，媒介环境的改变，使得大众传播转变为群体传播，这在为社会治理与发展带来新问题的同时，也为国内传播学依据新现象、新问题建构新的原创性理论提供了可能。新时代中国传播学要充分发挥善于发现问题和善于引领实践的优势，借助多学科力量实现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张辉锋提出，随着社会复杂性渐增，交叉学科与新学科建设愈发重要，新时代中国传播学应更具包容性，吸纳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开辟更多研究视角，这也是当前大力加强新文科建设的题中之义。
根植实践 引领时代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张涛甫认为，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中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实践中许多问题得不到知识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低容度的粗放型知识又严重生产过剩。这种结构性矛盾本质上指向了研究的主体性问题，即对他者学术话语的重度依赖，已经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引入了偏离中国现实语境的路径。“他山之石不一定能够攻玉”，如何针对当前的知识生产结构做好“加减法”，构建主体性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逻辑自洽且能有效回答实践重大命题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新时代中国传播学而言仍任重道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提出，我们应当在实践、理论和历史三个层面的研究中创新新闻学知识体系构建路径。如今，这种实践转向中的体系创新已初具成果，但这些成果仍呈现出碎片化、本体化和经验主义特征。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还要更多地聚焦元问题，将目光放回到新闻传播与人的关系上来。
新华社研究院院长刘刚表示，传播体系的依附关系本质上源于经济政治体系的依附关系，而传播本身也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媒体的传播行为受到利益主体、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欣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传播实践不断创新发展，但也要看到这些创新与发展背后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因此，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守正创新”，对于中国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新闻记者》主编刘鹏认为，学者只有同时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深入田野现场的实践精神，才能真正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发展。
会议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