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经学文献青年学者论坛”在线举行。与会学者围绕经学史、经本生成与流传、经义训诂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在新时代条件下如何推动经学文献研究向更深层次迈进。
迎来新时代经学研究的春天
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本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与信息学系主任赵生群表示，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归根结底，其精神和灵魂都来自经学文献。研究经学有四难，阅读理解难、占有资料难、发明创造难、成果发表难，但新时代条件下的经学研究有许多新议题亟须学界深入研讨。
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经学研究近年来开始复苏。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认为，经学研究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青年学者的经学研究不拘一格，既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又深深植根于传统经学的土壤。经学研究与传统学术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和宽广的道路，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离不开经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锷表示，经学文献整理是经学研究的前提，经学研究是经学文献整理的升华，即整理中有研究、研究中有整理，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为用。重视经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是弘扬中华礼乐文明、寻找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中华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正确道路。
文献整理与研究要有现实关怀
经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常做常新。当代学人应通过梳理和考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去伪存真、革故鼎新，在新时代条件下发现新问题，推动经学文献研究向更深层次迈进。
经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既要秉承传统经学、文献学的合理内核，又要结合新材料、新理论、新实践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华宝表示，经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要具有现实关怀，处理好“当下意识”与“崇古情结”。在他看来，经典阐释需要做精深研究，需要有国际视野，更需要有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经学文献是经学研究的基础，《十三经注疏》是经学文献的内核。王锷表示，明代嘉靖以来，先后校刻有闽本、监本、毛本《十三经注疏》。清代初期，闽本、监本尤其是毛本《十三经注疏》，成为学者研读经学的基本文献。清代学者惠栋、卢文弨、段玉裁、顾广圻等人，利用当时可见的宋元版经书校勘毛本，极大推动了经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使清代考据学于乾嘉时期得以兴盛。
以郑玄所构建的以礼注经的经学体系为基础，在清末民初经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出现两种不同的“六经皆礼”理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壁生认为，一种以曹元弼为代表，强调“六经同归，其指在礼”，以独立的“礼”的概念贯穿六经、理解经学概念，其背后是六经“有”礼。一种以刘师培为代表，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出发，以王官学去理解六经，从而认为六经都是“礼”。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关系着清末民初对中国两条不同的现代化之路的理解。
明清之际的学人深感王学末流空疏之弊，在经典诠释中寻求经世良方，颇具实用意味的“三礼”遂进入他们的诠释视域。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潘斌表示，乾嘉学人“三礼”之学的背后，有对社会秩序建构的深沉思索。在晚清危难的时局下，传统士人利用“三礼”阐发经世致用思想。清人“三礼”诠释的求实精神，体现在他们于“三礼”经、注、疏之辨疑，以及无汉宋门户之见。清人的“三礼”诠释规模之大、内容之广、程度之深，可谓空前。清代“三礼”的校勘、礼图、礼例等方面的研究皆有集成特点。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金霞认为，整理者要从思想上重视古籍整理，要认真对待、反复研读、吃透原文，不能凭想当然轻易点断。整理者需要具备语言文字、文献等多方面的知识。同时，还要多读、多实践，培养语感，综合熟练地运用语言文字和文献知识。
不断开拓经学研究新领域
推动经学文献研究向更深层次迈进，需要进一步完善新时代经学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既要守常，又要创新，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经学研究的新领域。
王华宝认为，学者应有意识地构建科学的、中国话语体系的经学史观。青年学者要注意到早于“艺文志学术体系”的一些文献，从源头上认清什么是经、什么是经学、什么书可以称为经典；要梳理学术谱系，重视出土文献。
杜泽逊寄语青年学者，在这个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呈现井喷式生产的时代，要想在学术史上不被淹没，就要瞄准主流学科的重大问题下大功、下苦功，力争经过十年、二十年，在主干学术领域或重大学术问题上拥有话语权。在维持必要的学术生存前提下，对学术论文数量的追求和学术项目的争取，均应服从于远大的学术理想和人生目标。
在点校古籍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方向东建议青年学者在从事此项工作时，一定要有正确的态度和不懈的坚持。从事点校工作，不但需要占有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要对文献有深入理解；要在充分理解和正确释读原典的前提下，恰当有效地利用新材料。
在赵生群看来，研究经学需要有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有了自觉的认识，才会有坚定的行动，才能排除万难、持之以恒、披荆斩棘、奋勇前行。
（一审：贺雷；二审：李志伟；三审：王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