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关注人类对自然的观察、认知和利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被英国人罗伯特·赫胥黎誉为“第一位伟大的博物学家”。走过中世纪的沉寂,博物学在文艺复兴重拾对自然的兴趣中迎来“新生”。及至18世纪,博物学在西方成为一门真正的自然学科,涌现出以瑞典的卡尔·冯·林奈、法国的布封、英国的约瑟夫·班克斯为代表的博物学家。他们以“发现、描述、分类和理解整个生物体”为旨归,展现博物学的包罗万象和独特魅力。在18世纪博物学大厦的筑就中,英国医学界也添砖加瓦,成为不可忽视的参与群体。无论是皇家医生,还是开宗立派的名医,抑或训练有素的普通医生,在攀登医学高峰之际,均热衷于博物学研究,绽放出不亚于医学成就的风采。
活跃于18世纪上半叶的汉斯·斯隆爵士是皇家医生兼博物学家的代表。他是安妮女王和乔治一世的皇家医生,继艾萨克·牛顿之后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也是公认的收藏家和博物学家,收入赫胥黎所著《伟大的博物学家》名录。
斯隆的博物学探索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自始至终的热爱。他自幼喜爱观察大自然,青少年学医之余不忘学习博物学知识。斯隆远赴西印度群岛观察、记录、收集和整理自然万象,令博物学家约翰·格雷赞叹:“我又一次由衷地钦佩你的勤奋,你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收集如此多的物种,不仅收集,还如此准确地观察和描述它们。”斯隆所著《牙买加博物志》一书即是这一论断的最好注脚。此外,斯隆还加入植物学俱乐部,定期与同行交换新植物物种的信息和标本。多年累积之下,斯隆的收藏来自当时已知世界的各个角落,品类繁多,以植物标本为主,整理成365卷干燥植物标本集,为瑞典博物学家林奈描述和命名新植物物种提供了依据。如今,斯隆的毕生所藏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和自然博物馆,为热爱博物学的人们留下了宝贵财富。
1798年,格洛斯特郡的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公开牛痘接种预防天花的功效,拉开人类征服天花的序幕,以此跻身“名医”之列。其实,詹纳的博物学成就早于医学发现,并为医学发现提供了灵感。
詹纳是博物学界公认的杜鹃巢寄生的发现者。杜鹃是欧洲的常见鸟类,多栖息在热带和温带地区。历经14年孜孜不倦的观察记录,1788年3月13日,39岁的詹纳发表《杜鹃的博物学考察》一文,论述杜鹃的巢寄生习性及其成因。他发现,每年春夏之际,杜鹃雌鸟并不筑巢,而是在树篱麻雀等鸟类的巢穴产蛋。詹纳从生理构造解释杜鹃巢寄生的原因在于外形小而胃大,有4个胃的杜鹃在进食后大腹便便,难以胜任筑巢和育雏等职责,不得不在借巢产蛋后逃离。这篇论文掀开了鸟类巢寄生现象的一角,成为詹纳被皇家学会接纳的敲门砖。
詹纳的博物学之旅是在其医学导师约翰·亨特的引领之下开启并有序推进的。亨特是国王乔治三世的皇家医生,以“外科之父”的成就位列“名医”之林。同时他也是皇家学会会员和一位优秀的博物学家,与知名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等人私交甚笃。亨特还参与创建一个没有正式名称的博物学组织并担任主席,吸纳班克斯等人为会员,每周会面探讨博物学问题。亨特创办的《植物杂志》至今仍在刊行,毕生所藏存放在以其姓氏命名的亨特博物馆,惠泽后人。
詹纳跟随亨特学习外科期间,恰逢班克斯结束全球探险返回英国,带回大量的异域动植物标本和物种,邀请亨特参与新物种的分类和编目。分身乏术的亨特推荐了詹纳,由此詹纳与博物学结下不解之缘。发自内心喜爱博物学的詹纳还开拓了博物学研究领域,接受友人寄来的100份昆虫标本,搜集许多鱼卵石和青石灰岩的标本,论述对狗和狐狸的观察,在地质学的萌芽期探究矿物质组成以及有机残余物。正是在经年累月的博物学观察中,詹纳发现养牛场女工对天花免疫的奥秘——感染牛痘,此后致力于天花牛痘接种实践,一度无暇顾及博物学。詹纳在晚年继续其念念不忘的鸟类冬眠和迁徙研究。他认为,鸟儿迁徙并不是气候变化或食物不足的结果,而是由生殖器官的变化、气候的差异和孵化育雏的要求等决定的,并总结出如何从鸟类外表的变化区分冬眠和迁徙。
训练有素的普通医生也为博物学贡献良多。约翰·莱瑟姆医生也师从约翰·亨特学医,与詹纳一样偏爱研究鸟类,出版4卷本《鸟类简介》。皇家内科医学院的图书管理员乔治·爱德华兹与林奈书信往来频繁,历时8年创作图文并茂的4卷本《鸟类志》,后出版《博物学拾遗》,名满欧洲博物学界。早年学医的詹姆斯·爱德华·史密斯更是从医学完全转向博物学。在爱丁堡医学院学医时,他召集志同道合者组建“博物学调查协会”,后更名为“爱丁堡博物学协会”,致力于博物学知识的交流。1778年林奈去世后,他买下林奈的博物学收藏和藏书,运回英国,10年后在伦敦组建林奈学会,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学组织。
皇家医生、名医和普通医生纷纷致力于博物学研究,构成一种社会现象。18世纪英国的医学界为何钟情于博物学?笔者以为,这是医学研究需要和特定时代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艺复兴以降,医学与巫术的分离促使医学界更注重医学实验和自然观察,注重对自然尤其是植物的观察成为医学界结缘博物学的起点。采集植物、探究植物的分布、辨别并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是学医和从医的必备技能,而植物志是寻找药用植物的指南、药剂师和医生的重要参考书。由此一来,医学界从医学需要出发关注植物的收集、命名和分类,从而推动了医学与植物学的共同发展,成立于1673年的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即是如此。至18世纪,医学界的研究兴趣也从植物学逐渐拓展至动物学、地质学等博物学分支。
就时代因素而言,肇始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强调科学和理性的作用,为科学创新和思想解放提供了沃土,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不断攀登高峰,博物学也同样迎来了春天。多样的自然景致,奇异的花鸟鱼虫激发人们的好奇心,研究奇妙的自然成为一种受人尊敬的甚至时髦的活动,掀起一股博物学热。英国史学家基思·托马斯在《人类与自然世界》中认为,“越来越多的贵族、牧师与女士加入,使业余博物学研究成为18世纪中产阶级最典型的娱乐方式之一”。1785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和几位邻居创立“利奇菲尔德博物学协会”;1798年,乡绅吉尔伯特·怀特在《塞尔伯恩博物志》一书中展现家乡的自然风物和对自然的热爱之情。
人是自然世界不可分割的要素,探索自然的乐趣一旦萌芽,对博物学的兴趣就难以遏制甚至矢志不渝,医学人士也不例外。约翰·亨特以未能实现教授博物学的理想为人生一大憾事,詹姆斯·爱德华·史密斯则弃医转向博物学。是博物学抚慰因医学的失意和生活的磨砺而身心俱疲的詹纳,为其灰色的晚年生活平添几缕亮色。这表明,博物学还充当了人类的精神慰藉所,让人类在探究自然的魅力中发现或找回生活的乐趣。
总之,医学界在医学研究的需要、科学的探索欲、自然兴趣的觉醒等多重因素促动下,积极探索自然的奥秘,成为推动英国博物学专业化的重要群体。18世纪英国医学界钟情博物学是时代印记与个人旨趣的互动与投射,其影响不容忽视。然而,除汉斯·斯隆被赫胥黎称为“伟大的博物学家”外,18世纪英国医学界的博物学之旅尚未引起史学界和博物学界的充分重视。发现并肯定他们的博物学贡献,不仅有助于探究医学与博物学的互动关系,为探讨博物学的兴起提供新视角,同时也为思考人和自然的紧密联系提供历史镜鉴。
(作者:毛利霞,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