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开始，随着丝绸之路的凿空，大量西域元素涌入文学创作中，“轮台”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作为诗人心像的轮台意象，没有天山气势宏伟，不如阳关、玉关境界苍凉，却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中延续时间最长、内涵最为丰富的西域意象。诗人们或以之演绎历史典故，或以之泛称西域边塞，或以之指代边陲重镇，它的独特情韵为中国古代诗歌增添了一道别致景观。
尚思为国戍轮台
——古代诗人的轮台情结
何处是轮台？作为史地概念的轮台，历史上曾有两处，同名而异地：一是汉代轮台国，又名仑头，坐落在西域与中原交通的枢纽位置。汉朝在此地设“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是中原王朝在西域最早的屯田点，地处当今新疆轮台县境。武帝晚年弃屯田的一纸“轮台诏”，更让它声名大噪。一是唐代轮台县，贞观十四年（640年）置，“取汉轮台为名”，隶属于庭州，在今乌鲁木齐市附近，其具体位置则众说纷纭，至今尚未定谳。
轮台又是何意？主流观点认为，它源自古代西域民族语言，与大名鼎鼎的“楼兰”同名异译。但可以想见，从它见载于《史记》《汉书》之日起，人们其实已经不再去追问轮台的本义，而仅把它当作政治文化交流背景之下自然产生的地名符号。唐轮台的由来，乃至当代新疆轮台县的命名，不也都可以视作文化融合的生动诠释？正因如此，在文学语境当中，尽管汉轮台自汉武帝时已不复存在，但它仍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记忆在古典诗歌中重获生命，成为诗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轮台情结，贯穿于历朝历代的诗作。
较早在诗歌中使用轮台意象的是梁简文帝萧纲，其《从军行》“贰师惜善马，楼兰贪汉财。前年出右地，今岁讨轮台”的描写，明显化用了贰师将军李广利征讨轮台的典故。而隋炀帝《白马篇》“轮台受降虏，高阙翦名王”，则首次以轮台泛指西北边塞地区。这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创作的启示与灵感，对于那些从未到过西域却又对其心向往之的诗人而言，具有独特地理特征与深厚历史底蕴的轮台，无疑是他们构建边塞想象和宣泄生命情感的最佳载体之一。
唐代诗人在国家西域经营的现实感召与对历史典故不断追忆的交互影响下，继续保持轮台书写的热情。沈佺期的“感时何足贵，书里报轮台”，郑愔的“征客向轮台，幽闺寂不开”，李商隐的“文吏何曾重刀笔，将军犹自舞轮台”，或融入去国怀乡之思，或渲染游子思妇之悲，或展现反对穷兵黩武之情，要之均以轮台为依托，表达多元化的旨趣。
有了汉唐时期的积累，即使当唐轮台也成为过去，身处中原内地的诗人们对它依然情有独钟。南宋陆游晚年僵卧孤村之际，仍然情不自禁地“尚思为国戍轮台”，点缀在浓厚家国情怀中的轮台意象，使整首诗歌的意境更加耐人寻味，也将中国古代诗歌以轮台代指西北边塞的艺术表达推向了高潮，千载之下，令无数读者为之动容。
轮台东门送君去
——岑参诗中轮台意指的变调
岑参是唐代诗人中为数不多的亲历西域者，轮台意蕴在他这里变得与众不同。岑参两次从军西域，以自身经历抒写塞外奇丽之景，创作了一批身临其境的“轮台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的神来之笔，使得轮台之名家喻户晓。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岑参诗中轮台含义的疑惑与追寻。从闻一多开始，就对《北庭贻宗学士道别》提出疑问：“诗曰见宗于轮台，而题曰北庭，何哉？”
今人陈铁民、侯忠义认为，岑参诗中的轮台并非实写唐轮台县，而是指北庭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并例举“闻说轮台路，连年见雪飞”“忽来轮台下，相见披心胸”等诗作，证明岑诗中常将轮台与北庭同用，“把居北庭与居轮台截然分开，似无必要”。薛天纬就此进一步加以申说，认为“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闻说轮台路，连年见雪飞”等作品也均以轮台指称北庭。换言之，在岑参笔下，北庭既可称北庭，也可被称作轮台。他还指出，岑参诗中有“奉使按胡俗，平明发轮台。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嵬”的行程记载，依照唐时西域的交通条件推断，诗人只有从北庭城出发才可能在一天之内翻越天山，暮投三百七十里之外的交河。这些观点合理解决了岑参诗歌轮台意象解读的各种歧说。
岑参西域诗素以强烈的纪实性著称，从“尝读西域传，汉家得轮台”的描写可知，他也谙熟汉轮台故事。如此看来，岑参在诗中是刻意颠覆历史典故和边塞泛指的惯常写法，造成轮台意指的变调。这一有意为之的“错误”反而赋予岑参轮台诗与时俱进的意义与价值：它们不仅多方面地展现出唐代北庭“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以及城市周围“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自然地理特色，也清晰昭示“以汉代唐”的文化心理对唐人创作的影响。
与北庭相比，轮台的历史传统更加悠久。以轮台直接代指北庭，打开了现实政治与历史传承沟通的锁钥，更容易引起唐人对汉朝文治武功的追溯与共鸣，所以岑参才会将彼时的西域军政中心北庭径称为轮台，并且升华为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语言表达习惯，伴随着那些名篇佳句铭刻在唐诗的丰碑之上。
轮台形胜冠三州
——清诗对轮台的重塑
宋元明三代，诗人们一如既往地从点化史事和泛指边地的角度充实着轮台书写，于是出现了陆游的绝唱，以及耶律铸“可道汉家哀痛诏，未应元自为轮台”的感慨。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重定新疆，大量文人亲履斯地，受到前代文史记载与政治现实的双重启发，轮台再次成为诗人的关注焦点。与前贤不同，清人喜用轮台代指乌鲁木齐：乾隆三十五年，毕沅出关勘察新疆屯田，在《抵迪化城有作四首》中写下“轮台归版宇，无外荷怀柔”之句，以抒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豪。嘉庆末年，乌鲁木齐都统和瑛卸任东还前作《轮台饯马行》，自铸“轮台都护”的新词以比拟都统身份，铭记寄迹轮台——乌鲁木齐的岁月，借古喻今，语意新奇。诗人们还常以轮台命名自己的文集，一批“轮台八景诗”也应运而生。
为何清代诗人会不约而同地以轮台来指代乌鲁木齐？推寻史料，不难发现这种观点出于清代西域历史地理认知的普遍共识。在雍乾时期，人们大多将汉、唐轮台混为一谈，如雍正《肃州新志》所记载，自巴里坤到伊犁河“凡二千余里，其适中为乌鲁木齐，即汉之所谓古轮台也”。为了使之信而有征，甚至还编造出乌鲁木齐与“古轮台声相近”的附会之语，乾隆朝官修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也延续此说。
嘉庆、道光朝以后，西北史地学的兴起与发展，引领清人对轮台地望重加考索，他们区分了汉、唐轮台的不同，对唐轮台县位置的辨析也愈加深入。主要意见有四种：徐松认为唐轮台在迪化州治稍东；陶保廉提出唐轮台在迪化北古牧地左右，即今米泉；萧雄以阜康为唐轮台县；《新疆图志》则认为唐轮台在乌鲁木齐和昌吉之间。清代迪化州下辖昌吉、阜康、绥来三县，如果从广义的地理范围审视，上述论断实际还是将轮台与乌鲁木齐等量齐观，这些都成为强化清诗轮台意象内涵的理论基础。
清代诗歌以乌鲁木齐为轮台，属于史地学知识局限引起的无意为之的“错误”。但与岑参轮台诗异曲同工的是，其中映射出清人对乌鲁木齐这座边陲重镇的重视态度。乌鲁木齐自乾隆二十八年建城后，短短数年即发展为“烟户万井，阛阓鳞比，百货骈集”的塞外都会。清代无论是做官、入幕，抑或谋生、流放，深入新疆腹地的出关者，主要集中在伊犁与乌鲁木齐两大区域。当诗人们推轮记里、长途跋涉来到乌鲁木齐这片繁华之地，在感情上总会倾向将之与有着深厚文史渊源的轮台联系在一起，从而发出“轮台形胜冠三州”的由衷赞叹。与之相应，清诗中的轮台书写也生动展现出该地区的自然景色和社会风情，为中原士人了解清代乌鲁木齐打开了一扇窗口，可谓一代有一代之“轮台”。
往事越千年。不论汉轮台国或唐轮台县，历史实体的轮台早已消失。中国古代诗歌中对轮台的重新建构，使隐于时间深处的轮台在文学与历史的交汇点重新焕发光彩，并在历代诗人的反复书写中，凝固成一座内蕴丰富的文化与心理坐标。受到特定历史时期西域经营、文化潮流的感染，诗人们甚至还在有意无意地重塑它作为历史地理概念的含义，使得文学轮台与史地学范畴的轮台意指产生错位。这种集体误解由于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心理积淀成为文学创作中的合理存在，从而突显出相关诗作文史叠加的现实意义。
历代诗人在进行轮台书写的同时，均获得了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在思接千载后的今天，为我们考察西域历史地理意象的文学生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都提供了一个以小见大的佳例。
（作者：吴华峰，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西域纪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成员、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