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是原产于中国的名花。早在唐代,牡丹就获得“国色天香”之誉,被尊为“花王”。朝鲜半岛紧邻中国,与中国始终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至迟在南宋时期,盛行于中国的游赏及题咏牡丹的风气,已为朝鲜士大夫文人所关注和仿效。比如朝鲜高丽时代李奎报(1168—1241年)曾与当时文人唱和创作牡丹诗多达百余首。这些诗总体上步趋中华,流连光景,创意无多。不过朝鲜李朝中期的郭说(1548—1630年)却有一篇迥异常流的牡丹诗——《百花王诗》。此诗在牡丹书写史却少人关注,其源流与主旨值得我们探寻。
《百花王诗》作者郭说生平据其《西浦集》所附尹行义《西浦郭公行状》可以考知。郭说,字梦得,号西浦,是朝鲜李朝中期的政治家、诗人、学者。始祖郭祥为西原郭氏、新罗侍中,此后,其族“后叶蝉联,世有闻人”。郭说生于嘉靖二十七年戊申(朝鲜明宗三年,彼时朝鲜行明朝年号),“生而聪敏,四岁能识数千字,五岁知属文”,弱冠,从听松成先生(成守琛)、杏村闵先生(闵纯)学。后历仕宣祖、光海君、仁祖三朝。崇祯三年庚午(仁祖李倧八年)七月卒,年八十三岁。(《西浦集》卷七,《韩国文集丛刊》续编本第六册第197～198页)。郭说于政事之暇,以著书吟诗自娱,著有《西浦集》七卷,其中卷一为杂著,卷二至卷五为各体诗,卷六为《西浦日录》前集,录前辈师友生平著述,卷七为《西浦日录》后集,补录郭说自撰各体诗歌及诗话等。郭说生活的时代,汉文是朝鲜官方文字,《西浦集》使用汉字书写和刊刻,是一部有价值的汉诗文别集。而《百花王诗》正是载于《西浦集》卷七《西浦日录》后集中。
细绎《百花王诗》,全诗以人世拟花国,以花国喻人世,参互为喻,别出心裁。此诗以牡丹为“花王”,以群芳为“百官”,以花王之“政”主线,拟构并叙写了一部堪与人间朝廷相比譬的“花界朝廷”的兴亡史。诗的前十二句:“人间百卉乱无主,天遣牡丹为花王。王春立正月惟寅,肇建木德都明堂。颜如渥丹称其君,禀此馨德流芬芳。天资富贵出自然,不待华屋黄金妆。绣裳何用五色线,华衮自有成文章。端居高拱化无为,恭默只可垂衣裳”,写牡丹膺天命而为花王,叙写其立国建都、礼乐建置、仪度规制,乃至治理“天下”的思想与模式。“近侍帷幄是芍药”以下十六句:“近侍帷幄是芍药,宣布王化唯甘棠。紫薇楼阁演丝纶,黄梅鼎鼐调阴阳。一阶蓂荚掌历政,两歧瑞麦呈嘉祥。倾阳葵藿见忠恳,直节松桂凌风霜。解语无花王德全,指佞有草群邪藏。只爱芝兰似君子,不取莲花如六郎。桃源开路隐伦回,李下无蹊公道张。黄蜂朝退趁两衙,紫燕舞罢争趋跄”,列举芍药、甘棠以迄桃、李、蜂、燕等花木虫鸟,令其各司一职,拱卫于花王周围,俨然如人间朝廷之职司安排。以下“诗中天子来会同,沉香亭北时倾觞。可怜韩令肆不恭,废黜还同帝在房”四句,用唐人典故,喻花王之荣盛及斩斫废黜;“姚黄魏紫色尚殊,因革纵异同辉光。深根固本似周室,猗兰赫叶同虞唐”四句,论花中珍品之获致殊异的共同原因,而以中国远古盛世为喻。最后两句“只恐春归王德衰,遏密八音终堪伤”,写时序之迁逝,春归令人感伤,而以“王德衰”喻牡丹之衰谢、花国之凋零。与其他牡丹诗相比,作法的确独特。
要特别指出的是,郭说创作此诗,并非“游戏笔墨”,而是有较为明确的政治讽谕意味和现实针对性。此诗前有小序:“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立君以治之,古今之通谊也。是以羲易利建侯,春秋大一统者,不易之定理也。非徒人道为然,凤凰,羽虫之长;麒麟,毛虫之长;灵芝,百草之长;牡丹,百花之王也。物亦不可无统,其理如此。噫!帝在房州,著于纲目;公在乾候,书于麟经者,以明国之不可一日无君也。”(《西浦集》卷七,第177页)这段话主要阐述了天下须“立君以治之”“物亦不可无统”“国不可一日无君”等中国传统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所主张的政治思想和观念,体现了郭说尊崇儒家思想、宋明理学的基本立场。《百花王诗》前两部分所叙写的花界朝廷之图景,堪称是上述政治理想的具体体现,只不过是借“花界朝廷”以喻“人间朝廷”而已。小序接着又写道:“余戏作《百花王诗》,以效诗人比兴之体,而讽谕之义,亦在其中。是亦子美赋杜鹃之意也。”所谓“讽谕之义”,我们固可以作一般性理解,即无论是中国古代诗歌,还是朝鲜古代诗歌,讽谕性往往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子美赋杜鹃之意”,是有具体所指的。《杜诗详注》引《容斋随笔》云:“明皇为辅国劫迁西内,肃宗不复定省,子美作《杜鹃行》以伤之。”引黄鹤注云“上元元年七月,李辅国迁上皇,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寻置如仙媛于归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观。上皇不怿,成疾。诗曰:‘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盖谓此也。”(清仇兆鰲《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6页)如前,诗中有“可怜韩令肆不恭,废黜还同帝在房”两句,表面上用的是韩弘(唐元和中为中书令)不喜牡丹,因所居宅有牡丹,而遽令人斫去的故事,但却接以武则天废黜中宗李显并贬之于房州之事。武则天废黜中宗李显至房州,李辅国劫迁唐玄宗于西内,两次宫廷政变分别出现于《百花王诗》的序和诗之中,不能不令人产生某种联想。郭说历仕朝鲜李朝宣祖、光海君及仁祖三朝。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发生过著名的“仁祖反正”事变。光海君李珲是朝鲜李朝第十五代君主,1608至1623年在位。李珲为宣祖李昖次子,早年受封光海君。万历三十六年(1608),宣祖薨,李珲即位。天启三年(1623),其侄绫阳君李倧发动宫廷政变,以仁穆大妃的名义废黜其王位,流放江华岛(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十九至二十一《废主光海君故事本末》,韩国景文社1976年影印本)。郭说宣祖朝入仕,“光海己酉夏,拜典籍,又拜奉常佥正,……乙卯春,复拜刑曹正郎。时朝家不靖,遂弃官,挈家属寓于唐城县。天启壬戌秋,拜兵曹正郎,不就。见忤于权奸,卒被诬弹。……癸亥,仁祖反正,复拜奉常佥正”(《西浦郭公行状》),完整经历了“仁祖反正”、光海君被废黜和流放之事。此诗“废黜还同帝在房”以及序中“是亦子美赋杜鹃之意”,显然是因光海君而发。
《百花王诗》透露出朝鲜文人对于中国古代花卉知识谱系和政治历史掌故的熟稔。以牡丹为花王,以芍药为近侍,以及召公甘棠、紫薇丝纶、盐梅和羹、蓂荚掌历、麦秀两歧、葵藿倾阳、松桂凌霜、解语花、指佞草、兰为花中君子、莲花六郎张昌宗、桃源李蹊、沉香亭北、韩令斫花、姚黄魏紫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花卉文化中较为常见的典故,如宋张翊的《花经》和邱濬的《牡丹荣辱志》均以朝廷官秩品第群芳,元耶律铸《天香台赋》《天香亭赋》《花史序释》等,通过自注形式撰述花谱,并梳理花卉知识谱系云:“牡丹姿艳万状皆绝,故以牡丹为花王;梅有和羹之任,故曰梅为上公;槐为三公之位,故曰槐为三公;松有大夫之封,故曰松为大夫;竹有刚毅之资,故曰竹为毅士;芍药有近侍之称,故曰芍药为近侍;紫薇本署以中书,故曰紫薇为中书。”(李修生主编《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册第42～45页)郭说作为一位朝鲜文士,能够极为娴熟地将这些典故或“知识”组织进这首《百花王诗》中,说明他对这些源自中国的花卉知识或典故极为熟悉。这无疑是他认真学习中华文化、研读中国典籍的结果。
综上,《百花王诗》一方面深受中华文化影响,是郭说在学习中华文化和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创作的包含丰富中华文化元素的诗篇;另一方面却又别出心裁,以寓言体或纪传体形式将中华花卉知识谱系组织、拟构成一个堪与人间朝廷相类比的“花界朝廷”,并寄寓时政感慨,体现出一定的政治讽谕性和现实针对性,是共同浇铸而成的奇丽篇章。
(作者:路成文,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