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后，淮河逐渐演变为一条灾害频发的“害河”。晚清至民国，虽有导淮之举，但收效甚微。中国共产党对淮河治理高度重视，早在1940—1944年的抗战时期，我们党就领导成立淮北苏皖边区水利委员会，组织实施疏浚安河、修复蚌埠至五河段的淮北大堤等一系列淮河治理工程。1946年，中国共产党组织民工在新解放的苏北修筑里运河大堤，受到当时联合国救济总署代表的称赞：“共产党领导的运河春修工程，修得很好”（戴树义：《解放战争时期的里运河》，《淮河志通讯》1985年第3期，第35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对淮河的系统治理。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了治理淮河的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具体措施是：上游修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兼顾，按照最大洪水来量，一方面利用湖泊洼地，拦蓄干支洪水，一方面整理河槽，承泄拦蓄以外的全部洪水；下游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同时巩固运河堤防，以策安全（吴春梅：《从“导淮”到“治淮”——我国治理淮河的历史进程及其启示》，《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2日）。
70余年来，淮河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构建了完善的防洪减灾体系，形成了先进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体系，水利开发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流域生态环境逐步改善，成为美丽宜居、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重要生态经济带。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闸考察，详细了解淮河治理历史和淮河流域防汛抗洪工作情况。他强调，“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综观中国共产党淮河治理的历程，坚持人民性、科学性、创新性，是党领导淮河治理事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基本经验。
坚持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淮河的出发点。历史时期，淮河所带来的水患灾害，载之史册，斑斑可见。仅1840年—1949年近110年的时间里，淮河发生水灾达到110年次，基本上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水灾发生；而同期旱灾发生了102年次，占总年数的92.7%（汪志国：《近代淮河流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页）。不涝即旱，甚至旱涝并存，成为淮河流域的常态，相与伴生的又是连年不断的虫害。频发的灾难不仅导致沿淮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衰退，更对沿淮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面对淮河灾害的长期性、严重性和多样性，全面根治淮河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重要历史使命。1950年10月，毛泽东同志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数百万人开始陆续奔赴治淮现场，开启新中国治淮的伟大征程。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人民政府，不能再让淮河压迫我们的同胞了！国家困难再大，也要下决心把淮河治好！”中国共产党秉持“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从“一切为了人民”的角度出发，兴利除弊，有序统筹，科学施工，取得了淮河治理的一场又一场胜利。当时的治淮委主任曾山指出：“我们的水利工作，则是为全体人民，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目前的和长远的利益而服务。”（曾山：《人民民主制度是治淮力量的源泉》，《治淮汇刊》第一辑，1951年5月）可见，中国共产党治淮始终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兼顾人民的短期与长远利益，在把握重点、分辨缓急的基础上，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全面治理。“治淮工程不只是除患救灾的紧急任务，同时也是国家长期建设的一部分”（《中央治淮视察团告淮河流域同胞书》，《治淮汇刊》第一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系统治理，从根本上提升了淮河洪涝灾害的防御能力，将沿岸人民从灾难中解救出来，初步构筑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新淮河。治淮的成功，让淮河流域重新成为国家重要的粮、棉、油主产区，“淮河流域以不足全国3%的水资源总量，承载了全国大约13.6%的人口和11%的耕地，贡献了全国9%的GDP，生产了全国1/6的粮食”（肖幼：《新中国治淮70年回顾与展望》，《淮河文化与生态文明——第二届淮河文化论坛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在国家粮食安全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源自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福祉的孜孜以求和长远谋划。从人民利益出发，根治淮河，不仅让淮河安澜，百姓安居乐业，也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坚持科学性，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淮河的立足点。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各项事业千头万绪。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治淮工程并不是一个平凡的工作，而是一个变革历史、征服自然的伟大斗争”（《中央治淮视察团告淮河流域同胞书》，《治淮汇刊》第一辑）。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尊重规律，遵循科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淮河治理的基本立足点。在治淮理念上，我们党提出“蓄泄兼筹”的科学方略，先后编制五轮流域综合规划，为不同时期淮河治理打下坚实基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新思路，为新时期淮河治理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治淮工作中，党领导民众坚持科学技术有效落地。“把政治与科学密切结合起来，把工作任务以及科学技术很好的交给群众，使群众很好的掌握了这些武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民治淮的力量，得到预期的效果”（吴芝圃：《河南省一年来治淮的主要经验》，《治淮汇刊》第一辑）。历史的经验证明，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在广大群众把治淮当自己的事情的情况下，依靠群众的创造发明，我们解决了在冰天雪地取土的问题，解决了砂礓石和水中取土的问题，使许多旧式工具发挥了最高的效能，同时也学习了使用现代化工具的技术”（曾山：《人民民主制度是治淮力量的源泉》，《治淮汇刊》第一辑）。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科学态度，集思广益，“在订定计划、在思想动员、在勘察测量、在组织领导等方面无不征求人民的意见，听取人民的反映，再来决定问题”（曾希圣：《治理淮河的初步成就》，《治淮汇刊》第一辑）。正是这种科学的态度，使得人民群众深度参与，群策群力，集中智慧，才为治淮成功铺平了道路。治淮工程大大小小无数个技术难题，无不依靠人民群众，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才得以有效解决。
坚持创新性，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淮河的着力点。与时俱进、坚持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治淮成功的又一密钥。其一，治淮战略统筹的创新。淮河治理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旧中国之所以难以治淮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法实现淮河流域的统筹规划和协同治理。中国共产党则从战略的高度，将治淮作为一个整体，统筹协调，推动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协同治理，实现千里淮河不同区域间的共同治理。其二，组织领导的创新。中国共产党在治淮的组织管理上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实现工、农、学、军、技的协同治水。新中国数百万人参与的淮河治理，既有党政干部，也有普通民工；既有专业技术人才，也有宣传服务群体；既有大专院校学生，也有复员转业军人；既有国内著名学者，也有苏联工程专家。整个治淮工作，上百个工地同时兴工，又牵涉上、中、下游的同频共振，不统筹协调，很难想象工程能够顺利实施。因此，党中央积极作出部署，成立专门机构，积极发挥党团组织的领导以及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教育动员，有序组织，实现了治淮的有机团结。创造性地实现不同工种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治淮工地上“民工、技工、工程师、干部空前大团结，互相依靠，互相学习”的良好局面（汪世铭：《治淮工程表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人民日报》1951年9月17日）。其三，治淮工程中的技术创新。治淮中，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广大党团员争相创造发明，涌现了许多新技术、新方法、新工具、新发明。70余年来，治淮工程中创造了中国第一座连拱坝、第一座大头坝、第一座自行设计的重力拱坝等一系列首创性成果。考察治淮工程的许多历史细节，不难发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创新迭出。在1951年濉河疏浚工程中，泗县行政干部张俊云不断钻研，创造了“堤样板”，克服了当时没有仪器放样的困难，争取了放堤样的时间。在佛子岭水库施工中，为解决洼地排水问题，技工戚殿莱和工人共同创造了“串联式”输水方法，极大提高了排水效率（治淮委员会工程部：《治淮工程施工经验述要》，《治淮汇刊》第二辑，1952年1月）。类似种种发明创造不胜枚举。1953年，苏联科学院院士、地理研究所所长撒伊奇斯克夫就曾感慨，“中国人民真了不起，……用落后的生产工具，依靠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的智慧，以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创造性劳动，完成并达到了和机械化施工相近似的工程标准”（中共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委员会、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编：《治淮精神 历久弥新：新中国治淮与卫生工作回顾》，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4页）。
7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治理淮河，为淮河流域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新时代实施“淮河生态经济带”国家战略提供了有效保障。我们党对治淮规划的科学统筹始终贯穿于治淮的历史进程中，而不断创新的工程管理和改造为新中国淮河治理注入了富于时代意义的历史内涵。在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科学应对淮河治理的新变化，创新性地做好淮域生态家园建设，将为淮河流域生态文明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作者：李琳琦、李松，分别系安徽师范大学、淮南师范学院教授，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