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数字技术大国，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数字技术加速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加快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大势所趋、必由之路，对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顺利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发展，各部门各地区积极响应、迅速行动，纷纷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取得了积极进展，具备了良好基础。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已培育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150家，工业设备连接数量超过7900万台（套）。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尚处于从试点培育到快速成长的过渡阶段，进一步转型的潜力和空间依然很大、任务依然艰巨，还面临着关键技术和产业基础薄弱、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工业物联网标准尚不健全、数据安全法规保障滞后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亟需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协同发力加以解决。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无论是智能化改造还是数字化转型，企业都是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转型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企业、产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政府发挥作用的关键，就是要从克服和缓解企业转型面临的各种问题、困难和制约因素出发，尽可能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企业赋能，增强其转型的能力、意愿和信心。
立足当前，实现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关键在于制度的不断创新完善和环境的不断优化，以下六个方面是最为重要的。
第一，进一步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机器设备数据、工业信息化数据和产业链数据，生产设备的数字化程度直接决定了生产数据采集能力。近年来，我国虽然在生产设备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等方面进展显著，但也存在一些短板，下一步要着眼于提升内外贯通能力，协同推进内网和外网建设。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企业内部设备的技术改造。我国制造业门类众多、市场主体数量庞大、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要想进入人机互联阶段，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的任务依然很重。为此，要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等手段，激励和支持企业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建设企业内网。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支持企业建设5G全连接工厂，持续增强企业外联能力与稳定性。
第二，促进制造业数据的联通与共享。数据的联通与共享既是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前提基础，更是充分释放数据潜在经济价值的关键所在。目前制约数据联通共享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标准问题，二是数据安全问题。调研发现，当前制造业企业的存量设备供应商和型号众多，由于各家设备接口不统一，通信协议不兼容，往往需要进行数字化改造才能接入系统当中，不仅增加了连接上云的难度，也增加了连接成本。处于同一产业集群及不同产业集群间的利益相关企业，出于商业利益和风险规避的考虑，共享涉及生产经营等企业数据的意愿不高。此外，由于目前缺少具有公信力的数据共享机制，产业链数据更加难以互通。因此，下一步要聚焦促进数据联通与共享这一重点，进一步完善工业设备的互联互通标准，推动工业设备接口互认、协议兼容，提升行业设备的联动能力；加快研究制定统一的工业大数据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提升工业数据治理能力，促进数据合理流动、安全交易、共享使用。
第三，强化专业型和复合型人才供给。与过去的信息化主要侧重于企业流程再造不同，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转型，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与经营模式的深层转型，是涉及企业战略、组织、运营、人才等的体系化变革和全方位创新。因此，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既需要企业领导人立足行业发展大势，以数字化转型带动整体战略升级，也需要全体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支持，特别是需要既懂数字化技术又懂经营业务的高级复合型专业人才的支持。调研显示，高级复合型人才短缺是当前企业转型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为此，要强化政策引导作用，充分发挥高校、企业、平台等各方主体优势，立足产业转型需求和人才梯队的有机组合，多维度完善数字化转型人才的培养体系。同时，要努力打造数字化转型人才共享资源池和数据库，综合采用企业内训支持、专家顾问服务、联合培养认证等方式，实现高端人力资源的跨界流转与开放共享。
第四，支持培育数字化转型集成服务商。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绝大多数并不具备数字化转型的技术积累、人才队伍和集成解决能力，需要服务商对企业进行专业诊断，提供从规划设计、系统开发、建设部署到运营维护的一揽子服务。调研发现，目前，在企业数字化转型集成服务市场上，服务商服务能力和质量参差不齐，一些服务商的集成能力、智能化能力存在不足。为此，一方面，要通过政府采购等适当方式，激励集成服务商结合既往经验，梳理形成分行业、分区域、分类型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及推进路径，形成经济适用的标准化模块，降低方案成本。另一方面，要鼓励和促进不同行业、专业领域的服务商，通过联合或合作等方式，形成综合服务能力，提供集成改造和整合方案，并支持其将各种制造经验数字化、模块化、通用化，赋能更多传统制造企业。
第五，完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支持政策。目前，我国制造业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端设备、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材料等很多依赖进口，产业链供应链补齐尚需时日。破解关键共性技术难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多措并举。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对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支持政策，把支持的重点放在智能传感器、云化工业软件、云计算中心等关键技术领域，激发创新合力。另一方面，要加强产学研用的对接沟通，联合开发面向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等需求的系统和装备，用好用足相关财政支持政策，助力装备企业在实用迭代之中实现质量提升。
第六，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和发展环境。有关调研发现，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发展战略缺位、转型缺乏方向。近年来，受国际形势等影响，企业经营环境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数字化转型本质在于“转型”，未来愿景不明，转型方向不清，数字化的方向也难以确定，动力和能力自然就会不足。当前情况下，促进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不能就数字化论数字化，必须首先解决好企业发展环境、发展方向与发展信心问题。换句话说，除了要注重优化与数字化智能化直接相关的外部政策环境外，还要高度重视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的大环境，包括监管政策的进一步透明和稳定、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改革的加快推进等。只有这样，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才能具有更坚实的基础，也才能取得更好和更可持续的效果。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