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的长江依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在1万年前就孕育了东亚稻作文明，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提供了稳定的物质条件；中古时期的长江与黄河一起哺育了中国南方稻作文化和北方粟（麦）作文化两大亚文化圈，稻作与粟（麦）作亚文化圈之间的差异支撑了东亚文化圈的内部大循环，持续稳定地推进农耕文明形态达到人类社会的极高水准，中华文化所固有的“（长）江（黄）河互济”特征，避免了其他古老文明的“内卷化”陷阱，并形成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
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都发源于大河流域，后世称之为大河文明。这些大河流域大都地处北纬30°人类文明生发线附近，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再加上河流的冲刷，地势平坦，适合作物生长，独特的自然环境为人类农耕文明创造了良好条件。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是麦作文明发源地，而中国长江流域则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并对世界其他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在人类第一次农业革命史上具有独一地位，被誉为“世界稻作之源”。在经历了“印度起源”“东南亚起源”“阿萨姆—云南起源”等不同的主张之后，随着近年来考古证据的增加，初步奠定了长江流域作为世界稻作文明起源地的地位。目前，全国考古发现早于8000年的水稻农业遗址共有16处，其中14处遗址位于长江流域。尤其是澧县城头山将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历史推到10000年前，不仅出土了水稻，还发现了古老的稻田，考古学家评价城头山为“城池之母，稻作之源”。1972-1974年，在长江下游河姆渡（距今7100年）遗址的发现表明，河姆渡文化已经进入了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阶段。
水稻驯化及稻作农业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也是长江流域先民为人类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水稻栽培技术在此后的数千年内，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向外扩散。距今4000年前后，粳稻传入印度，与当地野生稻杂交后，形成了籼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半叶传入朝鲜半岛，公元前4-3世纪传入日本，从而产生了日本弥生文化。
在当今世界，水稻是世界上栽培面积最广（约15500万公顷）、产量最高、养育人口最多（全球约50%人主粮）的粮食之一。但追溯其源头，1万年前中华先民从野生稻育养出来的水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农业革命”，让原始先民们获得了稳定和丰富的生活资料，从整体上改变了原始先民采集和渔猎经济形态，从而实现了文明的一大飞跃。
稻作文明形塑了中华文化的空间形态
万年以来中国稻作文明的演进，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东亚文化圈的历史进程，而且改变了中华民族栖息地的文化空间结构。
第一，水稻的经济性特征，支撑了中华民族大规模人口繁衍，维持了中华文化的持续性。驯化后的水稻易于采收、颗粒饱满，十分符合人类社会的经济性原则，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主粮，维持中华民族万年以来的人口繁衍。
据葛剑雄、袁祖亮等学者考证，从夏王朝到春秋末1500年间，中华民族的人口大体维持在1000-1300万人之间，战国末期大概达到3000万人；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已达5900多万。但自西汉以后到明朝前期，中国人口始终在5000万上下浮动，一旦上升到五六千万的时候便进入停滞期。其中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粮食供养能力是一大关键因素。能够跃上5000万台阶，长江流域的开发和水稻技术的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江南水稻的单产要高于小麦，南方稻作还发展出一年两熟。正因为有了长江流域的水稻的供养能力，才弥补黄河流域小米和小麦人口承载力的不足。但要把长江流域的粮食运到黄河流域，就需要开凿一条连通南北的大运河。因此，隋唐开通的大运河，贯通了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成为沟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元朝定都北京，开启了京杭大运河的时代。绵延千年的运河，不仅改变了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让大半个中国沐浴在大运河的滋养中，也深刻影响了中古时期中国的文化结构。
第二，稻作农业所培育的社会组织性，造就了中国典型的农耕文明形态。马克思认为，“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于宗教观念”，都是“从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方式决定了文化形态。稻作农业不仅是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稻作生产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稻作生产方式形成了多样的文化形态。水稻的种植受地形、降水、光热等自然环境约束，需要丰富的水资源以及可以聚集水源的地形，还需要集体作业来修筑不漏水的田埂、便利的注水和排水系统等（如良渚遗址的超级人工水利工程），这迫使长江流域早期社会人口既相对分散，又小规模聚集。这样的居住和生产模式导致了长江流域古代文化犹如满天星斗，分散但各放异彩，形成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时造就了长江流域独特的自然—文化景观。
发达的稻作经济支撑了稳定的社会系统。由于水稻特殊的耕种体系，让农人可以以年为周期在同一块水田中重复耕作，不像旱地作业一样需要轮荒，因此水稻作业的社会相比旱地来说也更加稳定；且精耕细作的水稻相较早期“靠天吃饭”的旱地作物更加高产，这也催生了水稻种植地区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有持续性的积累改进和发展，养成了水稻种植区人们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水准，例如长江流域的玉雕文化、漆器、丝织等等。由于水稻种植对水的需求，水稻种植区的人们更早也更方便食用水中鱼虾、贝类，鱼米之乡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人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膳食结构，而较为均衡的营养也支撑了中华民族的智力发展。
稻作文化构建了田园牧歌式的精神世界。稻作生产活动借助于艺术的、文学的和宗教的通道转变为中华民族的审美范式，建构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稻米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例如，汉字中有133个字以米为偏旁；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一诗，代表了农耕人心中理想的精神家园——美丽的山村风光、自然节奏、平和友善的田园生活：“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长江稻作文化与黄河粟（麦）作文化的差异与互补，建构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第一，长江文化相对于黄河文化存在发展时序和文化审美、文化形态的差异性特征。从发展时序来看，古时长江流域土壤黏结，以木石器及初级金属器开垦不易，故先夏及夏、商、周时期农耕经济总体上要落后于黄河流域。晚周至秦汉，黄河流域的开发蓬勃而起，奠定了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黄河流域的西安、洛阳、开封一线，是历代王朝都城的首选之地，也是历代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体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以及代表中华文化元典的“四书”“五经”，最早的成熟文字的使用，大都产生于黄河流域。
汉唐时期，北方因为战乱三次大规模向长江流域移民迁徙，加快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唐代“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长江流域的人口因此迅速增加，经济也逐渐超越北方。随着金属(尤其是铁器)农具与牛耕普及，唐代后期，江东人民改进笨重的直辕犁为曲辕犁(江东犁)，大大提高了水稻耕作效率，长江流域得以大规模开辟和熟化，其优越的水热条件渐次得以发挥，演进为物产丰富、人文兴盛的地区。从隋唐到宋元明清，长江下游及长江中游相继成为粮米、布帛和国家税赋的主要供应地。唐代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之说，南宋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谣，明清更流行“湖广熟，天下足”之谚，这表明长江流域的发展从下游向中游挺进的轨迹。
从文化审美和文化形态的差异来看，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多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中国的风俗南北差别明显，中国文化在其风格和流派上截然而分为南北两大流派。
张正明先生曾对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不同特点进行总结：就物质文化来说，南稻北粟、南丝北皮、南釜北鬲、南舟北车；就代表性的始祖来说，南炎北黄；就象征性的灵物来说，南凤北龙；就学术的主流来说，南道北儒；就艺术的表率来说，南《骚》北《诗》；就艺术的风格来说，南奇北正。
第二，“江河互济”与“对角线运动”相嵌套，建构了中华文化五千年流变的动态性特征。“江河互济”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古文明的明显标识，构成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历史记忆。如日本学者伊藤道治称中国早期文明为东方式的“两河文明”。英国学者赫·乔·韦尔斯认为，“中国的文明有南北两个渊源，公元前2000年见于史册的中国文明乃是南北文化之间长期冲突、混合、交流的结果”。梁启超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受黄河和长江的影响最为显著：“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舞台也”。
南北（长江、黄河）文化差异性和竞争性的存在，使中华文化因南北文化流通互鉴而拥有了轴心文明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华文化历来是由北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表率。冯天瑜、张正明等学者称中华文化是“江河互济、二元耦合”的文明系统，且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言：“回望古史，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育居功至伟，而长江流域依凭巨大潜力，自晚周急起直追，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之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羌文化并耀千秋。”
正是以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内在差异性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循环流动，在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前支撑了东亚同一文化系统的内部大循环，建构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张力，从而避免了世界上其他文明因趋同化而陷入板结停滞的“内卷化陷阱”。
除了“江河互济”的特征外，中华文化的另一大特征就是瑷珲—腾冲线和西域—东南线的对角线交叉的人口经济运动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成了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文化演进的流动性特征。瑷珲—腾冲线体现了中国长时段的人口流动和经济重心变化特征。西域—东南线主要体现了半封闭环境下大陆型民族的文明互鉴历史进程。这两条线交汇作用于长江稻作文化区和黄河麦作文化区。相对于长江流域，黄河文化的早熟使其在先秦时期形成了较高的文化势能。以“泰伯奔吴”为标志，黄河文化的因素从陕西即黄河流域的上游，流播到长江中下游的太湖流域，开启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交流和流动的“对角线”。这条文化流动对角线的开辟，从“由北而南、由河而江、由陆而海”这三个维度上启动了中华文明共同体内部的“江”“河”互动，启动了江南与中原的互动，从而“牵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命线”。中华民族不论是在古代承受北方游牧民族冲击时，还是在近代承受西方文明的冲击时，这条文明对角线所支撑的巨大的回旋余地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传承不曾中断。
综观世界历史，在四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避免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明发展中辍的命运，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华民族很幸运地拥有一条同样自西向东并与黄河平行的长江，构成了超过300万平方公里的战略回旋空间（同期的其他古文明不过数十万平方公里），这种“江河互济”的地理格局构成了世界上其他古文明所缺少的战略纵深。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压力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形成了紧密的空间纵深互动。当黄河流域成为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前线时，长江流域成为提供后勤保障的战略大后方；一旦黄河流域经济社会陷入衰弱，长江流域就会接过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火炬，继续与黄河流域一起，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兴盛。可见，长江流域所孕育的稻作文化不仅避免了中华文化共同体因囿于半封闭的东亚大陆而陷入“内卷化陷阱”，而且建构了维系中华文化共同体传承不辍的强大内生力量，不仅使得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形成南北互动互补，也使得中华民族在承受各种强烈的挑战和震撼中，能够不断开创新局面，并为中华民族之复兴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傅才武，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化和旅游融合视野下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究”首席专家，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