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始，白银因其币值稳定、易于携带等特点，被作为货币广泛流通。学界围绕明代白银问题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在明清白银大量使用所涉及的诸多因素中，大众白银知识与货币流通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正如法国学者福柯“知识权力论”阐释的那样，知识与权力是共生共谋关系。就货币而论，拥有相关知识的人就有权力并能获取相应利益。揆诸史实，在明清市场交易中，南北地域之间、不同对象之间，白银的使用情况存在较大差别。而这种差别除了国家政策导向、货币供给、市场发育等因素之外，也与普通民众对白银货币的认知水平息息相关。因此，从民众知识层面考察白银的行用情况，或许能为明清白银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换言之，民众对白银知识的掌握程度，反映其对使用白银的倾向，而认知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谁会在白银行用时获取利益。无疑，白银认知影响了白银的流通。
书籍与市场：日常白银知识的形成与传播
唐宋以来，随着白银作为货币不断为社会各阶层所使用，白银知识也开始逐渐形成和传播。到了元明时期，如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和元末明初《格古要论》等均指出白银成色特征，但此时白银认知更多是作为“宝物”“古物”类的奢侈品为前提的，受众也多为贵族、士大夫阶层。随着明中叶白银大量流入，尤其江南和东南地区白银广泛使用，商人因商品交易频繁，白银需求增加，于是不断总结用银经验，并将其编入商书中，以方便相关知识的传播。据学者的相关研究，明清时期商书较前代大为发展，不过从传播空间而言，北方地区的商书流传相对较少，商书主要集中在商业与文化都较为发达的江南、东南地区，并且部分商书中有专门关于货币使用的记载。如明末流行于江南、福建一带的《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就记载八成、九成、九二三、九五六等成色银两的特征，由此表明面向大众的白银知识在南方渐趋成熟。
到了清代，随着商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白银使用更为广泛。于是在康乾时期就编撰有专门记载白银成色的“银谱”类专书，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冯琢珩刊刻的《辨银谱》中提及“断银歌”“三十一样查”“三十样口”等各种歌诀，囊括了各种白银的成色、形状、特征等，此后该书被众多商人纷纷出资刊刻而在南方广泛流传。再如乾隆六年（1741年）宁寿堂商号所刊《银谱》，除记载银两成色外，还对直隶、山东、山西等全国20余地的银色标准进行记录，方便了市场扩大形势下商人的跨区域贸易活动。而乾隆十七年（1752年）刊印的《商贾便览》中所收录的《平秤市谱》《辨银谱总论》等条目，除包括一般《银谱》的银色内容外，还增加了辨银的步骤和要领等，对行商有重要参考价值。
商书和银谱使得白银知识更加细化，在其影响下，面向大众的珠算书、杂字书、指南书中也有对白银知识的相关记载。白银成色知识已逐渐深入乡间，如清乾隆时期编订的《幼学杂字·银色门》对银色作出通俗的解释：“新倾九五，九三白丝。煽银火盖，收银水丝。化京箍儿，槌汁画丝。足曹土镛，油火关丝……”不仅辨别银色知识，而且白银称量知识也逐渐用于民众珠算教学中。如康熙时沈士桂所著《简捷易明算法》提到的“堆垛银数法歌诀”,就是专门针对白银重量换算时，两、钱、分、厘多位数累加不便而创作的。这些便于记诵的辨银歌诀、计算歌诀等逐渐传播至基层，方便了大众了解白银知识。可以说，明至清前期，以江南、福建地区为代表，日常白银知识已然形成并在民众中得到较好传播。
清中后期随着全国性市场的整合，地域商帮的崛起，商品经济空前繁荣。随着贸易的频繁往来，白银也大量流入北方，从而增加了北方民众更多接触和使用白银的可能性。而伴随着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商书、类书等出版中心由明代的福建、江南、徽州等地，逐渐扩张至清代的内陆甚至边疆地区。于是，以往多流传于江南地区的商书也逐渐流传至内陆，如前揭《辨银谱》等书籍，在清中期以后的北方商人中广泛传播，传抄与复刻的版本也较多，其中典型如山西商人参考该书并根据自身经验创作的《周行银色歌》等，成为晋商学徒成商的教材。该书对银两成色、戥子使用等知识在各地民间传播也多有裨益。
此外，士大夫或科举不第的文人积极参与类书、杂字书的编撰，使得白银知识随书籍逐渐拓展下渗到各地乡村，至清晚期几乎已在全国普及。同时，大多数日用书、杂字书虽质量稍显粗略，但因价格低廉，成为当时民众易见易得的畅销书。这些书籍加强了各地民众对白银知识的了解，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百姓日常用银的担忧，部分契约所见京师、直隶、山西等地交易大额用银比例增加便是很好的例证。
认知与流通：白银知识与南北用银差异
明清时期南北地域用银有着明显区别，明万历时期郝敬曾言：“今海内行钱，惟北地一隅。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乾隆初皇帝要求各地督抚奏报当地用银用钱情况，由其反馈结果可知，清初江南大多地区无论大小交易，知用银而不知用钱。“即厘数之间，亦皆用银”，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用银倾向明显高于用钱，而北方五省“收买粮食、布匹、棉花等类，市上俱用钱文”，可见南北用银差异明显。除经济、自然环境等因素外，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而言，这与各地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影响其对白银的认知水平有关。
就南北方文化程度而言，明清时期的南方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除商书、日用类书、杂字书等大量发行等原因外，各地私塾义学兴盛，大众教育较为发达，民众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从现有史料可知，南方识字率要明显高于北方。明人张岱就曾指出苏杭地区村夫俗子已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再如清代经商风气浓厚的徽州地区，当地民众普遍有撰写排日账的习惯，两湖、江西地区民众重视教育，因而其地在清代科举中也较为兴盛。识字率高显然是学习白银知识的前提，乾隆时期江苏巡抚就曾指出：“江南民多识字，村农孺子多知平色书算。”而对于福建、广东等地而言，大量家庭成员多有经商之举，子弟学徒经商也需掌握货币常识，因此也促进了相关知识的学习。
南北方民众对于白银认知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对戥头和银色的掌握。首先，就戥头知识而言，戥头是一种比较精密的小秤，作为古代称量白银的工具至明代得到发展和推广。晚明传教士克路士根据对江南的观察后记载：“只通过金银的重量，每件东西都按重量买卖，因此人人在家里都有秤和秤砣，那都是非常完备的”（《中国志》）。再如明末的福建“今民间皆用银，虽穷乡亦有银秤”。由此可见，白银称量知识在南方已深入乡村，而在明代北方广大地区则较为少见。其次，就银色知识而言，南北也存在一定差异。明清时期，银色知识在南方部分地区民众中已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典型如明中后期至清代苏州、徽州、闽南等田土交易契约中就根据银色划分出多种名称，成色高的称“纹银”，而低成色的则称“八成花银”“九三银”“梅花银”等，说明银色在当地已有相应共识，而“北方乡曲之氓，且多不识银色，尤以用钱为宜”。据此可知，南北方民众货币知识差异比较明显。
但也必须指出，在中国南北区域内部，也存在一些局部性差异。譬如南方虽多用银，但在一些边缘山区，由于大部分民众较为贫困，也存在用钱的情况。以粤西山区为例，其山民多以用钱为习惯，而闽北山区甚至出现用谷物交易土地等情况。然而在一些特定山区，或因山林资源丰富，或因矿业开发，山区商品经济发达，导致用银依然较为兴盛。这也表明，除了白银知识之外，用银多少也与财富的积累、贸易发展程度等因素有关。同样，在北方虽多用钱，但在商品贸易较为发达的局部地区，如明代山东临清州因运河而兴，也存在大量用银的情况，只是相对南方而言，还是较为少见。
因此，明清时期的白银行用范围的不同，除白银流入量、商品经济水平、民间习惯等因素外，白银认知水平也是造成地域流通差异的重要原因。北方教育水平、文化普及等，与大部分南方地区相比差距较大，南方白银知识传播较广导致白银使用较普遍。地域用银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白银认知水平对白银流通的影响。
知识与权力：白银行用中的利益获取
除前揭白银行用地域范围的差异外，明清时期白银使用领域也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交易对象不同，而所用银色有别。因此，拥有知识的人便容易从中获取利益，反之则受损，白银行用中的利益获取是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反映。
据史料记载，西方传教士曾观察发现中国白银流通过程中，民间用银的成色从八成到十成不等。从具体行用的角度而言，民众在购买日用食品或客栈住店、缴纳赋税时，使用的白银成色是不同的，譬如一般将“低潮银”（六七成）用于食品等小额交易，而缴税则需要足色银。如此一来，为防止利益受损，有些名目的交易必须加减成色，如《商贾便览》中就将白银灌铅铜的“倾煎论色”问题清晰展现。可见实际交易中，大多需要更改成色而支付相应商品，这不仅要求交易双方都明确各项交易对象所需银色，也需获取更改银色的知识。
官府、商人、银匠等拥有较多的白银知识，与百姓发生经济往来时便有广阔的套利空间。首先，官府征田税时要求乡民必须用银两，实际上大多数农民手中只有铜钱，遂只能赴银铺兑换，银铺专业人士由于熟谙白银知识而多从中取利，百姓利益容易在兑换中受损。其次，所缴银至官府，官府常雇佣银匠或设立官银匠辨别税银银色，并对百姓所缴税银进行处理，实际上多以低银色为由令民赔补。同时，一些经手者在称量白银时多不将戥砣放于准星，又常将戥砣游移不定，造成称量不准继而多收银两。再次，商人对戥头和成色亦较为了解，而缺乏白银知识的其他社会群体与之交易，则容易上当受骗。商人在戥头上做手脚便可轻松从民众手中牟利，如雍正时期顺天府周边奸商每遇交易兑银时节，即使用大戥蒙骗百姓。可以说，知识与权力、利益正是互恰共生的，拥有白银知识的人在白银流通时更能占有权力并获取利益。
在以往货币史研究中，我们经常强调国家信用在货币发行与流通中的重要地位。而从民众日常生活的视角审视，民众对白银也有一个认知、接受和使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纽带便是货币知识。货币能否流通顺畅，一定程度上基于货币知识在民众心里产生的影响和认知程度。明代民众的日常白银知识水平存在南高北低差异，因此也带来南方多用银、北方多用钱的局面。而到了清代，随着白银流入量增大及市场发展，出版行业快速发展使得白银知识由南向北扩散，白银的行用范围也扩展到全国，加上制钱供给较充足，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小额用钱、大额银钱兼用的新格局。知识和实践相互促进，白银的流入与使用促进白银知识的增长，白银知识的普及也进一步扩展了白银的流通与行用，如此反复，相互影响，由此可以证明白银认知程度与白银流通广度存在一种耦合关系。借此可以思考，一个新货币体系的构建和使用，除考虑政策导向、经济发展因素外，也应考虑到民众的知识因素。当下的货币史研究中，考察政治经济层面的可谓主流，当然也是根本，但从日常知识与技术操作层面入手，或许不失为未来货币史研究的一大突破点。
（作者：杨国安、赵士第，分别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财政转型与国家财政治理能力研究”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