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急需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当时，大家普遍意识到，贫穷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很快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挑战者和敌人，如今到了拜登执政时期，美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对其构成威胁的竞争者甚至是敌对者。物质方面，我国完全符合大国标准。在制度层面，我们也形成了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国情特点的制度体系。但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达到大国的标准，不仅要符合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更要在知识层面达到现代化的标准。
在知识层面，我国仍在砥砺前行，还没有达到大国的地位。无论在学科建设还是在学术成果方面，我们还有巨大的发展和改善空间。下一步如何走？这是未来知识体系建设与知识强国建设不可避免的研究课题。中国不仅要成为学术大国，更要力争成为思想大国。
经验地看，不论是国内的学者还是在海外留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都可以在美国、欧洲顶尖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但是大部分文章都属于西方的命题，西方的命题加上副标题‘Evidence from China’，即所谓“西方的命题，中国的证据”。此种命题，归根到底是属于西方的命题，是针对西方问题所提出来的命题，和中国社会相关度很低，甚至没有。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自然科学和工程是普遍性的语言，即通用性语言，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是社会在前，科学在后，要先懂社会的实践才用得上科学的理论。
再者，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缺少“软实力”（soft power）。近年来，我国综合实力发展迅速，网络技术发展与媒体信息传播能力方面，都在将我国推向科技强国。但我国的形象仍在国际社会中遭遇西方媒体的污名化传播，这是由于西方媒体背后带有本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作为“软实力”的基础，而我国相对而言只是媒介技术、信息传播等“硬实力”的增长，背后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作为基础。钱学森先生曽提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改革开放促成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教育也进行了无数的改革和更新，但仍未培养出举世瞩目的大家。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扶贫实践和知识之间的巨大鸿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约有八亿多人脱贫，党的十八大以后，约1亿多人脱贫，但是这样的数据并未反应在我们的学术发展与知识体系建设中。埃丝特·迪弗洛和阿比吉特·巴纳吉两位经济学家因为研究扶贫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阅读二位学者的书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学家与二位学者所研究的内容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在扶贫的巨大成就，没有转化成为知识体系。
因此，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要保证意识形态导向正确的前提下扩大研究眼界、充实研究领域，争取构建起自主性完备的知识体系。建立起完备的知识体系，是学界专家的科研使命，也是党和国家的要求。自主性的知识体系要求拥有原创性的知识结构，避免学术界“卡脖子”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后，我国大部分仍然应用西方技术，自主原创性的内容少而又少，现在进入科创时代，已实现从应用到原创的转型。知识界也一样，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科学力量的发展，中国亟需构建一套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社会科学体系。
一是不能唯西方历史观马首是瞻。近代以来欧洲的历史观占据优势，对中国影响深刻。欧洲的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过渡到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又加上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当然这属于对未来社会的展望。这样的历史观被西方历史学家认可，但用这样的史学观不适合来解释中国的历史。首先，就奴隶社会而言，欧洲是长时期和大规模的奴隶社会，而中国并没有这样的奴隶社会阶段。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奴隶规模远未达到像欧洲奴隶社会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奴隶概念与西方的奴隶概念是很不同的。
其次，秦始皇统一后，中国再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正如美国学者福山所言，秦汉帝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因为如秦汉这样的大统一形式的国家，直到欧洲近代才开始出现。由此而言，在中国知识体系认知下的封建概念跟欧洲知识体系认知下的封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再次，“资本主义社会”概念也不能随意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语境中使用。近代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学界一直在争论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如果按照欧洲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我认为唐宋时期远远比明清时期更加接近资本主义化，尤其是宋朝的商业发达，产权制度明晰，明清时期反而封闭起来了。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明清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期，道理很简单，这是由于欧洲的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是在中国的明清时期而不是唐宋时期。这就说明，简单地挪用欧洲的知识体系来比照中国的历史经验是不合理的。
正如我们的历史观遵从欧洲史观是有渊源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美国化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科学与西方的社会科学中断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留学美国，刚好二战以后西方的社会科学的重心从欧洲转向了美国。久而久之，一些学者看问题都是美国化的。例如，经济学领域的称之为转型经济学，政治学领域的称之为政治转型，研究社会学的称之为社会转型。但在西方的语境中，“转型”是有特定含义的，而且是以西方所存在的一切为标准的。我们需要研究这些问题，但研究这些问题要依托于我国发展大背景的需要，而不能仅从西方视角看中国的转型。
卡尔·马克思提出来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界影响很大。如今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跟“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沿用西方社会看东方社会的知识体系得出的，马克思的思路仍然是基于西方的思路。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法国的孟德斯鸠、德国的黑格尔，再经马克思发展到如今的“东方专制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类似产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的知识生产方式非常值得我国学者借鉴，但我们不能简单搬用来分析中国。
中国（东方）的哲学与经济、社会、政治相互嵌入的，但我们并不是西方人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西方人观察“东方”是以希腊为中心，离希腊近一点的东方称“近东”，较远为“中东”，最远的就称“远东”。这就是一种单线的思考模式，也是相当片面化的模式。西方思考模式的方法论大都来自自然科学，包括“二分法”、“理想类型”和“范式”的思考，这种模式认为世界上只有A、B两种类型，喜欢的放在A，不喜欢的放在B，将世界看成只有A、B两类。东方的思考模式也有两分法，例如中国人认为的“阴阳”，跟西方的认知是两个概念：西方认为非黑即白，而中国人的阴阳则是相对的概念，强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西方概念中，“国家”跟“社会”是“二分法”式的对立政体，在社会科学领域称为“市民社会”（civic society），“市民社会”概念就是跟政府相对的。中国相反，从国家到社会，从政府到人民完全是一个统一体。
在西方，市民社会从近代产生以后，到现在为止已经变化了很多。目前西方社会每个个体之间大都处于对立与对抗状态，而东亚社会的儒家文化圈不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与政府是连续的统一体。因此，对以往的西学东渐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为我所用。
一是要找到属于中国的命题。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逐步建立起微观层面的社会科学。这是因为之前，西方已经确立了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社会科学，从宏观发展到中观，随后发展到微观这个阶段，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中国还没有走过从宏观到中观这两个阶段，一下子到了微观，这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也说明，亟需中国在学科建设上要迎头赶上，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上找到属于中国的命题。
二是要建立成熟的知识体系。要意识到，没有一个成熟的知识体系，于政治、于社会、于经济都会是有害的。西方对“professor”的定义是职业的知识创造群体，是知识创造者，而不是我们翻译进来的“教授”。“Professor”不只是自身学科知识的传授，而要进行自己学科的知识创造。
在社会领域，没有一个能够解释自身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会对政治产生负面的影响。亨廷顿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中讲到，近代以来的土耳其是完全西化的典型代表，是迷失方向的国家。如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与战争，很多都是其所处的知识体系的西化与自身知识体系的缺失导致的。
所幸我国的实践没有被完全西化。一个国家的制度经验只能适用于本国发展，学科中的知识体系建设与应用也是一样。中国一直在实践中寻找中国化的特色。中国共产党强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孙中山先生早期想把西方的制度搬进来，比如三权分立体制（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后来孙中山先生又试图将传统与实际结合，把中国历史体系中的监察权、考试权加到里面，形成了中国语境下的“五权宪法”。孙中山先生起初选择的三权是西方文明演变的逻辑，后来他选择中国的两权是对中国文明进行筛选的结果。尽管“五权宪法”并没有成功，但这表明即使孙中山先生也在思考西方的东西“中国化”问题。当然，“中国化”方面最成功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最近一段时期，经济学界在讨论相关的经济问题时，提出的观点大多根基于西方理论。其中一些经济学家观点非常激进，主张采取公有制，消灭私有制，把经济问题归责于中国的民营企业。这就给民营企业造成很大的困惑。实际上，宪法早就承认我国是采取混合所有制的国家：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资本、民营资本都是合乎宪法、受法律保护的。但迄今还有一些人在继续提倡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观。也有经济学家提倡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当国家经济有困难了，经济增长缓慢了，就要大规模搞公共工程。也有少数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具体讲就是开所谓“私有化”的药方。除此之外，一部分人也提出货币量化宽松。以上观点本质上都是西方的不同的经济学派观点，而不是探寻和提出中国学派的观点。究其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人士大都研究西方经济学，很少有人研究中国经济学。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政治经济学传统虽然没有学理化，但实践非常丰富。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学研究要立足国情，从本民族的文化中寻求智慧，在本国现实中搭建学科知识体系。假若未能构建自主性的知识体系，未来的学术研究脉络与方向将会出现偏差。
社会科学家跟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就像医生跟病人之间的关系，要“对症下药”才能“手到病除”。利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是行不通的，例如不能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因为三权分立制度在中国的语境下始终未出现。学术研究要勤于思考，如果用错误的理论或者不符合当下实践的知识体系的模式思考，则会出现学术成果的偏差，宏观来讲甚至会影响政治的稳定。
第一个方面，我国是依法治国的国家，落实在学术领域也要依法治学。要树立知识和政治的边界。知识的研究要带有责任感，有话语权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要对社会负起责任，也就是要保证方向正确。在社会科学领域，所有国家都有“政治正确”问题。这就是要依法治学。用法律来规定知识界的责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政治干预，给予学者充分且相对自由的研究空间。
第二个方面，保持方法论的科学属性。西方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大都来自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社会科学将其逻辑性应用到本学科的研究。或者说，西方社会科学工作者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解释历史，观察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所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把所有的社会现象称之为“社会事物”。
例如，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英国提出，是因为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是机器生产开始之后的产物。机器生产之后，“阶级”这个现象跟以前的农业阶级不一样了。这就是马克思“阶级论”的实践起源。如今运用的“官僚体系”、“阶级论”、“科层理论”、“劳动分工理论”等这些理论都属于西方社会科学家对西方语境下的实践所观察而来的原创性理论。随意应用到不同语境将会产生错误的学术成果。我们应当思考马克思为什么能发现“阶级”？为什么亚当斯密能提出“劳动分工”，能发现“看不见的手”？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不是马克思提出的概念的简单应用。马克思观察到“阶级”现象，他提出很多的工具是要解决西方的问题，或者说，马克思所研究的是西方的命题以及西方的方案。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重新观察中国问题，确立中国命题，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例如，西方近代以来一直信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卢梭到马克思，人们一直认为私有制是人类所有问题的弊端。所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消灭私有制。但中国与之大不相同，我国很早就开始实践如何把公有制跟私有制结合在一起。我比较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和苏联的计划经济：苏联的计划经济，其公有制完全是中央政府的公有制体系，当时苏联的中央官僚机构，掌握了90%以上的生产要素，而同一时期中国的地方政府，包括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掌握了将近80%以上的生产要素。然而在中国，即使是公有制，产权也是可以分化的。由于制度的不同，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那么极端的理念。从近代到当代西方的方法论，不要简单地应用，而要将其中国化再应用，即把握住西方的思维方式的科学面，重新确立中国的理论，而不是简单地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歪曲现实。
第三个方面，学术制度改革避免官僚化。中国的学术评审制度应避免官僚化模式。科研经费方面，中国的科研资源目前较多地向年资较高的学者倾斜，这些年长的学者掌握了相当多的学术资源，未来应当将更多的学术资源投向年轻学者的群体。学术成果发表也不应该为了发表而发表，而是要有学术的创造性。
第四个方面，学者群体要有自我认同感，保持独立性。保持经济上的独立，不屈从于资本；研究政策不能“唯上”，不屈从权力，要客观求实地做研究；在社交媒体时代，不依附流量。如果知识分子没有强烈的自我认同，很难做到客观的研究。马克思受恩格斯帮助，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依附资本。恩格斯是资本家，帮助马克思的研究，但马克思一方面从恩格斯身上了解到很多资本运作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是客观地批评资本的。学者要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做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网和大湾区学术编辑组就郑永年教授的讲话整理而成，不代表本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