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开放式的、体验式的中国自信公开课。它面广，触及每一个中国人；它强度大，震撼每个敬畏生命者的心灵；它手段新，普通民众通过移动互联网等手段，全方位进行中西方对比，极大地增强了国人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它道理直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明显胜出。它使大多数中国人经历了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西方制度走下神坛，美国模式魔力殆尽。这也是一种伟大的中国“心胜”，它对于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将具有积极意义。
摆脱西方价值观桎梏
我们的“心胜”是中国人“生命至上”理念对西方“商业利益至上”理念的“心胜”，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心胜”。我们发现原来天天高喊人权的西方国家，居然不认同“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我们人民展示出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精神，使西方四分五裂的社会相形见绌。我们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体现了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的高度责任感，使我们能比西方社会更好地应对21世纪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我们视人类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积极支援其他国家的抗疫行动，与西方主要国家以邻为壑、嫁祸他人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次抗疫过程中展现出的这些中国价值观，非常有利于我们摆脱西方价值观的桎梏，形成我们的价值观“心胜”，使我们不只是平视西方价值观，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俯视西方的某些价值观。这不是傲慢，而是实事求是，我们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人的这些价值观比西方的许多价值观更具人性，更加符合人民的利益，更能够应对未来世界的挑战。这些价值观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们有中华文明的基因，也包含伟大的现代性，可以推动中国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能力跨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国际传播能力需要
文化—思想—知识体系支撑
真正做好国际传播需要一个文化—思想—知识体系的支撑，依靠别人的文化—思想—知识体系，甚至一味追求与之接轨，是无法实现有效传播的。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关注。
德国历史上曾长期被西方主流文明视为野蛮地区，但德国知识界和文化人选择了建构自己的文化—思想—知识体系以挑战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体系。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通过唯心主义哲学强调精神的力量，批判英国的实证主义，论证国家是理性的最高实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的东西，将文明界定为物质层面的东西，指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文明丧失了真正的文化创造力。歌德和席勒等的文学作品聚焦人的内心和精神追求，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强调物质性欲望形成对比。德国知识界将德国文化自诩为更高的精神性成就。德国的这种文化—思想—知识体系的建构，虽有自己的缺陷，但深深地影响了德国人的集体心里，使德国主流知识精英迄今保持着一种对英美文化的“心胜”。
美国到二战前还被很多欧洲人视为一个无教养的国家，但随着美国的崛起，它也开展了文化—思想—知识体系的建构。美国知识界利用欧洲思想传统和人才资源，将自由主义、程序民主、消费文化等结合在一起，构造起一套自诩为普世价值的文化—思想—知识体系，并极力向外推广。
相比之下，基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思想—知识体系仍然是我们的短板。没有这样的体系，我们的对外传播从业人员往往缺少思想和话语的力量，因而也缺少发自内心的自信，这应该是中国国际传播依然力度不足的主因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奋发有为，以中国“心胜”的精神，努力建构我们自己的文化—思想—知识体系。
建构全面、透彻、强势的中国话语体系
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应该体现在中国自己话语体系的形成，体现在确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事。我们应该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中国话语体系。所谓“全面”指的是我们的话语要能够解释中国的成绩、经验和未来，所谓“透彻”就是要把大家关心的各种问题讲清楚，所谓“强势”就是要强势回应西方话语的挑战，西方指责中国的话语属于强势而又浅薄的话语，我们有必要予以强势的回击。
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官方话语，这对中国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十分重要。但是仅有官方话语还远远不够，因为西方今天对中国的话语围剿既是官方话语的围剿，也是学术话语的围剿，也是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的围剿。如果我们仅靠官方话语回应，将难以应对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全面挑战。我们必须通过大量的原创性研究，扎扎实实地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逐步建成“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同时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打好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组合拳。
官方话语是中国发展的定海神针，但在西方话语仍暂时处于比较强势地位的情况下，在中国社会日益开放和新媒体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推动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齐头并进地发展。从总体上看，学术话语比较中性，有利于我们与世界各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进行沟通，有利于我们从源头上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大众话语比较接地气，有助于民众接受；国际话语亦十分重要，我们要以外部世界能够听得懂的话语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总之，我们要通过中国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从根本上动摇西方话语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事，确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述。
笔者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实践，长期从事中西方制度比较和中国话语的研究，实地考察了100多个国家，参与了大量国际传播的实践，包括许多中西方话语的高端对话、交流和交锋，并以此来检验自己的研究成果。实践证明，中国学人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有效传播产生较强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政治与经济舞台的中央，我们当自信地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我也相信这将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期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加入这一历史大潮！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