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明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些重要论述是一个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判断：一方面阐明了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途大道；另一方面也宣布我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迈向了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呢？
1.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带有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现代化文明形态
人类文明是在传播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中华文明在十六世纪之前几千年的世界历史中，都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实际上，西方的崛起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近代以来，西方借助航海、殖民和贸易，不仅掠夺资源，也发展出新的科学形态的知识和资本主义生产力，使文明形态产生跃迁。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基于自己的强势力量，用更高的生产力甚至更有杀伤力的武器，给整个世界文明打上自己的烙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然而，文明的时空差异是不可能被彻底抹去的，这是因为不同的民族分布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绵延发展，人们需要对不同自然环境带来的挑战作出不同的反应，这种不同的反应必然影响到人们生产活动的样态，进而影响到人类生活方式的样态。可见，近代以来，尽管中华文明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挑战而处于弱势的地位，但是中华文明的源流血脉不可能消失在“他者”的文明形态之中，中华文明的光辉只是被西方的蛮力所遮蔽了而已。
现在的中华文明虽然仍是独特的文明，但已经现代化了。中国在落伍中接受教训，不断睁大眼睛看世界，并且最终在伟大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大踏步赶上了世界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种变革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加以体现和说明。譬如，“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自觉意识。不过，中国人讲究与时俱进和守正创新，并没有抛弃自己的历史，而是强调只有“以史为鉴”，才能更好走向未来。中华文明对“新与旧”“变与不变”“自主与借鉴”“内循环与外循环”有着深刻的辩证理解，因而许多方面是习惯于线性思维的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中国的文明新发展显然是现代化的，但却不是西方化的，而是在中华文明传统基础上综合吸纳世界文明成果创造的崭新文明形态。这大概也是西方对中国道路耿耿于怀的原因。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西方最致命的毛病在于，其思维深处相信西方是具有普世性的，因而根本不能理解中国，也难以包容中国的发展。在西方人看来，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性，这就是西方的现代性。然而，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根源都和西方不一样。尤其是中国，“我们不应仅仅将中国看作民族国家，还应将其视为文明国家，它的传承是文明的传承。中国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认识、儒家价值观、个人的社会角色、人际关系，甚至中国的美食、语言，都是中国传承的文明遗产，它们的历史远远长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国既是文明国家又是民族国家，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中国，才能真正理解它的不同之处”。马丁·雅克告诫他的西方同胞，“必须开始尝试理解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之处。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都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尽管中国和西方也存在关联和相似之处，但两者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恒久的”。作为西方学者，马丁·雅克能够意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是不可能被抹杀的，西方文明也不可能完全融化中华文明的硬核，这是难能可贵的。
2.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处于社会主义探索和发展进程中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形态
根据唯物史观，人类文明的实质就是人类生产、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组织方式。这些组织方式，往往基于历史的发展方式而变化。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看，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显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创造的文明新形态不仅表现在其社会主义性质上，而且表现在其建立起来了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创举。环顾全球，效率与公平、市场与社会、发展与正义、社会规划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都是非常重大的社会课题。有些国家执念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以为自由竞争的效率必定带来普遍繁荣的社会福祉，结果却成为社会贫富分化的渊薮；有些国家不顾社会生产和文明发展阶段而教条主义地理解公平，制度设计导致人们依赖社会提供的基本保障，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也有国家在这二者之间不断摇摆，使社会经历各种“过山车”般的折腾。再如，社会规划和个人自由之间存在张力，规划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秩序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规划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特殊性，如不同地域、不同机构、不同人的特殊需求和独创性，过于僵硬的计划就可能抑制社会的创新和活力。中国把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追求与市场经济的活力结合了起来，也把社会的整体性规划和个人的首创精神结合了起来，给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持续的活力和动能。尽管之前国外也有学者提出过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开展市场经济的问题，但是都没有能够在实践中付诸现实，唯有中国在现实中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稳定与发展的有机统一。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持续努力，“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3.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理念和方向上是一种属于未来的文明形态
中国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已经内在地孕育着未来文明形态，是未来文明形态的萌芽和某种历史雏形。之所以这样说，理由如下：
一是我国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这种安排为超越资本的权力和特殊集团的利益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是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人均收入刚刚达到中等偏上国家标准之后，就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证明了中国的一切发展都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以人民的利益为旨归的。这种理念显然为摆脱文明社会的内部分裂创造了根本指引，这本身就是新文明的体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近期发布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表明：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全面提升，至调查结束的2016年，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这显然得益于中国数十年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同时也是中国通过社会治理推动减贫事业，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全面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的反映。研究人员通过对2003~2016年这1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两个重要的趋势：一是收入较低的居民满意度增幅高于高收入居民；二是内陆地区的居民满意度升幅高于东部沿海地区。这是民众对政府持续扶贫和促进社会公正政策和效果的认可。实际上，这也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体现的新文明特质。
三是我们在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传统基础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为世界文明的共处提出了确实可行的方案。这在以殖民和霸权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道路之外，创造了新的现代化文明发展路径。显然，我们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文明形态，从其基础上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21世纪的文明形态。与冷战时期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与资本主义对峙，而是在相互交流中竞争，更加彰显活力和生命力。“一带一路”倡议彰显了中国的视野和胸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就注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性质，他不同意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关于中国霸权主义野心的说法。萨克斯指出：“美国在过去40年里发动了许多海外战争，而中国没有发动过任何战争。”“中国拒绝美国的霸权，并不意味着中国也在谋求霸权。事实上，在美国以外，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的目标是要称霸全球。”
四是我国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人类文明的深化开辟了崭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事实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总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百年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开辟、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明凤凰涅槃般实现了新的发展。正如马丁·雅克所指出的，“长期以来，中国治理被西方所非议，但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治理终于进入成熟期。西方曾经以为，改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采用西方治理模式。现在很明显，这是一种幻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模式，并以其成就，现在正需要世界的关注”。马丁·雅克所说的新模式，就反映了我们文明的新特质。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现代化文明形态，是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形态，这种新形态既是现实的也代表未来方向。譬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就是指向未来方向的理想性规范。与冷战时期西方与苏联的关系不同，中国希望和美国、欧洲、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中竞争，在解决环境气候、冲突等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加强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在一个世界体系中发展起来的。不过，中国的文明理念不是希望压制或消灭“他者”，而是希望与“他者”共同发展，增进全人类的福祉和实现全人类文明的进步。
（作者：韩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