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一文写于1964年，后来（1966—1967年）与其他25篇批评文章结集，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出版。无论是从文集内的其他文章如《论风格》《作为受难者之典范的艺术家》《悲剧的消亡》《关于“坎普”的札记》《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等来看，还是从她后来的著述如《疾病的隐喻》《论摄影》等来看，《反对阐释》都是一篇纲领性文章，其他著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反对阐释”这一核心观点的展开和具体实践。
正如文章题目所表明的，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一文中，以一种先锋的姿态，明确表示对“阐释”的反对，认为那种忽视形式，只关注内容，力图无限制寻找、阐发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意义的阐释，是对艺术的“报复”“冒犯”“劫掠”和“侵袭”。她呼唤摒弃这种阐释，代之以一种“透明”的批评。这种反传统的姿态是对当时美国先锋艺术的回应，正如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1996年版的序言中所说，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中，“空气中处处洋溢着新鲜的许可，旧的等级观念已经弱化，并即将分崩离析”，“反对阐释”正是一种穿梭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意欲打破文化界限的力量。评论家伊哈布·哈桑评价《反对阐释》为“拒绝注明日期、拒绝过时”的文章。然而，时过境迁，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大众文化早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苏珊·桑塔格眼中因为“新鲜”而未受到“阐释骚扰”的电影也早已成为另一种高雅文化。今天回望“反对阐释”，无论其是否拒绝过时，它都已经成为历史；无论其怎样反对阐释，它都必须被纳入阐释学的学术谱系，这要求以苏珊·桑塔格反对的方式去探寻它的阐释学价值。
历史地看待阐释与阐释历史
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在当时虽有“石破天惊”的效应，但是事出有因，历史上一直有“反对阐释”的观念与“阐释”相伴而行。对于意义和历史的怀疑与否定，从尼采开始渐渐成为一种潮流，使“反对阐释”由隐渐显，以至于出现了大量的解构和知识考古之作，去拆解历史的建构。然而吊诡的是，所有这些反对历史的人又都在用一种重回历史的方式去解构历史，可见“历史”与“历史的角度”不可混为一谈。《反对阐释》同样存在这样的悖论，苏珊·桑塔格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批判作为批评的靶子，而在她自己犀利的文章中，却处处体现着对阐释的历史的眼光。
在《反对阐释》中，苏珊·桑塔格对艺术的历史作了一番虽然粗略却可称全面的梳理，为她关于阐释的讨论建构了一个历史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她一直有着明确的关于阐释的历史意识。她认为，“阐释本身必须在人类意识的一种历史观中加以评估。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行为。它是重写和评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它是反动的、荒谬的、怯懦的和僵化的”。其中，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阐释必须放在历史中加以评估。历史和阐释都不是先在之物，阐释是历史的一部分，在建构历史的同时也被历史建构。因此，考察任何一种阐释理论、行为，必须有历史的眼光和相应的语境。第二，阐释是联通过去与现在的一种手段。传统怎样活在当下？人怎样历史地存在？过去、现在与未来如何联通？这中间的媒介即为“阐释”，这也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赋予阐释以存在论意义的原因所在。“过去”并不如苏珊·桑塔格所认为的那样是“死去的”，只有不被当代人继续“阐释”的过去才会真正死去。第三，流动的先锋性。成为“老生常谈”是先锋的宿命，阐释也同样如此。在不同的语境中，随着历史的流变，曾经作为艺术发展助力的阐释，有可能会变成艺术发展的阻力，这也是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的原因。能够正确地认识阐释的这种流动的先锋性，是我们客观认识和判断阐释学史上各种学说与流派的前提。
建构一种时代文本阐释学
既然阐释是一种历史行为，作为具体阐释行为、观点的“阐释”就不可能永远是一种“正能量”。那么，在瞬息万变的发展中，阐释的“变”与“不变”以及“如何变”的依据是什么呢？苏珊·桑塔格在分析专注于内容与意义的阐释是如何发生的时候指出，科学启蒙带来的“现实主义”世界观瓦解了神话的影响力和可信度后，“阐释应召前来，以使古代文本适宜于现代要求”。这里，我们要重点关注“现代要求”。如上所述，阐释作为联通历史与现在的媒介，其立足点是“现在”，适应“现代要求”是阐释的一种使命。在苏珊·桑塔格看来，阐释适应现代要求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她所反对的，即作为一种僵化体制存在的意义的阐释，“以修补翻新的方式保留那些被认为太珍贵以至不可否弃的古老文本……不论阐释者对文本的改动有多大，他们都必定声称自己只是读出了本来就存在于文本中的那种意义”。这可以说就是当下阐释学界热议的“强制阐释”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苏珊·桑塔格所反对的与其说是“阐释”，不如说是“强制阐释”，因为这种阐释对文本毫无虔敬之心，完全是对文本的“破坏”。而另外一种方式，则是顺应当下具有先锋性的文本，去建立与文本相符合，能够助力艺术发展的阐释。“阐释并不总是奏效……为了逃避阐释，艺术可以变成戏仿。或者可变成抽象艺术。或者可变成装饰性艺术。”可见，苏珊·桑塔格之所以要“反对阐释”而去建立一种所谓新的“批评”，其根本原因在于旧的阐释对新的戏仿、抽象、装饰性艺术，以及标题音乐式的先锋作品、电影等新艺术样式失去了阐释能力。同时，苏珊·桑塔格也指出，“现代生活所有的状况——其物质的丰饶、其拥挤不堪——纠合在一起，钝化了我们的感觉功能。要确立批评家的任务，必须根据我们自身的感觉、我们自身的感知力（而不是另外一个时代的感觉和感知力）的状况”。这里，“这个时代而不是另外一个时代”是我们要把握的重点，即当下的时代和这个时代产生的具有先锋性的文本是阐释发展变化的最终依据。
然而，有一点却需要特别指出，即在文本与阐释之间永远存在一种张力。与文本相比，阐释具有衍生性，也可以说有第二性。但这绝对不是说它不具有主动性，只有这种张力存在，阐释才能作为艺术发展的推动力或者阻力，而不是无力。文本的具体性、现实性、现时性，同样意味着它的易逝和私人性，而阐释更多地以理论化的方式存在，其抽象性、概括力更易流传，甚至演变成为一种规则，将鲜活的艺术以标本的形式封存、传承。或许它最终会变成一种桎梏，没有那么鲜活，但是脱离具体性、具有抽象性，确是文化传承的方式。也正因如此，我们不能一味反对阐释，而要不断发展阐释。
“反对阐释”与“扭转”“反对阐释”
在美国先锋文化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苏珊·桑塔格通过“坎普”和“新感受力”，意欲建立她的“艺术色情学”。可以说，苏珊·桑塔格当时是以充足的乐观和热情去拥抱摄影、电影等新媒介形式和大众文化这种具有反叛性的文化力量的，“反对阐释”“艺术色情学”在当时可谓顺应了时代的文本。然而，在近60年后的今天，大众文化、新媒介已经以“内爆”的方式井喷式发展，对所有人、所有文化的裹挟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和想象。在商业和资本的链条中，正如波德里亚所指出的那样，媒介只会迎合大众，而大众只想要消遣、娱乐、逃避和实质上原地踏步的花样翻新，他们拒绝意义，也不想生产意义；媒介与大众联手，共同抵制意义以及意义的阐释。在这种太过“色情”和“娱乐至死”的语境下，阐释是要加入狂欢的人群，还是要适时敲响警钟，并去着力发现和助长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呢？从苏珊·桑塔格当年的立场出发，答案显然是后者。因此，面对信息爆炸、真假难辨、拒绝深度的现实，如何建立一种新的阐释学就成为值得探讨的话题。
20世纪60年代，苏珊·桑塔格以“反对”的方式，用新的批评去替代旧的阐释，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方式。现代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处于不断的以“新”代“旧”的过程中，对于过去持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这就造成了历史的断裂，极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虽然苏珊·桑塔格受到尼采的深刻影响，但是在如何从历史中走出来的问题上，她与尼采走了不同的路。意大利学者詹尼·瓦蒂莫曾指出，尼采在后期对待历史问题采取了一种温和态度，因为他看到以现代的方式去解决现代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尼采到海德格尔，他们发展出一种与“反对”不同的方式，即“扭转”。“‘扭转’这个词意指一种‘超越’，既是接受，也是深化。同时也意味着，既是一种‘治愈’‘渐愈’或‘康复’，也是一种‘变形’，或‘转动’。”这种主张显示了温和的革命性，要在返回历史的过程中治愈历史，并在其基础上生发出新的力量。就阐释学而言，否认所有阐释的历史，重新制造一种新花样并非难事，但这已经被证明不是一种成功的方式。我们所谓“扭转‘反对阐释’”，正是要提示这样一种方向，即以一种包容的方式去提升阐释的综合能力。在今天，阐释必须面对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的文本和艺术形式，必须去解释大众文化的当下和未来，甚至找到一条走出后现代困境的新路。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