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作生态而观，当前的诗歌现场呈现出日益开放的格局，诗人们积极介入现实，广泛谋求与时代的对话。他们在想象的广度和思想的宽度上持续掘进，匀速发力，既将“个人化写作”的精神落于实处，又为新诗境界的提升孕育着生机。以河北省作协主办的2022年第1期《诗选刊》杂志为样本，正可窥一斑而见全豹，把握当下诗歌创作的整体特色。刊物选取了活跃在诗歌现场的主要诗人作品，尤其为特定地域的作家和网络诗歌社团提供了集中展示的平台，同时兼顾追求艺术包容性的办刊理念，有意让不同代际的诗人声音交互呈现，使刊物内部形成多重音响的开放景观。深入诗歌的字里行间，明显能够发现诗人在社会伦理、诗歌地理、传统文化等视野维度中的想象力转换，感受到抒情者各臻其态的精神脉动。
“及物”写作与伦理精神的融合
曾经，远离具体的生活语境，走纯粹的心灵化和技术化路线，为不少诗人所迷恋。然而，沉溺于自我经验而疏远现实，甚至将现实异化为个体存在的对立物，便放弃了与现实的对话机制，也阻滞了诗歌和读者沟通的渠道。21世纪以来，写作者大都选择从生存的实际出发，他们以“及物”观念为支撑，将生活中的物象抑或事态视若想象力的来源，在观察生活的视角、转述现实的技艺等向度上谋求突破。《诗选刊》的入选作品，均彰显出这种“诗”与“物”之间愈发紧密的观念联络。
如张执浩的《弹指》：“当年紧握的拳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松开/不知不觉中身边的事物/都变成了亲密的战友。”诗人以素朴真诚的情感抚摸“身边的事物”，心灵向生活全面敞开。霍俊明的《水梯》则采用静观的视角，专注描写一个“铝合金的梯子”。它被人遗忘在高原的湖泊中，寻找自己的“安身或葬身之所”。具体的叙述情境，宽阔的想象视野，使读者可以穿越意象的细节，从对“梯子”的观望走入对人类命运的反思。“梯子”究竟是代表了离群索居者的孤独，还是年迈者的悲凉，抑或是人类对回归自然的向往？智性要素汇入诗人对“物”的凝视过程，延伸了抒情主体的想象维度，也拓展了诗歌的意义空间。
今天，多数诗人在叙写生活现场时，不再拘泥于对事态的奇观式呈现，或是对荒诞氛围的刻意营造。他们大都采取诗评家陈超所说的“用具体超越具体”的想象方式，将时代的核心主题纳入诗歌，使自我的诗性感怀与人文关怀融为一体。如刘颖的《麦子与麦子》中，抒情者眼中的麦子是“一心一意的植物/面容端然，暗地里移动节气”，而村头的教室里也有“一些麦子在光芒里行走”，那是“眼睛清亮，有庄稼的表情”的学生。当“窗内的麦子”与“窗外的麦子”一起荡漾时，世间便多了一道“优美的轮廓”。“麦子”蕴含了令诗人神往的精神境界，它是生命力的象征物，同时对应了他者的生命存在。这里的“他者”，正是像麦子一样成长，充满了青春气息的乡村学生。门窗“内外”的麦子共同舞动，明喻了诗人对自然生态的歌颂，对幼小学童的关怀和对农村教育的眷注。作家以社会伦理意识观照乡土，体现出诗歌的私人性表达与公共精神的统一。
这期《诗选刊》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诗人小辑”，收入徐敬亚、郑小琼、姚风等人的作品。其中，郑小琼的诗歌集中凸显了作家的社会伦理关怀，可谓这类写作的代表。诗人以共情人的身份走入城市打工者的心灵内部，特别关注女性劳动者的命运，叙写她们每日局促“在狭小的齿轮和塑料片”（《梦的诗句》）之间的单调与孤独，发掘工友们共同的“喜乐与悲伤”（《江西工友》），引发人们对劳动者精神世界的关注。她还敏锐地感受到“阳台上女工们的期望”（《诗的节奏》），并尝试用诗歌的方式为其造像，塑造个体独立的生命姿态。面对有着“由乡入城”体验的劳动者，如何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们的乡愁，为其探索心理的平衡之道，凝聚成写作者的思考重心。像郑小琼这样，诸多诗人都将知识分子的悲悯意识和担当精神注入当代历史，从而有效纠偏了诗歌现场的某些“伦理下移”现象，增强了诗歌言说现实的能力。
打造属于自身的文学地理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诗人在实践“及物”的诗学时，往往会把视角聚焦于对特定地域空间的深邃观照，思索个体的历史意识与地理生存空间的联系。例如叶延滨的《我的三位重要客人》中，大凉山、黄土塬、老秦岭是抒情者“过命的朋友”，这些地理标志分别对应了“我”的少时、中年和老年，陪伴和见证了“我”的成长。再如本期《诗集摘要》栏目抽取了大解《河之北》中的部分篇章，山湾、村庄、河水、北风、云彩……种种自然意象支撑起诗人对故乡的缅想和认知。看《燕山赋》一诗，诗人满怀着对“燕山”的敬意：“燕山有几万个山头撑住天空/凡是塌陷的地方/必定有灯火/和疲惫的归人。”燕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作为其中的凡俗一员，抒情者“居住在山坡下面”，几十年间与山为伴，培养起与燕山的深厚感情。在诗人的想象空间里，燕山拥有神秘而巨大的精神力量，他连缀起与山相关的记忆片段，目之为灵魂皈依的家园，使地方的风物志和个体的精神史形成彼此互喻的诗性结构。
很多情况下，诗人都自觉地投入“地方性诗学”或“诗歌地理学”的构建过程，在他们的诗行背后，可以寻见一张张坐标精确的心灵地图。除了大解的燕山世界，还有江非的平墩湖、雷平阳的昭通、潘维的江南空间、安琪的北京抒写、古马的甘肃记忆、张曙光的东北情结、沈苇的新疆风情等，闪现着诗人在文化地理空间的想象力跃动。在《诗人自选诗》栏目里，可以读到沈苇的19首诗，其中大都与新疆的文化地理相关。他对丝路风景的诗意采撷，对楼兰历史的灵性感悟，对当地人情的动态速写，都是将自我的既往文化记忆与新锐视觉经验熔铸于诗，充实了诗歌对西部的文化想象。深入地方性诗学的内部肌理，大多数诗人都试图将现实中的地理乡土背景化、意象化，使之被诗化成带有明显象征意味的精神喻体。写作者或是以地理空间容纳个人的成长史，或是把地理标志物想象为人性纯粹、审美和谐、心灵洁净的理想情境，在空间层面丰富了诗歌的历史想象力。
沿着“诗歌地理学”的路径观察，诗人打造属于自身的文学地理空间，以此作为标志写作身份的符号，同时又热衷于抒写旅途中的观景体验和情感经历，拓宽了诗歌地理学的表现范畴。如刊物中的“文成行小辑”，登载了几位诗人同游浙江温州市文成县的行旅诗，记录了他们游湖观瀑的见闻。同一景观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姿态各异，形成交响和呼应。自然景观激发了诗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旅行行为蕴含着对新奇经验的追求，也契合了诗人浪漫而富于幻想的特质，便于他们将行走中的观看体验内化为精神之力，打造诗歌中的文学风景。
对古典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
除了社会伦理和文化地理视野，浏览2022年第1期《诗选刊》，还可梳理出另一条想象线索，即当前诗人对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翻阅陈先发的《若缺诗章》，其中多数篇目摘自他的《月明星稀九章》《横琴岛九章》《居巢九章》等组诗。专心体会“九章”这一诗题，便可感到诗人对文化先贤和古典传统的敬意。走入“九章”的文本结构内部，诗人追慕着前贤的思想品格，阐发个体对生与死等人生重大命题的思索。他还把格物致知等理念和现代人的思维相融合，对古典诗歌中的自然与人生情境进行了现代重构，使古典精神萌发新意。如《呼吸》一诗所表达的：“鸟鸣和任何事物碰撞都透着/一点醒悟。”在传统的诗语中，这种“醒悟”联系着文人的妙悟抑或顿悟，是大千世界对诗人的灵性激发，也勾连了独立超然的生存理想。诗中的抒情者倾心聆听“鸟鸣与鸟鸣之间”的寂静，从中捕得“一些新事物的撞击”。他像古人一样潜心幽谷，寄情山水，并以现代人的精神观念，和语词缔结新的机缘。这正昭示了一个道理：唯有走出身体狭小的囚室，主动和自然建立联系，才有可能与灵感相遇。
叶延滨的诗歌也多涉及和传统文脉的对接，如《悟道者安坐》一诗中，诗人将古典精神融入现实生活。身居喧嚣的城市时空，抒情主体无法与之保持彻底的疏离，恰有传统美学的空寂之道，指引他为精神的平衡觅得栖所。再看《巴山夜雨时》，诗人从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中读出两重含义：一是“涨了巴山秋池的夜雨”，二是“相聚之愿景”，由此引申出他与朋友相聚的美好时光。古人对夜雨的喟叹与今人的感怀杂糅，于对照中形成新鲜的张力。此外，唐力的《米芾醉书记》以米芾为核心形象，诗人畅想这位古人如何起笔，如何蘸墨，又如何将生命的血色落于纸面。作家侧重的是米芾那种笔意酣然、奔放自由的创作品格对当代生活的影响，文字中的米芾分明就是诗人的化身。这类源于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想象方式，契合了当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很容易唤醒蛰伏在读者文化记忆深处的审美经验。
宏观审视2022年第1期《诗选刊》摘选的作品，能够归纳出一条相对清晰的写作方向，即诗人想象视野和抒情空间的同步拓展，生活体验和诗歌经验的平滑交融。诸多写作者期待重新读解生活，在烟火气中触发诗意灵感，使情感在贴近大地的飞行中得以舒缓释放。他们努力透过那些为人习焉不察的瞬间，突破现代社会日益趋同的速度感和时间观念，探索物象背后的意义细节，并将社会伦理意识植入文本，书写下生命的庄严感与力量感，彰显知识分子对时代的道义担当。为了打磨这种气质，诗人使用简净的语词和素朴的意象，注重将情感作内敛化的处理，并有意控制着话语的强度，不再过度暴露自我的隐私经验，避免主观情绪的过度渗入。源自内心“自发的歌唱”，他们巡游在具体可感的场景中，不断为社会伦理、诗歌地理、传统文化等想象空间扩容，使文本的时代辐射力和历史纵深感得以显扬。当然，也有一些诗人过于苛求对生活语象的客观呈现，只将意义驻留在事态的表层，忽视了内在精神性的建构。因此，强化诗歌写作的精神硬度，双重提升文本的生命质感和艺术美感，或许是新诗向前发展的驱动力。
（作者：卢桢，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