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眼里，澳大利亚是个海洋大国，其壮美的海洋景观举世闻名。然而国际环境史联合会前主席、澳大利亚环境史学家莉碧·罗宾在代表作《一块大陆如何创造一个国家》中，讨论20世纪初澳大利亚的环境与生态学知识如何影响其建国时代的文化认同时，并没有提及海洋。这并非作者的疏漏，而是因为此时澳大利亚民众的海洋意识还较为淡薄。这种海洋意识是在20世纪伴随科学家、媒体及政府合力推动治理大堡礁过程中兴起的，最终也围绕相关的科研与教育实践形成了海洋环境保护的自觉。
一
澳大利亚虽然被南太平洋环绕，但除了人口极少、偏居一隅的托雷斯海峡岛屿居民，大部分原住民的生计基本局限于陆地环境。1788年后，欧洲殖民者逐海而来，沿海定居，主要是为了享受温带海洋性气候，并不向海而生。一方面，英国有意压制流放犯殖民地的远洋能力与海洋经济；另一方面，殖民者不断向陌生内陆探索并开发农牧矿资源，最终形成了基于荒野环境的移民社会核心文化认同。
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狂潮中，德国与美国分别向南北太平洋群岛快速扩张，深深刺激了被这些岛屿环绕的澳大利亚。1908年，澳大利亚联邦运动领袖、第二任总理阿尔弗雷德·迪金因不满英国对澳大利亚海洋地位的长期轻视而邀请正在全球巡访的美国“大白舰队”来访。借助舰队访问唤起的全民海权意识，澳大利亚于1913年正式建立自己的海军。在此过程中，民众的海洋意识逐渐被培育。其中，大堡礁作为标志性海洋景观，成为澳大利亚举国上下欣赏与保护海洋环境的思想源泉。
二
大堡礁位于昆士兰热带海域，是地球上最大的珊瑚礁系统。但在澳大利亚，它长期以来非但不受青睐，而且被避之不及，因为它会妨碍航行。库克船长就深受其苦，达尔文干脆称它是“障碍”。
转机发生在1889年，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所推荐的英国同行威廉·萨维利-肯特被任命为昆士兰的渔业专员。他推动利用大堡礁养殖珍珠获得成功。而在这一过程中，萨维利也系统考察了大堡礁的生态体系，尤其是填补了海洋生物学界对海马等生物繁育问题的知识空白。他于1893年开始出版自己对大堡礁的记录，分享这里的奇妙环境，最终在联邦建立后引发了整个英语世界的关注。百业待兴的澳大利亚人方才意识到，高更等欧洲浪漫主义艺术家笔下动人的南太平洋风景其实就在自己身边。不久之后，受雇于昆士兰地方政府的记者艾德蒙·班得菲尔德开始专门写作大堡礁海洋观光指南并探讨海洋文化的价值。从1924年开始，博物学家兼电影制作人诺尔·芒克曼与妻子也开始连续出品关于大堡礁的宣传片，同时探讨海洋环境对澳大利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以海洋开发与观光为抓手，一种真正让民众沉浸于此的海洋文化从此在澳大利亚社会不断传播。
得益于对大堡礁的宣传、想象与开发，澳大利亚大众文化中越来越多地包含海洋元素，从黄金海岸到大洋路，多元化的海洋景观成为澳大利亚的财富。但是自大堡礁等进入大众视野起，旅游、捕鱼与运输等问题也对海洋环境提出了持续挑战。
事实上，萨维利早已提醒要“可持续开发”。因为他认为，相比而言，人类的海洋环境知识积累更有限，开发活动的生态后果难测，所以一定要适度。而大力推销大堡礁的芒克曼则终生都在呼吁潜水游客不要采摘珊瑚。但是直到1969年，澳大利亚保护基金会才召开全国性的研讨会以应对海洋环境问题。因为昆士兰地方政府开源手段有限，一直不愿意限制海洋商业开发，甚至在1967年批准2000多万英亩的大堡礁石油开发项目，结果引发了全国性抗议。尽管项目最终被叫停，但是开发抑或保护海洋环境的问题凸显。在环保人士的呼吁下，1975年通过《大堡礁海洋公园法》，以设立国家公园的方式确立了联邦政府对所有相关环境拥有“保护、保存与管理权”。1983年，联邦政府又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签约国必须遵守国际法为理由，通过了《澳大利亚世界遗产保护法》，确定了海洋环境管理以保护为优先原则。从此，澳大利亚联邦不断扩大海洋保护区，对旅游、捕鱼、采矿及航运都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管控。
三
澳大利亚对大堡礁的保护采取划分为不同区块、各自有相应保护政策的办法。这其中，重视海洋科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生物管控问题，可以追溯到1962年大堡礁遭遇的棘冠海星之灾。经过多年的研究，人们才意识到海星过度繁衍致灾其实是周期性的自然现象，绝非人力可简单阻止，但珊瑚礁白化、台风和水质浑浊会加剧灾情，因此在不同时段的特定地区可以选择性防控上述问题。其次是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的影响，这源自过去40年对珊瑚礁白化的研究，除了水体污染和光照因素，学界认为水温持续变暖是珊瑚虫大规模死亡的主要诱因。因此，海洋环境保护与全面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休戚相关。显然，自然科学研究大大提升了海洋环保的效率。
在此基础上，海洋环保教育与实践也全面展开。在中小学，海洋保护与水资源保护教育紧密结合，讲授主题包括理解人与海洋环境之联系、社会经济发展与海洋环保的关系及澳大利亚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等，此外还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收集梳理海洋信息的技能。在大学，跨学科的海洋研究日益活跃。西澳大学以渔业经济史研究为抓手，开拓了海洋环境史、海洋灾害史研究等领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一方面调动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合作深挖南太平洋岛屿航海民族的本土知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人文学者与极地海洋科学家合作，以塔斯马尼亚为基地，派遣学者前往南极海域进行联合科考并整理数据，力争展示历史上人类经济活动导致的碳、氮排放与气候变化之间复杂互动的问题，最终影响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另外，澳大利亚在沿海城镇广泛设立海洋博物馆，激发公众保护本国海洋环境的意识，并参与对公海环境的保护。
澳大利亚的历史经验显示，海洋固然是一种人们可以触碰的物理性环境，但它不必然滋养出环境保护文化。现代海洋环保文化的形成有赖于社会对其多角度的欣赏与认可，而国家力量的推手作用至为重要。此外，系统的、跨学科的海洋研究，不仅有利于协调海洋资源开发与环境治理关系、明确海洋环保的具体范围与措施，还能够将海洋环保从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转化为环保知识生产与传承实践，最终影响海洋环保政策。
（作者：费晟，系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