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民以食为天”。如今的中国是美食大国，无数菜式令人眼花缭乱。但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只有烧、煮、蒸等几种很有限的烹饪方式。鼎最早就是炊煮食材用的，有点像现在的火锅。事实上，类似三足器皿最早都有在下面放炭火加热的功能，如鬲（lì）、甗（yǎn）、爵、斝（jiǎ）等。我们经常能在它们腹底发现烟炱的痕迹。现在一些少数民族比如苗族，还有用“鼎罐”和“三脚”组合起来炊煮食材的习俗。
鼎的历史非常悠久。河南博物院有一件裴李岗文化的“乳钉纹红陶鼎”，距今已有7000～9000年的历史，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鼎。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先民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后，鼎就逐渐变成了礼器。传说禹曾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为九鼎，并在上面铸刻名山大川、奇异之物，于是“九鼎”就有了王权至高无上和国家繁荣统一的意味。虽然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后来的周礼确实对鼎等青铜器的使用进行了严格规定。《公羊传》何休注云：“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而百姓自然就不能用鼎了。当然，随着周王室日渐衰微，这些规定慢慢成了一纸空文。如曾国在战国初期是一个小国，但在其国君曾侯乙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竟然也发掘出了周天子才能使用的九鼎八簋（ɡuǐ）。类似情况在“礼崩乐坏”的东周并不少见。
从新石器时代到东周，鼎的功能经历了“人化→神化→礼化→人化”的演变，纹饰风格也不断变化。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兽面纹。兽面纹最早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如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和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足上端都有浮雕式兽面纹，大盂鼎的颈部还有带状兽面纹，看上去神秘而狞厉。宋代的金石学家把它们统称为“饕餮纹”。所谓饕餮是传说中的上古怪兽，十分贪吃，连自己的身子都吃掉了，只剩下一个头，是贪欲的象征。但商周的兽面纹的真实含义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如张光直先生认为在青铜器上铸造兽面纹是为了与神沟通，而陈公柔和张长寿先生认为兽面纹是先由一对圆泡状乳钉变成双目，再逐渐繁复增饰而来，其根源是史前的眼睛崇拜。
由于鼎在先秦是重要的礼器，所以器主往往会在上面铸刻文字。商代青铜器铭文多为徽记，字数较少，只有器主的族徽或其族名、官名、私名等。如国家博物馆的子龙鼎，内壁近口缘处只有“子龙”二字。而且“龙”字的象形意味特别浓，几乎像一幅小画。到了西周，由于周人比商人更加重视礼制，所以青铜器上除了徽记，还出现了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等情况的长篇铭文。这类长篇铭文一般是详述铸造本器的原因，整体读下来有点像现在的新闻报道。
例如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是现存铭文较长的青铜器。它一开头是“隹（唯）九月”即周康王某年九月。然后是“王才（在）宗周，令（命）盂……”即周康王在都城对盂这个人进行命令和告诫。具体内容，便是周康王讲述了文王和武王的立国经验，让盂效法祖先辅佐王室，并赏赐了鬯（chànɡ）酒、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及庶人等。这一大段讲完之后，铭文是“盂用对王休，用乍（作）且（祖）南公宝鼎”，即盂颂扬王的美德，制作了纪念祖先南公的宝鼎。最后是“隹（唯）王廿又三祀”，结合开头，我们便知道时间是康王在位第二十三年的九月。这样，便构成了一篇完整的铭文。除此之外，很多青铜器的铭文结尾还会有一段“吉祥话”，学名“嘏（ɡǔ）辞”。如大克鼎的是“克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以此表达器主的美好愿望。
我们知道，时代越久远，史料就佚失得越厉害。当年孔子虽然知晓一些夏商的礼制，但还是不敢妄言，就是因为“文献不足故也”。因此，在传世典籍较少的情况下，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等便能起到证经补史的作用，即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拿大盂鼎来说，它的铭文是目前所见西周时期最早的“册命”类出土文献，与其他西周中晚期册命类金文相校，我们就可以了解西周时期册命制度的演变。还有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历代君王事迹、征伐方国、政治动乱、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宴飨、田猎、联姻等内容。我们藉此可以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拾起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遗失的碎片，一窥古人生活。
虽然现在的生活比起先秦发生了巨变，但在重大的场合，我们仍会选择用鼎来纪事。如1995年10月21日，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总部赠送了一尊“世纪宝鼎”；2009年6月12日，河北农民王三妮将自制的“告别田赋鼎”捐赠给中国农业博物馆；2014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鼎”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铭记历史，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也许这就是文物对于我们的意义。那些青铜器看似冰冷，背后传承的中华民族的血脉，却永远温暖如初。
（作者：吴 比，系国家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