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1884年集中时间和精力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部经典著作。在《起源》中恩格斯揭示了家庭、私有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规律，阐明了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对抗，分析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对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历史性质进行了系统考察，对此前创立的唯物史观进行了确证和发展，进一步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具有历史性
在研究国家起源时，恩格斯首先探讨了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问题。他深刻指出，私有制和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的存在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必然性。恩格斯指出，生产、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产生，而私有制则是阶级矛盾产生的根源和破坏氏族制度的杠杆。
在氏族社会的低级阶段，生产极端低下，人口数量严重不足，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家庭男女自然分工占据绝对地位，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人人劳动，共同分配食物。到了氏族社会的中级阶段，“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交换从偶然变成经常，牲畜成为一般等价物，交换的发展又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产品开始出现，私有制随之产生，剥削成为可能，社会开始分化为对立的阶级。“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到了氏族社会的高级阶段，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产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手工业的出现推动了商品生产的出现和发展，金属货币产生了，贸易范围不断扩大，新的社会分工又进一步扩大社会成员的差别，贫富差距加剧，不仅战俘奴隶在生产中普遍使用，大量破产的平民也加入债务奴隶的行列，奴隶生产制度建立起来了。进入奴隶社会初期后，又发生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和商人出现了，社会财富迅速向少部分人手中集中，阶级分裂从生产领域向流通领域蔓延，金属货币、高利贷、土地私有化迅猛发展，至此奴隶社会制度得以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取代了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原始社会基础彻底瓦解和崩溃。在恩格斯看来，“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私有制本身就是这样产生的”。
从恩格斯的论述中可知，历史上三次社会大分工是私有制产生的直接原因，三次社会大分工形成了不同的经济部门，从而出现了三个不同生产部门的人对相应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而且这种占有越细致、越发展，整个社会分裂的程度就越严重。伴随着社会分工出现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为交换而生产的目的使得社会财产的占有越来越不平等，私有制愈加迅速发展起来。从劳动形式的角度看，原始社会早期的集体劳动是为了适应极度落后的生产力，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采取的不得已办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独立小规模的个体劳动逐步代替了大规模的集体劳动方式，这也使得所有制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集体的公有制转化为家庭的私有制。从根本上来说，私有制的产生是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剩余产品、社会分工、商品交换、金属货币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表现，同时它们也是助推私有制产生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发展，阶级和阶级矛盾出现并不断激化，这就为国家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前提。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恩格斯指出，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私有制发展和阶级矛盾激化产物的国家也不例外。尽管不同国家在氏族制度废墟的基础上产生的具体形式不同，但本质都是相同的，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
对此，恩格斯深刻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原始社会晚期，随着社会三次大分工带来的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社会公共职能日益独立化，集体劳动形态日益被个体劳动形态所取代，私有制和阶级产生发展。当私有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根源于经济利益的社会公共职能，从原先维护大众利益的普惠性向维护私有制和特定阶级利益的专利性发展，原先经济利益完全一致的氏族成员逐步分化加入到相互对立的不同阶级阵营。于是，氏族社会没有任何强制力的管理手段越来越不能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此时能够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且具有阶级斗争控制力的国家形式便应运而生了。与氏族组织不同，国家按地区划分国民，公共权力的设立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
《起源》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理论支撑
恩格斯从国家的起源出发深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及其职能，这些科学论述系统完整地揭示了原始社会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同时，通过揭开笼罩在国家问题的神秘面纱，彻底清算了此时工人党中出现了“国家崇拜”的错误倾向，校正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在《起源》中，恩格斯对国家起源、本质、职能的系统研究对列宁产生了深刻影响，在1917年《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充分阐发了《起源》的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推动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和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起源》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理论支撑。
恩格斯曾经说过，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起源》中，恩格斯将唯物史观引入原始社会的历史分析，同时对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论证，从而克服了摩尔根唯心主义哲学思维的羁绊，确立了面向科学社会主义未来的价值旨归。
正是由于恩格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维度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才有了《起源》这部伟大理论著作。今天，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给予整体性认识，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既要立足于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学科分析，同时又不能仅仅停留于此，要更加注重对这种分析状态的综合，更加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理论整体，看到它的各个部分处在特殊的地位，各个部分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正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三个学科的简单叠加，而是理想学说、历史哲学、现实批判学说相统一的整体，是集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发展性于一体的完整理论体系。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系列专项课题“马克思社会发展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研究”（17DDB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审：贺雷；二审：李志伟；三审：王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