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的发现，为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新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是未经后人加工改造的原始文献，是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发现之初，就得到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百年来敦煌文献的整理和敦煌学研究成果证明，敦煌学在中古历史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将敦煌文献与传世典籍相结合，或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展，或改变了某些传统观点，或填补了史学研究的空白。敦煌文献的内容丰富多样，本文很难面面俱到，这里仅从两个方面略谈敦煌学对中古历史研究的贡献。
一、敦煌文献反映中古基层的社会治理
自秦统一后，我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中央政府的政令通过基层政权来贯彻和落实，而基层治理的责任主要由县与乡里来承担。汉唐王朝版图辽阔，各地的气候、土地资源、物产、民风等也各不相同。各地在执行中央政府的政令时，会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因时而有所变革，即“因地制宜”。基层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并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从敦煌文献可知，唐王朝的制度在偏远的西北边陲得到了贯彻落实，但会根据敦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农业主要靠祁连山雪水灌溉、实际可耕土地较少等特点而进行一些变通。下面我们选取几例予以说明。
(一) 唐田令与均田制
从北魏太和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实行的均田制，是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尤其是土地制度研究的重大课题。但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简略，我们对均田制实施的具体细节了解得不够清楚。
唐前期实行均田制的具体内容在许多史书中都有记载，据《通典》载：
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
《唐六典》对某些方面的记载更加细致，如“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即老男、笃疾、废疾和寡妻妾为户主者，应授田是丁男的一半，即50亩。同时规定：“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已下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
由于传世文献记载唐代均田制的文字都过于简略，甚至出现歧义，而在大量有关唐代经济社会的史料中，也看不到实行均田制的相关材料，所以许多学者曾认为均田令是一纸空文，并没有实行。
敦煌文书的发现，则为唐代均田制的实施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解决上述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受田额问题提供了资料。如P.T.163《唐天宝三载（744年）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弘远里籍》载：
户主张奴奴载陆拾叁岁，老男。
母宋载捌拾叁岁，老寡。
妻解载陆拾岁，老男妻。
女妃尚载叁拾玖岁，中女。
合应受田捌拾贰亩。贰拾贰亩已受：廿亩永业，二亩居住园宅。六十亩未受。
本件文书所记张奴奴户，是老男当户，全家应受田者即当户之老男及其寡母，另外良口四人应受园宅地2亩，合家应受田82亩，除寡母应受30亩，2亩居住园宅外，剩下应受的50亩就是“老男当户”应受额。另如由P.2592+羽敦24R＋P.3354+S.3907+S.10603等缀合之《唐天宝六载（747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载：
户主阴承光载贰拾玖岁，白丁。课户，见输。
婆袁载柒拾叁岁，老寡。
母齐载肆拾陆岁，寡。
妻侯载贰拾肆岁，丁妻。
弟承俊载贰拾伍岁，白丁。
妹惠日载贰拾岁，中女。
合应受田贰顷陆拾贰亩。肆拾玖亩已受：卌亩永业，七亩口分，二亩居住园宅。
二顷一十三亩未受。
阴承光户共有二丁男，按照规定应受田200亩，另有不当户的“寡妻妾”两人，各应受田30亩，合计应受田60亩。合家一共有良口六人，应受园宅地2亩。这样全家一共应受田为262亩。
同件文书所载郑恩养户有丁男、中男二人，各受田100亩，老寡30亩，良口12人应受居住园宅4亩，合计234亩。已受田101亩，其中包括12亩买田。程仁贞是老男当户，应受田为50亩，再加良口9人应受居住园宅地3亩，合计应受田为53亩。另外，阴袭祖是老年当户，“应受田”51亩，由于他于“久视元载全家没落”，所以“并未受”。
从张奴奴等户的人口类别及应受田数可知，唐代田令（均田制）的规定是认真执行的，即均田制是实行的。而老男当户的应受田额为50亩，而非40亩或60亩。这一点主要是依靠敦煌文书的记载才得以辨清，解决了史籍记载的矛盾。
从上引敦煌文书可知，均田制确实施行了，而且“应受田”也与制度规定完全一致。但敦煌文书所记载的已受田数却普遍比较少，如张奴奴户“应受田”82亩，已受田只有22亩。郑恩养户“应受田”234亩，已受田101亩，其中包括买田12亩；阴承光户“应受田”262亩，已受田只有49亩；程仁贞户“应受田”53亩，已受田31亩，其中还包括勋田14亩。
农户的“已受田”主要是自己原有的土地，也包括政府给无地或少地农户授予的土地，其目的就是政府要将农民都固着在土地上，不能成为流民，即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同时还要保证政府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从而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至于“已受田”与“应受田”差距较大，或者说基本上都没有达到标准，那是因为“应受田”是最高的标准，即限额，超过是不行的，并不是一定要达到的标准。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在政府的规定范围内制定自己的标准。
(二) 手实与计帐
手实是计帐与编制户籍的基础。《唐律疏议》卷12载：“里正之任，掌案比户口，收手实，造籍书。”日本《令集解》引唐令也说“收手实之际，作九等定簿”。据《新唐书》卷51《食货志》载：“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帐。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又有计帐，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唐人重户籍，必重手实，手实一年一造，一个登载完备准确的手实是建立一个完备而又准确户籍的基础，因此手实申报具有法律的强制性。
日本的大宝令、养老令也有“手实是谓户主所造的计帐”，《令义解》解释为“手实是户头所造的帐”。唐代文献也经常是户主、户头混用，都是突出户主在手实申报中的法律地位。中日文献所记载的“手实”都说明与计帐有密切的关系。
但“手实”是如何申报的？其具体内容是什么？制作“手实”的目的又是什么？由于传世文献没有明确记载，无法得知具体内容。而敦煌文献S.514背《唐大历四年（769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为我们解开这一秘密提供了钥匙。现迻录部分内容如下：
户主安大忠年贰拾陆岁，白丁。下下户。课户，见输。
母屈年肆拾柒岁，寡。永泰二年帐后勘责逃走，限满除。
弟金苟年壹拾陆岁，小男。上元二年帐后死。
妹桃花年贰拾叁岁，中女。上元二年帐后死。
妹胡胡年贰拾岁，中女。永泰二年帐后勘责逃走，限满除。
……
合应受田壹顷壹亩。叁拾叁亩已受：廿亩永业，一十二亩口分，一亩居住园宅。六十八亩未受。
（后面是已受田的地段、性质、四至）
户主令狐朝俊年贰拾岁，中男。大历三年帐后逃还附。代父承户。下下户。不课户。
父嗣宗年伍拾玖岁，老男废疾。乾元三年籍后死。
母任年捌拾壹岁，寡。
姊仙仙年贰拾陆岁，中女。乾元三年籍后死。
姊妙妃年贰拾岁，中女。乾元三年籍后死。
妹罗罗年壹拾陆岁，小女。乾元三年籍后死。
妹妃妃年壹拾肆岁，小女。乾元三年籍后死。
合应受田壹顷叁拾壹亩 叁拾捌亩已受：廿亩永业，一十八亩口分。九十三亩未受。
（后面是已受田的地段、性质、四至）
依据传世文献，手实只登录人口和田宅。但从大历“手实”知道，除了人口和田宅外，还有户等，如下中户、下下户，课户还是不课户。在每个人名后，还有年龄，如老男、中男、小男、中女、小女及寡、丁、白丁等；职官名称，如别将、翊卫、昭武校尉、上柱国、折冲、上轻车都尉、品子、武骑尉等；身体状况，如废疾等；都有登录。这主要是为了受田和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需要。因为据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户令：“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无课口者为不课户。”《唐令·赋役令》规定：“诸课，每年计帐至，户部具录色目，牒度支支配来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讫。”由此可知，手实不仅登载人口和田地，而且还有本户承担赋役的情况。
大历手实中的“逃走限满除”就是某人“逃走”后，经过一定的期限后，将逃走者除籍，也就不再受田、承担赋役。同时注明“籍后死”“帐后死”，也是与免除赋役有关，《唐令·赋役令》规定，民户死亡“限十日内，里正与死家注死时日月，连署，经县申记，应附除课役者，即依常式”。
由于敦煌文献中的“手实”仅此一件，而其注记的内容又与户籍一样，既有户等，还有课户、不课户的区别，也有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的记录，所以长期以来将其作为户籍看待。而本件文书（S.514背）明确标明是“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手实”。似乎与文献的记载不符。
实际上，这是手实发展演变的结果，最初的手实就是由各家户主申报，后面还有户主的保证辞，如唐贞观十四年（640）西州李石住的手实上，在登录人口和土地后就有“牒被责当户手实, 具注如前, 更无加减。若后虚妄,求受罪, 谨牒”的保证辞。由此可知，民户要为其申报手实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从手实的申报程序可知，每年初由户主申报的手实，再由里正汇集送交。当里正、乡司将审核后的民户手实抄件粘连成册时，会加上一些注记，如“卫士”“笃疾”等，也会删去民户自报手实时的全部牒尾, 从而与户籍的内容、格式基本相同，如果不是其纸缝有“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手实”的标注，可能会将其作为户籍、而不是“手实”来看待。
大历四年手实却没有户主的保证辞，也不是一户一户单独申报，应该是里正等胥吏对全里手实的整理和汇总。在汇总的这份手实中，既反映了手实制度和登记内容的前后变化，又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另外，大历四年手实虽然有唐前期户籍的特点，但有许多“逃走限满除”，即逃走而被除籍者，还有死亡而被除籍者，同时还没有新生人口。通过对登录人口的仔细分析，被除籍者主要是女子及老小男口，再加上不登录新生人口，可知登录户籍所需要的手实、计帐所关注的主要是丁男和中男。也就是说，从手实的制作，到计帐、户籍的完成，主要是为了来年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
(三) 差科及“差科簿”
《唐六典》记载县令的职掌为：“所管之户，量其资产，类其强弱，定为九等。其户皆三年一定，以入籍帐。若五九、三疾及中、丁多少，贫富强弱，虫霜旱涝，年收耗实，过貌形状及差科簿，皆亲自注定，务均齐焉。”这里所记的“差科簿”，史籍文献中很少见，除了《唐六典》的记载外，《资治通鉴》也有记载，唐宣宗大中九年（855）闰四月诏：“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定差。”
所谓“差科”，就是指徭役。如《唐律疏议》载：“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唐大诏令集》载代宗广德二年（764）赦曰：“天下户口，宜委刺史县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作等第差科。不得依旧籍帐，据其虚额，摊及邻保。”由此可知，“差科簿”就是由县令亲自注定﹐作为向管内百姓差派徭役的依据。但由于史籍文献没有详细的记载，对《唐六典》和《资治通鉴》等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差科簿”无法得知其细节。
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几件记载差科征发的文书，学术界考定其为“差科簿”，从而为了解差科簿的具体情况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如由P.3559背＋P.2657＋P.3018背＋P.2803等缀合之《唐天宝十载（751年）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保留了寿昌乡、悬泉乡、从化乡和龙勒乡的部分材料，虽然中间有残缺，不能直接连接，但内容基本能够衔接。如：
贰伯伍拾柒从化乡。
壹伯壹拾柒人破除：贰拾叁人，身死（名单略）；叁拾伍人，逃走（名单略）；贰拾柒人，没落（名单略）；叁人，虚挂（名单略）；叁人，废疾（名单略）；贰拾叁人，单身，土镇兵（名单略）；叁人，单身，卫士（名单略）。
壹伯肆拾人见在：壹拾人，中下户（名单略）；壹拾人，下上户（名单略）；贰拾人，下中户（名单略）；壹伯人，下下户（名单略，后缺）。
同卷所载寿昌乡差科簿，虽然也是前残后缺，但其格式与从化乡的差科簿一样：
玖人，逃走（名单略）；壹拾贰人，没落（名单略）；壹拾壹人，废疾（名单略）；叁拾陆人，单身，土镇（名单略）；贰拾叁人，单身，卫士（名单略）。
壹伯伍拾伍人，见在：
伍人，中下户（名单略）
壹拾玖人，下上户：
……
张义深，载五十一，卫士。男奉璋，载卅一，白丁 土镇；男处彦，载卅四，白丁 土镇；弟义节，载五十，云骑尉 终服；节男犊儿，载廿四，白丁 土镇。
范处贞，载五十三，上骑都尉 郡上。
平履瑶，载卌，上柱国子 里正。弟履钊，载卅五，上柱国子 纳资；弟无惑，载十八，中男。
肆拾叁人，下中户：
……
王义立弟义游，载卌七，卫士。男庭秀，载卌，白丁 里正；男庭珎，载廿五，白丁；男庭芝，载廿五，白丁。……
王大寿，载五十九，卫士。男敬玉，载廿四，白丁 县典狱；男敬芝，载廿一，中男。……
捌拾捌人，下下户：（下略）
由上引文书可知，“差科簿”以乡为单位进行统计，首先是总计当乡需要破除的人数。这里的“破除”就是在乡编造“差科簿”时，某些人由于死亡、逃亡、没落（指陷落蕃邦）、户口虚挂等原因而不在本乡，或因正在服兵役，或是废疾﹑单身等原因而不应承担徭役者。因为《唐令·赋役令》规定：“诸课役，破除、见在及帐后附，并同为一帐，与计帐同限申。”
随后统计“户籍”上“见在”即正在承担和应该承担徭役的人数，并且按户等高下排序，按户登记该户所有丁男﹑中男的姓名﹑年龄，而且在大多数姓名后注明了身份和正在承担的徭役名称。据王永兴先生考释，其中的郡上、纳资、子弟、侍丁、土镇兵、卫士、里正等，是正在服役的（色役、兵役或职役）；市壁师、典狱、府史、县史等，是州、县政府的胥吏，可以免除徭役；城主、堡主、录事等，属于职事官，也是应该免除徭役的；还有废疾、笃疾、学生、终服等特殊原因和身份，而免除徭役。其余不注明的人﹐应当是下次徭役的承担者。
根据史籍文献的记载，差科按户等征敛，县司应根据户等的高低和户内丁中的数量来确定徭役的轻重差别。“差科簿”制定的目的就是避免差科不平，所以唐律规定：“差遣之法……凡丁分番上役者，家有兼丁，要月；家贫单身，闲月之类。”即家中有兼丁者安排在农忙时节，家贫单身者安排在农闲时节，如“差科不均平者，各杖六十”。但从目前所保存的敦煌“差科簿”可知，被派“差科”即承担徭役的都是中下户、下上户、下中户和下下户四等。我们知道，唐代实行九等户，除此之外，还有中中户、中上户和上上户、上中户、上下户五等。虽然敦煌郡属于下郡、敦煌县属于上县，但也不至于没有上五等户，只有下四等户吧。户等的划分是有一定标准的，但各地的贫富情况不同，基本上都是“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实际来制定标准和划分户等。
敦煌差科簿中没有上五等户被征发差科的记载，一方面是制度的设计，如唐开元二十五年户令规定“九品以上官”都是不课户，自然也就不承担差科。另外，上四等基本上属于富户，即田多有势力者，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免除徭役和差科。而贫穷的下等户少田无势，承担更多的差科徭役，所以就出现了许多的浮客和逃户。
二、敦煌文献推动河西地方史研究
在汉唐历史上，河西走廊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但自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吐蕃乘虚占领河西地区。随后，吐蕃、回鹘、退浑（吐谷浑）等民族及嗢末、萨毗、仲云、龙家、南山、通颊等部族，都曾经活跃在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原王朝，都未能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从而使传统史籍对这一地区的记载既少又简，甚至付之阙如。幸而有敦煌文献的发现，才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一时段的河西历史有所了解和认识。下面举例予以说明。
(一) 张议潮收复沙州(敦煌)的时间
在敦煌历史上，曾出现一个张、曹两氏统领的归义军地方政权，即在吐蕃统治敦煌的后期，沙州土豪张议潮率众推翻吐蕃统治者，并遣使上表，归顺唐王朝。
据《唐会要》载：沙州“天宝末，陷西戎。大中五年七月，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潭，将天宝陇西道图经、户籍来献，举州归顺”。《资治通鉴》载：大中五年春，“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以义潮为沙州防御使”；“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以义潮为节度使”。
从这些记载可知，9世纪中叶，张议潮在敦煌起事，率众推翻了吐蕃的统治。为表彰张议潮的功勋，唐王朝在沙州置归义军，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
对于张议潮在敦煌起兵的时间，《唐会要》《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系于大中五年，而敦煌文献《张淮深碑》则记为大中二年：“敦煌、晋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沙州既破吐蕃，大中二年，遂差押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城，以献天子。” S.788《沙州志》寿昌县条载， 寿昌县“建中初，陷吐蕃，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寿昌县原为沙州属县，《沙州志》的记载也说明敦煌收复在大中二年。P.2762背《圣鸟庚申降此间》诗云: “圣鸟庚申降此间，正在宣宗睿化年。从此弃蕃归大化, 经营河陇献唐天。” 在“从此弃蕃归大化” 句下原注：“大中二年也。”
从上引敦煌文献可知，张议潮收复敦煌的时间是大中二年，并不是传世典籍所记载的大中五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记载的差别呢？当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敦煌并向唐王朝报捷时，沿途和周边还被其他部族或少数民族占领，不属于唐王朝的地盘。为了使报捷表文能够顺利到达长安，张议潮就“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 经过艰难的“纡道驰函”，最后只有走东北的一队，在天德军防御使李丕的协助下，才到达长安。
我国史学的传统是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如《隋书》是唐代人魏徵等撰，《旧唐书》是五代人刘昫等撰，《新唐书》是宋代人欧阳修、宋祁等撰，《资治通鉴》是宋代人司马光等写的。后代人在撰写前代历史时，所依据的主要是前朝所保留的实录。而实录所记载的时间是表文送达朝廷的时间，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时间。如张议潮在敦煌起事，推翻吐蕃的统治，收复敦煌是大中二年，但报捷表文送达朝廷时已到大中五年，故史官就记为大中五年。后代的史学家依据前代史官留存的实录等来写历史时，自然就写为大中五年。而敦煌文献的发现，使我们知道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年代，从而纠正了传世典籍记载的失误。
(二) 金山国与敦煌国
在唐末五代中原战乱之际，以敦煌为中心的归义军政权孤悬西陲，无法得到中原王朝的援助。当后梁代唐后，日益强大的甘州回鹘实力大增，并对归义军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当时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在敦煌建立了独立的西汉金山国。《旧五代史·吐蕃传》载：“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新五代史·吐蕃传》的记载也完全相同。对于金山国，正史中只有这20个字的简略记载。仅凭这些简略记载，我们无法得知金山国的具体情况。而敦煌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则为解开金山国之谜提供了绝好的资料。
敦煌文献P.2594和P.2864《白雀歌》是张承奉建立金山国的重要材料。《白雀歌并进表》载：“伏以金山天子殿下，上禀灵符，特受玄黄之册；下副人望，而南面为君。继五凉之中兴，拥八州之胜地。十二冕旒，渐睹龙飞之化；出警入跸，将成万乘之尊。八备箫韶，以像尧阶之舞，承白雀之瑞，膺周文之德。”从《白雀歌》的诗句可知，它就是金山国建国及其发展的一部史实描述。
除了《白雀歌》外，P.3633《龙泉神剑歌》也是有关金山国的敦煌文献，它是金山国的吏部尚书张文彻所作，是一首歌颂金山国建国及其争战的英雄史诗，其中如“天符下降到龙沙，便有明君膺紫霞”，“国号金山白衣帝，应须早筑拜天坛”，“蕃汉精兵一万强，打却甘州坐五凉”，“通同一个金山国，子孙分付坐敦煌”，“改年号，挂龙衣，筑坛拜却南郊后，始号沙州作京畿”，“今年收复甘州后，百寮舞蹈贺明君”。
《龙泉神剑歌》的记载比《白雀歌》更直白、更生动，将金山国的建立及其所遇到的困难，尤其是与周边各部族的关系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反映得淋漓尽致，是一幅活生生的金山国建国画卷。
张承奉自称“白衣天子”，将河西归义军改建为西汉金山国。这里的西汉金山国，是指西部汉人之国，其“白帝”“白衣天子”的名号，乃是古代汉民族传统的五行谶纬思想的产物。从《白雀歌》和《龙泉神剑歌》等敦煌文献可知，金山国从建国开始，就面临着“四面六蕃围”的严峻局势，尤其是和甘州回鹘的争斗不断。据写于辛未年（911）七月的P.3633《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载：“近三五年来，两地被人斗合，彼此各起仇心，遂令百姓不安。”公元911年，甘州回鹘再次兴兵进攻金山国，“狄银领兵又到管内，两刃交锋，各自损伤，口云索和”。这时金山国因为连年战争，国衰力弱，无法应对回鹘的进攻，不得不与回鹘求和，条件是回鹘“可汗是父，（金山国）天子是子”。两地讲和后，希望回鹘“天可汗”既“莫煞无辜百姓”，“更莫信谗”，不要受吐蕃的挑拨。当金山国与回鹘结成了父子之国后，张承奉也被迫取消“西汉金山国”的国号和“圣文神武白帝”的“天子”之号，经回鹘的同意，将“金山国”改称“敦煌国”。直到914年由曹议金取代，建立曹氏归义军政权。
由此可知，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河西历史上，在敦煌归义军张氏和曹氏之间，出现过一个短暂的西汉金山国。如果不是敦煌文献的发现，我们对于两《五代史》中有关张奉和金山国的简略记载，真是难知其详。
敦煌文献中除了张议潮起事的时间和金山国的材料外，还有许多独特的史料，如地志类文书S.2593、P.5034等《沙州图经》、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S.367《沙州伊州志》、S.788《沙州志》、S.5448《敦煌录》、P.2009《西州图经》、P.3721《瓜沙两郡大事记》等，这些文献不仅记述了敦煌及其周边的历史地理，同时也保存了一些敦煌的历史轶闻和故事。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挖掘整理，可以填补敦煌史地研究的空白。
本文通过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实例，从两个方面揭示了敦煌学研究对中古历史研究的推动。第一部分着眼于全国的共性问题，即整个王朝史中普遍性的制度问题；第二部分着眼于河西地方问题，即敦煌学对西北史地研究的贡献和独特价值。
敦煌文献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被誉为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我们在使用敦煌文献时，还应该有所注意：
第一，敦煌文献数量庞大，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完整而系统的材料较少，有些仅仅是片言只语。经过百年的整理和研究，未经利用的显见史料几乎没有。敦煌文献是传统的“会通”时代的学术产物，在今天分类或分科的学术研究中，敦煌文献的史料价值更多地需要综合知识来挖掘和利用。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不仅要将杂乱繁多的敦煌文献建立内在的联系，还要善于将敦煌文献与传世典籍作整体性的有机结合。
第二，我们既要重视敦煌文献的独特史料价值，又要将其放在全国的视野中。如果就“敦煌”而研究敦煌，会将自己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我们提倡利用敦煌文献时要走出“敦煌”，将其放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视野中。只有将敦煌与中原地区的历史结合起来，将“敦煌”纳入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系中，才能彰显敦煌文献的价值。
第三，敦煌文献虽然具有全国性，有些文献甚至就是长安或南方的写本，但从总体上来看，敦煌文献毕竟具有地域性，即它姓“敦”，主要反映的是敦煌或河西地方的历史。在利用敦煌文献时，既要考虑其地域性和差异性，又要考虑其独特性和唯一性。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不宜轻易用敦煌文献否认传世文献的记载，更不能任意曲解已经明白无误的传世文献记载。
作者简介
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