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人民民主，顾名思义，强调的是民主的人民性、全面性、广泛性、过程性、有序性、有效性。这种民主实践活动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理论、原则、制度、程序、技术诸多要素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充分实践。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强调，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这样一种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是对西式民主的超越，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新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归结到一点，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民主新探索。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西式民主的超越
在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民主已经历了2500多年的时间，期间民主经历了发展转变。从历史的逻辑来看，这种转变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西欧北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建立了早期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后来逐渐推行普选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民主要求，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民主来源于西方国家，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对民主有专属解释权和发展权。民主作为人类美好社会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发展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探索民主实现方式的权利正当性。并且，不容否认的是，随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西式民主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主要局限于一人一票式的投票选举、更多地体现少数人的利益、越来越受到资本的强力影响、党争政治对国家“公意”的撕裂。与西式民主相比，中国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显著优势。
首先，在选举与治理的关系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的过程性和完整性，既重视选举，也重视选举后的治理以及人民的有效有序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全程参与式、全流程民主，这个流程包括授权（选举）、议事、决策、管理、监督，授权的民主性、议事的协商性、决策的科学性、管理的有效性、监督的有力性，充分保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所体现出的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政治旨向。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系完整、程序闭环相比，西式民主则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民主。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熊彼特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判定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判断标准）在于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否是定期的、轮流的竞争性选举产生，如果是，这个国家就是民主国家；如果不是，这个国家就不是民主国家。当时就有学者批评熊彼特的观点，认为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极大地限制了民主发展的空间，削弱了民主的广泛性和丰富性，将民主只限于投票选举，这就意味着人民投完票，他的权利就“清零”了。
西式民主片面强调形式民主，认为民主等于选举，选举等于民主，将选举作为判定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只注重选举程序和选举结果，将比较复杂的政治民主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把一人一票、多党竞争作为民主政治的核心政治安排，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就出现了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选举时热热闹闹，选举后冷冷清清，这本身就说明选举民主存在问题。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则要求，民主的内容不仅仅是选举，而且也包括选举后的日常参与。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就曾经讲过，民主选举不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全部，一选了之肯定会出乱子，“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都要配套完善起来。“民主选举”仅仅是一个“马蹄”，是个“半拉子”的民主，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光是换个“马蹄”，倒还不如不换，否则就会造成“选时有民主，选完没民主”，反而把原有的秩序都搞乱了。他在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和全国政协成立65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就选举与选举后的参与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因此，要“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
由此可以看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视选举，强调选举民主的真实性，强调保护选举人的意志、遵从人民的意愿，同时也强调选举之后的日常治理。这种治理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治理，也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或层面的治理；不仅包括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协商、科学决策，也包括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始终为人民服务。这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面性与广泛性，充分保证了民主过程的真实性和获得感。
其次，在少数与多数、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的人民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多地体现为绝大多数的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强调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人民性是民主的第一属性，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表现为多数人的民主。西式民主虽然从形式上赋予了多数人的选举权利，但实际上享受民主成果的却是少数人，其本质是少数人或者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运动。
西式民主之所以是少数人的民主，就是因为它受资本的影响过大，甚至有的学者指出，西式民主不是民主而是“钱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金钱的力量作主，谁的钱多谁说了算。实现普选权的西方国家即使没有财产限制，但在实际的选举过程中，没有雄厚资本力量的支持，选举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少数与多数、资本与劳动，这两对关系的背后，反映出民主政治和国家政权为了谁、服务谁的本质与核心。西方民主国家的资本力量处于强势地位，资本力量的把持者驾驭者必然是处于少数地位的财阀及其代理人，因此西式民主尽管形式搞得五颜六色，但其本质是民主活动不能伤及资本的力量、民主成果也很难为人民所共享。反观之，中国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则强调资本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资本不能绑架国家政权、不能异化公共权力，不能伤及占人口大多数的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影响人民作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力量和主导力量的政治要求和政治效果。
再次，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多地强调共享与合作的理念。近些年来，西式民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争政治，在多党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社会共识很难形成，对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相互否决、彼此各不相让，其结果必然造成社会撕裂，造成民主的民粹化倾向和“极化”现象，导致国家政策的剧烈波动甚至中断。而中国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则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在重大问题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与西方国家相互否决、互不买账的竞争性博弈型民主政治不同，中国式的民主强调共治共建共享，强调利益各方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形成最大公约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这样做起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
冲突与合作是推动社会发展、人类不断进步的两种力量。竞争冲突虽然可以通过不同力量的博弈激发社会活力，但零和博弈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政治力量的冲突和较劲，不但不利于形成政治共识，甚至相反，会破坏形成政治共识的氛围，造成博弈双方或多方的猜忌和内耗。合作共享的理念则与此不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共同体意识，坚持共存共荣的合作理念，强调凡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有事商量着来，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要义。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重要创新
有国家以来，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立了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新型国家政权和新型民主形态。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不仅应该是民主的，而且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形态更高级。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民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民主真正扩展到广大的劳动群众，扩展到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之中，并使它成为人民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重要实践形式，从而促进了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政治意识的觉醒。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一个民族国家正式建立，并经过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成就。到了后来，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不同实践形式，越来越多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劳动者阶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尽管苏东剧变使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的低潮，但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处理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社会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这种生机和活力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形成了中国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与苏东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在法律上获得了不受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歧视的充分的民主权利，而且民主形式不断丰富、民主渠道不断拓宽、民主制度不断健全，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活动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不断铺展，在政治实践中民主的获得感不断增强，从而成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民主政治领域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包括中国式政治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然包括中国式的民主新路。20世纪40年代黄炎培和毛泽东的延安“窑洞对”告诉我们，民主新路是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来的破解“王朝兴衰周期率”的解决方案。毛泽东当时讲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人民对公权力特别是政府的监督，能够避免执政者的精神懈怠和政府权力的异化；二是人民的负责精神特别是对公民责任、公共责任的张扬，将避免人亡政息。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对人民责任的行动自觉，只有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才能实现。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概念，但对“民主新路”的认识极其深刻，这种深刻性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督和公民责任的清醒认识和理性反思。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当代中国式民主发展的新探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式民主道路和民主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极大地丰富了人民民主的内涵和外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是过程性和全面性的有机统一。所谓全面性，就是指民主实践的范围广覆盖、无盲区；所谓过程性，就是民主的权利必须通过民主实践的参与过程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意在于：一方面，把人民平等参与和平等发展的权利结合起来，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将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统一；另一方面，民主的完整性，即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不仅有民主选举，也有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而把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效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参与的有序与完整，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客观要求，也是人民民主内涵的丰富和延展，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显著优势和特点。
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人民更高水平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适应性发展和针对性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除了物质文化方面的需求不断提升之外，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不断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所承担的政治使命越来越大。特别是民主参与的直接性要求越来越高。人民当家作主，一方面是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另一方面，就是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就关系国计民生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直接通过协商的办法形成一致意见。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与程序、内容与形式，才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民主的直接性或者直接民主的诉求。
再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良性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种特征和优势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整个全过程人民民主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进行顶层设计，党中央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力量和总体统筹者，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要实践者，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序健康发展的重要体现和坚强保证。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民主发展战略，这种以党内带动党外的推进战略，主要源自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是先锋队组织。正是基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政治要求，通过全过程党内民主带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的理念、价值贯穿在党和国家政治建设与各方面系统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既确保民主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也不断提升民主的质量和民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最后，从全过程民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凸显民主的人民性。从2019年在上海基层考察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充分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对人类政治文明特别是民主发展的新认识。不断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保证人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活动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一审：贺雷；二审：李志伟；三审：王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