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项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其重要意义和实现途径值得深入研究。
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国内居民收入和购买力大幅度提升，形成了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建成了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和企业发展的生态系统，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过去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近些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发生巨大改变，一旦外部出现重大供给和需求的冲击，中国国内经济就可能受到重大影响。因此，中国发展战略有必要作出新的调整。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体现了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思考和战略谋划，也是根据中国比较优势变化作出的调整，可以更好地发挥国内的体制和市场优势，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一方面，可提升国内的发展质量，用国内可控的发展来应对来自外部不可控的冲击；另一方面，可通过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以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和促进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国内循环是关键性的主体，但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不是指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当国内的循环畅通了，形成多维立体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就能为中国在更高水平和更大规模参与国际循环夯实基础，从而更好地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国内循环稳定了，也有利于国际经济循环的稳定，进而为国内经济创造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的外部动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助于中国在经济效率和经济安全两方面获得平衡，通过稳定和完善国内经济发展而对世界经济作出更大贡献，为全球化开辟新的途径、提供新的动力，本质上是更高质量的国内发展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如何构建国内循环体系
构建国内循环体系，需要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第一，加强制度建设。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项长期的战略，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改革措施必须先行，特别是法治化、市场机制的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等方面尤其重要。中国的发展目标是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持续的制度创新，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应加快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经济中尤其是供给侧的一些突出矛盾和瓶颈问题，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加大开放力度，按照国际最高标准打造营商环境，深化改革开放。长期来看，中国的发展最终取决于内部体制机制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中国现行的制度和体制还有许多改善的空间，不失时机进行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进一步优化治理体系并大幅度提升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在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公共部门尤其需要发挥“杠杆”的功能，用政府作用的良好发挥来激活市场与社会的能量。这考验的是各级政府的协调能力，即怎么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尤为重要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这意味着，政府与市场的作用都不可或缺，各自都要有自己清晰的边界，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发挥作用。在战略前瞻和战略协调、培育比较优势、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政府应该而且能够发挥广泛的协调作用。
中国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中国的抗疫模式反映出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前瞻性的战略研判、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确保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体现出全国一盘棋的全局观和强大的国家统筹协调能力。现在看，中国抗疫的成功为国内经济循环创造了条件。
治理能力提升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的市场监管能力。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促进国内经济循环非常重要。更加注重规则和秩序，是推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有效配置的前提条件。反垄断是保障公平竞争的主要手段，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只有在法治化、市场化和机会平等的前提下，才会激发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形成各种要素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的经济生态系统。从长远来看，建立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有利于降低总体风险和营商成本，使得国内经济循环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完善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
在“逆全球化”冲击下，近年来全球供应链体系受到破坏，这种不利的外部环境在短期内还无法改变。因此，从效率和安全相平衡的角度去构建国内产业链体系，有利于分散风险和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可控的环境下，加快新兴产业的布局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并在全国范围内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实现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形成良性循环的经济生态系统。因此，建设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内容。
中国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大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具有重要地位，围绕产业链所形成的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体系也很完整。这种独特的产业生态系统，集产业配套、融资、生产性服务、开放性研发和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于一体，可以为跨国公司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这是吸引跨国公司的重要因素。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布局一直在动态调整之中。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有些跨国企业会离开，而一些新的企业会进入。中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表现在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拥有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和企业生态体系、充沛的融资能力、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日益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不断释放的改革红利等。目前，中国总体上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保持下去并不断形成新的拉力，需要持续深化改革，加快制度完善，加大开放力度，按照最高标准打造营商环境。
第三，进行全方位创新。
畅通国内大循环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打通国内经济循环的有效手段。中国有些产业链条的高端环节薄弱，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加以弥补。另外，中国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会为建设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提供重要的支撑。
同时，也要积极探讨利用高科技手段参与国际循环的新途径。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应是突破国际循环障碍的重要手段。应努力探讨数字贸易、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在促进经济要素全球流动中的新途径和新模式，这方面的发展空间非常广阔。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有很多鲜明的特点，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型业态纷至沓来，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要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抓住时代机遇，在追赶的基础上实现超越，将全方位创新与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机结合起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唯有全方位创新，才能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四，加快国内需求体系建设。
扩大国内需求是国内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海外需求端的冲击，外贸需求的突然大幅度下降，外向型企业一时难以找到国内的替代需求。未来即使在疫情过去之后，来自欧美市场的需求可能也会持续减弱。
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系统中，国内需求是重要的一环，它将引导企业从满足外部需求转向内部循环流转，为国内企业提供创新动力和强大的利润保障能力。有了需求端的拉动，就可以把生产、流通和消费循环链条中更多的价值增值部分留在国内市场。从经济增长的效果来看，这比过去“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更能放大乘数效应。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达到4亿多人，购买力全球瞩目。有效满足国内旺盛的消费需求和促进消费升级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这方面主要的挑战是如何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收入差距问题以及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的生活成本影响了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使得国内经济循环缺乏足够的动力，需要通过相应的改革和政策来解决。
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参与国际循环。未来，一些发达国家在最终产品上的消费拉动作用可能会减弱，中国国内的需求提升也会对国际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发展内需市场和实现消费升级，有助于中国增加对国际高档消费品和先进工业制成品的需求，有助于减少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和减缓国际贸易的紧张关系。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双循环”框架中重视国内需求体系的建设，有利于为世界创造新的出口目的地，由此营造一个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进一步来看，中国通过参与国际循环体系，把中国国内需求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开放给全球，将会带动世界经济增长。
如何参与国际大循环
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方面，中国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眼光看待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思潮，不被短期逆流所干扰，秉持扩大开放的态度，倡导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国际经济循环都是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凭借技术、资金和管理优势，向发展中国家派发订单；发展中国家在低成本优势基础上进行加工生产，再把所生产的消费品出口到发达国家。这种国际循环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提升了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总体福利。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深度参与了这个循环体系并从中获益。而且，中国仍需继续参与这个国际经济循环体系，多角度地参与国际循环。
但这个循环体系正在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发达国家的购买力和比较优势都在下降，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领导力和治理能力也都在弱化。
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资源交易系统，有利于增进经济效率。但是，全球化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所增加福利的合理分配。因此，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全球化形成了各国相互依赖的复杂系统，没有全球治理的全球化是脆弱甚至是危险的。近些年来，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问题凸显，亟待改革与完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70多年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不断壮大，但却在全球治理中缺少话语权，在这个循环体系中也处于从属和不利地位。世界需要尽快形成多极合作的治理体系，一方面要对现有的治理体系进行改革，另一方面要建立新的机构和注入新的活力。但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多边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应该是重要内容。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第二，通过“一带一路”推进全球化。
“一带一路”倡议既可以将过去受到忽视的发展中国家包括进来，也以开放的平台接纳发达国家的参与，更加具有包容性。尽管单个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在经济水平、消费能力、科技实力等方面还不是很强，但整体的能力是巨大的，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新渠道。
以“一带一路”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循环体系，并不排斥原有的循环，而是对原有体系的补充，进而完善全球的经济循环体系。通过这些互补的循环体系，中国可以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将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
以往的全球经济循环注重的是金融投资和技术转让，较少涉足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使得发展的成果大多局限在较小的范围。“一带一路”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可以使更多的价值增值驻留在本土，从而可以更好地带动就业以及经济福利的提升。“一带一路”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瓶颈提供了新的机遇。发展中国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赋能，促进投资和贸易，最终促进减贫和社会进步。可以说，“一带一路”具有较高的包容性，为国际经济循环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新的动力。
总之，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中国用可掌控的国内循环来稳定国内经济和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既能促进中国自身发展，也能为世界发展作出独特的中国贡献，在处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