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中，统计学问题研究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计学“三大体系”建设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中国特色统计学问题研究与国际统计标准的中国参与。有人认为，社会经济统计已有现成国际标准，不用关注统计学的中国特色问题。这是一种亟待澄清的误解。
社会经济统计是国际交流的语言，实行开放政策，就必须遵守经济统计的国际标准。但是，不能只讲一般性不讲特殊性，放弃了每个国家都应该具有的话语权。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国家历来是基本的经济测度单位；国际统计标准一直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国际标准并非完美无缺，不能确保公平和正义；国际统计标准是经济测度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矛盾产物。只有从学理上加以科学把握，才能真正意识到中国特色统计学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社会科学领域统计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方向、重心和路径，切实完成我们的学科使命。
国家历来是基本的经济测度单位
国家是一个基本的利益单位，因而也是基本的测度单位。社会经济统计当然要反映事实，但世界是多维、多元的复杂有机体，有限的统计资源应该反映其中的哪些事实？这势必出现最基本的统计“相关性”问题。在国际社会中也就出现了议题选择问题，即社会经济统计的“国家立场”问题，并不存在纯粹的“描述统计”。
构建国际标准是为了便于国际事务的协调。对“国势”做统计意义上的“反映”，其中往往隐含着平均化的处理，从某个特定视角看其综合“离差”最小，但由于无法顾及各国的国情特色，注定存在着其他视角下对现实国际关系的背离。
不同国家其经济统计的“相关性”不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在统计重心上也有所体现。发达国家比较关注福利测度，特别是社会福利（广义福利），当下则比较关注中产阶层的状态。欠发达国家比较关注生产和就业测度，主要是基本福利（物质福利），更关注贫困阶层的状态。
新兴国家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的分层，新兴国家GDP总量在全球GDP总量中的比重加大，使得国际竞争出现了新的结构性变化，社会经济统计重心也需要作出相应的变革。然而，发达国家对此并没有准备，新兴国家需要自己提出统计主张。
国际标准应该是世界各国实践的一般化，将一般测度、核算原理与具体统计实践相结合。一是需要研究标准如何落地。二是需要各国对之作出反馈。三是需要深入研究，并揭示其与本国实践的矛盾之处。四是要认识到国际统计标准设计并未齐全，不可能对所有现实疑问都给出明确的处理方案，仅仅照搬条文，无法满足统计实践的需要。执行国际标准，意在遵循其基本原则，但还有大量社会经济统计难题亟待解决。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应该为国际统计标准的改进作出应有的贡献。
国际统计标准一直在历史演化过程中
考察国际统计标准构建和执行的历史，行为主体主要有“制定者（maker）”和“接受者（taker）”，后来才有所谓“共同制定者（co-maker）”。当发达国家数量增多，且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提升时，现代国际标准才可能在各国博弈中形成，参与国在其中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其经济和文化实力。
社会经济统计的国际标准最初由发达国家主导形成，这些国家最先完成了物质基础和财富的原始积累，最早关注软实力建设，也最先遇到国际交流的数据需求。因此，这些国家的管理精英能够也需要放眼世界，思考社会经济统计国际交流的一般方法论问题。
世界上多数国家是国际标准的接受者，而非其制定者，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往往很小。社会经济统计是公共产品，欠发达国家资源有限，初级阶段势必将重心放在硬件建设上，软实力的构建和积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在国际规则上，即便面对明显不合理的条款，也很难进行修订和改变。
各国在经济现实认知上存在矛盾，引发国际标准动态演化。但是，规则制定时不可能解决所有矛盾，有些议题能达成共识，有的则不能，从而需要妥协，产生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博弈各方基本都可以接受的统计方案，以解当务之急。
在所制定方案的实施中，统计对象（社会经济现象）本身还在持续演化，可能与既定测度方案产生新的矛盾，从而产生指标如何与现实动态匹配的问题。在已有规则执行过程中，博弈各方也可能遇到标准所忽视的问题，这就需要局部地创新。同时还伴随着认知工具的改良，有助于发现问题和解决矛盾。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需要更新标准，标准更新的条件也不断积累，于是博弈各方通过争论，达成新的共识和妥协，完成一个轮次的标准修订。
社会科学统计学的功能就在于由表及里，由里及表；由彼及此，由此及彼。如何结合国情落实国际统计标准，如何按照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新情况来改进国际统计标准，如何按照数字经济的发展来充实现有国际标准？这些都需要专门的方法论研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应该摒弃静态固化的统计标准观。
国际标准并非完美无缺
国际标准的权威性来自其本来应该具备的公平和正义、对各国的等效性，然而世界大同仅仅是一种理想，现实国际关系是各国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不能误以为国际标准完全秉持国际公平和正义。
第一，国际标准并非完美无缺，必定包含弱点、缺点甚至错误，即使部分专家确实秉持国际主义态度，其学识和经验也有局限，他们很难切实知晓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国际标准与制定者的偏好高度相关，往往对发展中国家较为不利。
第二，国际标准背后可能隐含制定者的利益，必定有与某些国家不相适应的地方。欧洲有学者指出国际经济统计中的“四大偏误”，国际标准“带病运行”其实是常态。
第三，所有国际标准都是妥协的产物，对强者是固化既得利益，对弱者则是及时止损的博弈。国际标准还存在着理念对现实的妥协。
第四，世界上还存在由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NGO）制定国际标准的现象。在实物生产中，做产品的与做品牌的地位不同，获利不同。扩展来看，接受国际标准的国家与“做标准（规则）”的国家差距更大。软实力包括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做标准的实力，强国可以借力打力，通过维系国际标准，能够达到维护本国利益的目的。
面对现代国势研究的重大问题，照搬并迷信国际流行的指标，就等于放弃了话语权。那样可能扭曲对国势的判断，容易误导各种决策和政策的制定实施。例如：发达国家在环境资源责任上坚持总量而非人均的做法，于发达国家有利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均视角外，是否应该确立“多生产多排放”和“多消费多负责”的原则？
国际统计标准中应协调好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从社会经济统计的学理上看，统计社会功能的实现取决于其“相关性”，确定测度对象范围、选择测度因素都应该适于宏观管理要求，其隐含前提即“国家立场”。然而统计方法的核心特征在于“比较”，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国面临着相悖的场景，即究竟如何确定统计的相关性，是更注重国际可比的一般性，还是注重与不同国家的决策相应的特殊性？
社会经济统计的重心究竟如何确定？如果没有统一标准，难以保证社会经济统计的可比性，无法满足国际交流的需要。但如果标准制定和执行过程过于刻板，社会经济统计又难以服务于本国的特殊决策要求。这两种要求往往矛盾，需要协调。
问题在于，国际标准的“共同制定”能否真正落实？究竟谁在发挥主导作用？即便发达国家在一定范围内代表着先进技术和方法主流，但理念上仍然存在局限：他们往往只从其所处的高端经济环境看全球性问题，往往以为其理念和认知放之四海而皆准，往往断定其他国家只应按照他们设定的道路前行。
限于自身条件，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准则很难完全落实，往往在现实约束与发展预期的张力间彷徨。国家间的差异多元，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只是其中一项。历史阶段差异、自然资源和环境差异、社会文化差异，对社会经济统计的需求都可能不同。
对不同时间和空间的行为主体而言，相关性不同，统计难以硬性标准化，应该且需要作出更为灵活性的制度演化安排。“测度倡议（measurement initiative）”作为“全球公共品”，当然应该经过认真的国际对话，否则容易产生法国学者莫热所指出的危险——“国际观念贸易”中的“错位误读”效应。只有各国将其社会经济统计的特色实践提升为新观念，并补充到国际标准中，标准才是可行的，才是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
一般性与特殊性相反相成，正是基于这种辩证关系，我们强调“中国参与”，而非仅仅执行标准。特色实践需要理论指导，一般观念需要特色实践的验证，从而体系化。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的内涵，而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外在功能的实现。如果放弃话语权，遑论话语体系的构建？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势研究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应该持续、系统、开放、深入地进行中国特色统计学问题研究，加快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统计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作者：邱东，系国家社科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统计学基本问题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江西财经大学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