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刊载于《广西日报》2020年4月23日第11版。作者欧阳辉纯，系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文章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质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优越性，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生态观和生态整体主义融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之中的生动体现，是超越国家理性的自利性，将人类继续引向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的新诉求、新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再次警示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界休戚与共。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社会运行秩序也在不断加快恢复。这次疫情防控，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既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有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厚伦理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蕴藏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试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拉回“田园牧歌”时代，以修复工业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本质上是一种对历史及发展规律的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辩证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摆正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位置，才能真正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我们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生态观和生态整体主义融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之中，致力于构建生态化、绿色化的生存生产方式，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把生态、伦理因素融入制度设计
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不仅在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法律化、制度化轨道上运行，更重于依托制度激励推动人与自然之间达到新的平衡与和谐，促进人与自然的利益与情感融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生态安全屏障的缺失是重要根源之一。只有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汲取教训、总结不足，将伦理、生态等元素以新的形态融入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之中，发挥制度有效整合因利益分化而出现的各种博弈力量，更好地把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才能从根上筑牢国泰民安的生态安全屏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初心使命的政治伦理新内涵
从制度伦理维度看，如果没有一种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永远难以满足。比如，有人为了牟取利益铤而走险，非法捕捉、销售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这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对这些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不道德行为，既要进行道德谴责，更要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因此，必须坚持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坚决抵制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交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必然要遏制一些人过度膨胀的私欲，更为重要的是，要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绿色化、生态化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将自然纳入制度伦理秩序，不只是一种道德诉求，而是人回归自我、实现永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的道德性超越国家理性的自利性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使世界运行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社会再度面临“向何处去”的拷问。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既考验着人类的团结协作，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新契机。
摒弃零和博弈。当今世界，各国已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不存在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的现实可能性。疫情肆虐之下，只以本国利益为重，选择性对人类共同利益的漠视，已不合时宜。2020年1月28日，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政府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国内外发布疫情信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同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会谈时再次强调：“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中国勇于担当国际责任，充分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当今世界的价值，并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变局注入正能量，带来新希望。
促进义利融合。疫情肆虐之下，有效凝聚全球抗疫的磅礴之力，需要理性看待付出与收益，创新机制使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协调平衡，共同建设荣损与共的地球村。从现阶段看，要创新性开展对外援助形式，从义利融合中提升援助的精准性，最大程度降低我国境外输入风险，巩固当前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这其中，要从偏重“给钱给物”的物质援助转向兼顾物质、精神层面的“授人以渔”式的“造血援助”，并依托以机制化、平台化支持和引领全球抗疫斗争。对此，2020年3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提出“就抗疫宏观政策协调及时作出必要的机制性沟通和安排”的积极倡议。只有更好地将各国的利益诉求予以聚合统筹，并通过制度化、机制化渠道理性表达，才能有效把全球疫情防控的风险及成本均衡化分担。
深化战略对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各种悲观失望论情绪一度弥漫整个国际舆论场，更有西方国家试图人为切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通过“转移”“脱钩”的极端化做法，把本国塑造得如蜗牛壳一般结实，尔后归宿其中即可。显然，这既不现实，也不明智。殊不知，在各国利益深度交融格局下，安全已是一种“优态共存”状态。各国唯有从战略对接高度，自觉超越国家理性的自利性，及时就全球抗疫加强宏观政策沟通与协调，并作出必要的战略性、机制性安排，才能有效化危机为契机，将人类继续引向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
专家推荐意见：文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重点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有关重要论述进行了阐释解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优势做了充分论述，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倡议、展现了中国担当，有助于为推动全球合作抗疫斗争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