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刊载于《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1期，是国家社科项目“近现代报刊翻译理论资料整理与研究”（编号:18BZW1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管新福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理论、近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文章指出，晚清民国时段的留学运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成归国的留学人员，如严复、王国维、鲁迅、陈寅恪、胡适、吴宓、林语堂、朱光潜、钱钟书、傅雷、季羡林等几代学人，在诠释中国文学时能够援西入中，汇通开新，形成了文学研究的世界性眼光和比较视域，且利用域外新知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构做出了切实贡献，并以卓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为后继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范例和方法路径，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今天仍然值得学界去认真梳理和挖掘。
1854年晚清首位留学生容闳由美学成归来，便积极奔走呼吁清政府外派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救国济民，实现“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容闳 108）的目标，此举虽得到洋务派要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力挺，却因保守派抵制，直到1972年清廷方选派幼童随容闳赴美，且几期后旋即停废，但其重要意义在于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模式。甲午惨败带给国人极大震撼，有识之士开始正视并深入反思传统文化之弊，逐渐认识到“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舒新城 87）, 西学渐次受到朝野重视，全民由此掀起留学潮，并贯穿了整个民国。“留学生回国后对祖国的第一个贡献，便是以中文译本介绍、输入外国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推动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和文化的改革波澜”。（施蛰存 4）留学运动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体制、社会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社会和文学的现代转型正是留学生极力推进的结果。不管是发动“三界革命”的梁启超，还是主推“白话文”运动的胡适，抑或是深刻揭示“国民劣根性”的鲁迅，都具有海外留学或游学的经历和体验。“无留学生，中国的新教育与新文化决不至有今日，……现在教育上的学制课程，商业上之银行公司，工业上之机械制造，无一不是从欧美日模仿而来，更无一不是假留学生以直接间接传来”。（舒新城 1）与其他现代知识领域一样，兴起于西欧19世纪后期的比较文学，其学科范式和研究理路亦是经由留学生引入到中国的。
一、留学生域外感受与文学研究比较视域的形成
比较文学的首要特质就在于其宏阔的世界性视野和研究方法论的比较视域，这就要求比较文学研究者“一是必须与外来文化相接触，二是具备通识眼光，即能具有一种从国际角度来从事文学研究的立场”（杨乃乔 25），也就是说，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专精的外语阅读能力和超越单一国度的文化视野才能进行，而留学生在这方面最具直接优势。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解释晚清改良运动败因时精到指出：“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以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梁启超 72）这说明，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必须依靠有域外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留学生群体）。后来的历史事实也验证了梁启超的推演：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士大夫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发起者，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都与留学生有关，至少留学生是其中的主要推动力量。
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呈现方式之一，文学有着极强的时代先导性和政治敏锐性，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更是如此，其“反传统”和“现代性”征候最为明显。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正是留学生利用域外留学所吸收的现代观念所极力推进的结果。“当时较具有吸引力的作家，几乎清一色的是留学生。他们的文章和见解，难免受到留学所在地时髦思想或偏见的感染”。(夏志清52)晚清民国活跃在中国文化界的著名作家和知名学者，基本上都有留学欧美和东洋的经历，有些还兼有日本和欧美的双重留学身份或游学体验。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林语堂、闻一多、梁实秋、戴望舒等；学者如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王国维、辜鸿铭、苏曼殊、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傅斯年、吴宓、陈铨、钱钟书、季羡林、范存忠、朱光潜、冯友兰、朱维之、杨宪益等，不胜枚举。而当时留学生奔赴异域求学都有其特殊缘由：宏观理想是基于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微观动机则在于为个体存活寻觅生路，如要有所作为，“非知洋务不可，若能出洋留学数载，谋事较易”（秋瑾42），即拥有域外新知的人在当时更易谋差。从当时留学数据来看，留学生成才比例虽然不高，但不管是学科技，还是习文艺之人，学成归来者大都成为各个领域的翘楚，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变革的核心力量。域外留学感受使留学生或自觉或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并有意识地吸纳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以之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同时思考自身文化更新和转型的可能路向。留学生到国外后就自然而然产生思考和对比， “在中国，人们的生活是受公认的行为规律所规范的，追究这些行为规律背后的道德原则时，一向被认为最终真理的旧有道德基础，像遭遇地震一样开始摇摇欲坠”。（蒋梦麟79）可见，域外见闻使留学生易于打破固有思维定势，西方文化中较有价值的理念逐渐影响到了他们的思考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等，即便开始有所拒斥，之后也会冷静辨识，融会贯通，并择优吸纳，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反思中国文化，形成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世界性眼光和比较意识，并更新了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扩大了作家创作的参照系，为摧毁文学旧垒提供了取法途径，为促进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发展，起了推动和催化剂的作用”（吴组缃等 20），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纵观世界文化史和文学史，不同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演进都会表现出某些相似性，“任何民族文学的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要它不是处在绝对封闭状态，每个民族的文学都要受到来自域外文化、文学的影响。域外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碰撞，产生多种不同的矛盾，在汇合之后求得一种能互通的新的话语”。（乐黛云 57）而晚清民国正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汇和冲撞最为激烈的时段，留学不单是时代背景所需，亦是民族文化更新和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当留学生脱离母国，置身异域的文化场景和异质空间，他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母国文化和处身其间的异域文化进行比对，进而形成文化上的比较视域和世界性的胸怀和眼光。尤其是作家，拥有世界性胸怀更是重要。“拥有世界眼光还使中国作家能够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审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进而在与世界各国不同民族的比较和反思中寻找自己的问题和出路。‘民族比较’和‘寻找出路’成为所有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题目”（郑春 146）。中国文学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正是具有留学经历和世界性胸怀的现代文人积极推动的结果，中国比较文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生成，因为有留学生的中介和桥梁作用，才使中西方文化交流、文学互渗和学术沟通有了现实的人文基础。
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学术界一致公认学科自觉发展始于清末民初。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杜威·佛克马也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肇始于1907年鲁迅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佛克马的结论也许严谨程度不够，因王国维先于鲁迅在1904就已发表《尼采与叔本华》，该文其实已经具备比较文学的现代眼光和自觉意识了，但《摩罗诗力说》是鲁迅留日期间转道东洋了解世界文学发展情形后拟就的重要文章，它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最早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说其标志中国比较文学的萌芽也大体正确。鲁迅在论文中比较了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情况，不仅以纵向的历史眼光论述印度、希伯来、伊朗、埃及等文化古国因政治衰微导致文学的沉寂，更以横向的比较方法研究拜伦、普希金、易卜生、显克微支、密茨凯维奇等作家的作品，总结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昭，不同凡响……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世界识见之广学有所属”（鲁迅 67）的真知灼见，具备了宏观的比较视野和文学研究的世界性维度，论文在今天也值得我们认真研读。正如徐中玉所言：“在他之前，近代文学理论中国已不乏与欧、美、日本文学相比较，开始从中吸取通过变革取得国族复兴经验的论述，开辟了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路，但都未能像他这样论述的具体、扼要，充满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徐中玉 18-19）鲁迅的例子说明，置身异域的留学人员，很容易发现不同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也就自然而然形成学术研究的比较意识，并思考形成文化和文学之间差别的深层原因，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越明显，比较意识就会越强，得出的结论也就更具参照价值。再有，晚清民国外出的留学人员，大都出于接受新知的需要，而接受新式教育只能在国外大学深造，近代大学是西方社会经济文化腾飞的摇篮，有引领学术前沿的研究团队，图书馆收藏了世界各国的丰富研究资料，置身异域环境的留学生或游学者在查找科研资料或学习文化知识时，对关涉自身国家文化现象的文献常常会不自觉地上心，并加以留意，就会用自己的民族文化去比较处身其间的异国文化，促发他们的思考，催生了比较的可能性。恰如蒋梦麟所言：“对于欧美的东西，我总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这就是从已知到未知的办法。……一个中国学生如果要了解西方文明，也只能根据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我今后的工作就是找出中国究竟缺少什么，然后向西方吸收所需要的东西。”（蒋梦麟 80）留学经历不仅为他们从事比较文学打下了过硬的语言文字基础，使他们形成了“跨文化”的宏观视野和文学研究的比较意识，具有了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也使得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五四前后开始为人们所重，“他们在文学的性质、文学的内容与文学的功能等诸方面，都提出了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都是在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时形成的，他们全面引进西方近代文学观念，这就使他们能够做到高屋建瓴，得出非凡的结论”。（袁进 153）在留学生的努力下，中国文学也因此完成了与世界文学的现代对接。
二、留学生域外经历与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构建
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体系才是现实的，才可以被陈述出来；而且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是假的了；要反驳它也就很容易”（黑格尔14），所以人类知识的体系性建构尤显重要。而近现代学科的体系建构和研究细化分工始于欧美，故中国近现代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是19世纪以后从欧美引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同样也是在西方近代学科影响之下构建起来的。因此王国维说：“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王国维 5）而熟知西方知识体系、能引进近代学科的人只能是学贯中西的留学人员，他们在“清末民初传播文化技术的知识及经验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它的痕迹”（费正清 356）。中国现代学科规范就是留学生积极引进西方各种学科体制的结果，并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力。就文学领域而言，中国传统文学的学科新变、比较文学理论观念的引进也得益于晚清民国的留学生群体。正如有论者指出：“回顾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引进、发展，和终于成长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过程可以看到，它几乎是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科发展同步，这也意味着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同样的文化背景和由此而来的文化特性。它们同样是在西方强势话语下，通过不断地引进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而发展起来的。”（宋炳辉26）也就是说，即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都与世界背景紧密相关，则强调文学研究世界性因素的比较文学学科和各国文学的互动就显得十分必然和必要了。
众所周知，比较文学作为一门首先在欧洲兴起的学科，其学科史相对较短。虽然使用比较的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早就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文学史中，但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则是19世纪以后的事，它也是近代以来人类知识史不断进展带来学科分工细化的结果。根据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学界公认比较文学学科构建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欧。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欧洲各国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频繁，使文学研究超越单一的国别范围，学者们开始注意到自身文学中的外来因素及其所受到的影响，亦兼及本土文学的域外流传情况。于是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成为欧洲学者关注的重心，他们开始进行宏观理论建构和微观文本比较阐释，主要以法国为中心，从早期比较文学讲座和课程的设置，到后来比较理论的建构和研究方法的限定都和法国学者紧密相关，进而扩展到西欧的其他国家去。巧合的是，国际比较文学学科兴起的时间段和中国外派留学生的时间节点高度吻合，都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期。当时清末民初的留学生有三个主要去向：一是庚子退款后的美国；二是距离较近的日本；三是欧洲文学和文化的核心地带西欧。西欧又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主要目的地，这几国和意大利、西班牙是西欧传统文化大国和文学强国，而“欧洲近代文学没有哪一家是凭空产生的”（Brunetiere 168），其联系十分明显，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各国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仍，西欧也因此成为比较文学首先产生发展的区域，其中的法国正是比较文学的发源地。留法学生在学习法国文化和文学的基础上，也对法国文学研究的新动向进行译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也因此被留法学生引进到国内来，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异域的新观念和新方法。
诚然，和其他很多词汇一样，“比较文学”这一名称最初也是由日本引入的。1919年章锡琛翻译日本学者本闻久雄的《文学研究法》发表于《新中国》杂志上，章氏根据本闻久雄论著粗略介绍了法国学者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和英国学者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这是中国近现代文献首次提及“比较文学”这一名词。但章氏对“比较文学”仅作翻译转述，还未上升到学科建构的高度，真正使比较文学理论系统传入中国则在30年代以后，傅东华和戴望舒分别于1931年和1937年翻译了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和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出版。在今天看来，其译介选择还是具有一定的先见性。傅东华翻译的《比较文学史》，实是洛里哀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将西方文学从古希腊往下勾勒的文学通识史，有一定的开创性，傅也被认为是当时“翻译文学理论最努力”（王哲甫 263）之人；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是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依据，他提出的诸多研究范式成为法国学派的方法论基点，如对影响研究进行分类和限定的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等理论视点，成为法国学派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经典方法。上述两书在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影响很大，精通法语的翻译家傅东华和留学法国的戴望舒将其译入中国学界，在上世纪30年代正式引入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足以见出译者的学术眼光和文学研究的比较视域。此外，1935年，留学法国的岭南学者吴康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史汇刊》上发表《比较文学绪论》的长文，论及比较文学之名称及中西文体之差别，目的在于“取泰西希腊，拉丁，法兰西诸族文学，陈其提要，以与中夏文学比观异同”（吴康 31）。这也说明比较文学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在欧洲产生了较大影响，开始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研究学问，故而引起中国留学生的重视，并在第一时间翻译引进到中国来，给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提供异域参照，有效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研究空间和范围。
大凡有过留学经历的人，在进行文学研究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文化领域内，外在性是理解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异种文化只有在他种文化的眼中，才得以更充分和更深刻地揭示自己。……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丰富起来。”（巴赫金 221）留学生汲取的外来文化和文学养料，能使他们客观地分析比对自身的文学样态，并带来文学研究范式的新变。文学研究者“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朱自清 541)，比较方法开始受到各类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并加以利用：“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比较文学’批评学，正是我们此后工作上应该转身的方向。”（方孝岳227）也就是说，比较方法在上世纪30年代已渗透到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而这正是留学人员对西方比较文学理论进行介绍、并以比较视野进行文学研究的结果。留学域外使他们有机会接触世界文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并将其引介到国内，最终建构起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实现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不仅从形态上改变了传统文学批评的单一局面，也从价值取向上对传统文学批评进行了改造和重构”，（黄霖 黄念然107）直接推动中国文学研究与世界接轨，并产生大批优秀的学者及重要研究成果。
三、留学生域外视域与比较文学译介理论的探讨
比较文学以其跨越语言和民族为最基本的特征，其研究一般在两个或多个民族、两种或多种语言的文学之间展开。因此“研究比较文学将对学者们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韦勒克 沃伦 45）而在具体研究实践中，不是每个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都谙熟母语之外的语言，因此大部分研究史料就必须依靠翻译引进。明代中外文化交流先驱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亚舒 黎难秋117）已经意识到翻译在异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媒介价值。而比较文学因涉及到不同文学和文化之间类同性和差异性的学理归纳，故其翻译至少得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语言转换层面。在这一层面，强调语言转换的等值，追求译作对原作在各方面的忠实，再现原作的精神风貌、文学意蕴和语言特色；二是文学再创造的层面。这一层面指译者根据原作者所创造的意象、意境、艺术风格等等，通过译者的解读、体会再度传达出来，是在原作规定的有限范围内的再度创作。” （查明建52）即与一般知识领域翻译相比，比较文学对翻译的要求更高，除了文字信息的有效传达，还必须将语言文学背后的深层文化元素阐释出来，这样才能导出合理的研究结论，取得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其孜孜以求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和文学关系，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要发生关系——接受并产生影响，就必须打破相互之间的语言壁垒，其中翻译毫无疑问起着首屈一指的作用，翻译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比较文学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陈惇 孙景尧 谢天振 138）晚清民初留学归国者，即便职业作家，都有域外文学翻译的经历和经验。据统计，“从1900到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1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量的69.8%，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其中，从1900至1904年5年，译书599种，比以往90年译书还多。”（熊月之13）而20世纪第一个十年，正是中国的留学高峰，特别是日本。而留日学生译书最巨，也相对便利。“壬寅以还，世尚游学，扶桑三岛，一苇能航，和文迻译，点窜便易成书”。（诸宗元 顾燮光 97）当然，留日和留欧并无本质区别，留日学的亦是西学，只不过很多西书已先由日本翻译引进，因此传播更为便捷。但不管远赴西方，还是负笈东洋，都要求留学生在语言上必须突破单一的母语局限，谙熟所在国的语言，并对置身其间的文化有一定的熟识度和判别度，只有超克语言文化之间的隔阂，文学文化的翻译才能有效开展。随着晚清民国留学规模的渐次扩大，学成人员不断归来，数量庞大的西学书籍也随之被翻译引进到国内；而随着域外文献翻译量的增加，翻译家也积累起丰富的翻译经验，翻译理论的建构和翻译经验的总结也随之提上日程。什么是好翻译、如何翻译好遂成译界探讨的重心。而留学海外的有成学者，大都精通两门以上外语，他们探讨翻译理论及表达翻译主张，目的是探讨翻译的可行性和最佳操控性，使西学翻译最优化，最切合中国受众群体。晚清民国对翻译表达见解的知名作家和学者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严复、周氏兄弟、胡适、苏曼殊、郭沫若、林语堂、陈西滢、曾虚白、钱钟书、傅雷、朱光潜等人。他们或发表专文，或在译本的序跋中对域外文献翻译进行相关论述，有借鉴外国译论的，也有结合中西进行比较的。总起来看，当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翻译中直译和意译的问题；二是翻译中译者素养、责任和翻译伦理的问题；三是诗歌能不能翻译、怎样翻译的问题；四是翻译中的意韵问题；此外还有翻译对象的选取和翻译语言的组织问题等等，都有过较为热烈的探讨，足以见出翻译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具体来说，翻译中直译和意译问题，译界讨论最为普遍，多围绕严复展开。严复乃译界元老，他提出“信”、“达”、“雅”的翻译三原则，有极大包容性，基本涵盖翻译的所有领域，对比较文学译介理论的建构影响深远。林语堂提出“通顺” 、“忠实” 、“美”的翻译原则，与严复观点相近，二者关注的“信”和“忠实”基本带有直译的意味；周氏兄弟则是直译的代表，鲁迅直言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鲁迅 364-365）；而周作人则毫不讳言地主张：“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周作人 52）与直译相对，强调意译的翻译家有陈西滢、郭沫若、傅雷等人。陈西滢“形似”、“意似”、“神似”之“三似说”和郭沫若“气韵”和“风韵译”的主张都强调意译；此外，傅雷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傅雷 558）；而钱钟书主张“文字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 2），可见傅、钱二人的主张和意译比较靠近。对翻译中的译者素养和责任问题的探讨，主要有林语堂、陈西滢、曾虚白、傅斯年、朱光潜等人，他们都强调译者必须具备翻译素养，而优秀译者“必具三个条件，一是对外国文学精通，一是对本国文学精通，一是有文学修养”。（朱光潜 237）这样才能对著者负责，也对读者负责。对于翻译中的“意韵”问题，陈西滢的“神似”说、郭沫若 “气韵”说、钱钟书“化境”说等，都强调翻译要顾及译文的美与神韵，忌浅白；而诗歌的翻译问题，曾朴、曾虚白、傅斯年等人都认为诗歌是翻译中最难把控的文学类型，对译者要求最高，不但要有效转换表层语言，更要对诗歌的精髓有深入的体悟。当然，不管当时的论争基于何种背景，但都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翻译论争反过来指导了翻译实践，大量的西方文献和外国文学被翻译引进到国内来，对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更新影响深远；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中国经典的外译，如辜鸿铭将《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海外刊载印行，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搭建了桥梁。
需要强调的是，在比较文学学科史上，欧美学者都比较重视对翻译媒介的研究，因为不同文学之间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媒介类型虽然很多，但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翻译。“各国文学要真正沟通，必须打破语言的障碍，所以文学翻译是必然的途径，也是比较文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张隆溪136）故法国比较文学立法者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辟有专章论述译本和译者的问题。他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中，翻译便是传播的必要的工具，而译本之研究更是比较文学的大部分工作的不可少的大前提。”（梵·第根 129）其强调了翻译的媒介价值；对于译者研究，他提醒研究者应重视序文，序文可以提供很多“关于每个译者的个人思想以及他所采用(或自以为采用)的翻译体系”。（梵·第根 133）法国学派另一重要代表基亚也强调比较文学对译者和译文研究的重要价值，认为 “水平最差的译者也能反映一个集团或一个时代的审美观；最忠实的译者则可能为人们了解外国文化的情况做出贡献；而那些真正的创造者则在移植和改写他们认为需要的作品”。（基亚 20）另一代表布吕奈尔在《什么是比较文学》中也对翻译进行强调：“和其他艺术一样，文学首先翻译现实、生活、自然、然后是公众对它无休止地翻译。所以，在无数的变动作品和读者间的距离的方式中，比较文学更喜欢对翻译这一种方式进行研究”（布吕奈尔 216）。总之，从中外比较文学的理论建构和研究实践来看，翻译无疑具有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而言，翻译的作用则更为关键，可以说，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从小说的翻译和研究开始”（乐黛云 2）的，正是具有留学背景的作家和翻译家通过自己的语言优势和翻译经历，在考辨传统译介经验和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的基础上，积极探讨西学翻译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比较文学译介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比较文学的跨国家和跨文化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四、留学生域外见识与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实践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比较文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在学科史上，注重事实关系梳理的影响研究和强调美学比较的平行研究是两种得到国际学者普遍认同、也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而二者都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较为清晰的比较视域和世界意识。就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情况来看，未有域外经历的作家和翻译家，是很难形成文学研究的世界眼光和比较意识的。正如胡适所言：“那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法子谈到新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容，世界的新文艺都还没有踏进中国的大门里，社会上所有的西洋文学作品不过是林纾翻译的一些十九世纪前的作品，其中最高思想不过是迭更司的几部社会小说，至于代表十九世纪后期的革新思想的作品都是国内人士所不曾梦见。”（胡适 28）是以胡适凭借留学见识提出了文学研究必须以“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来综合展开，揭示出文学研究中比较视域的重要意义。而留学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双重文化，既熟悉中国精英文化，也熟悉外部世界的精英文化”（费正清 356），这样的优势使他们能思考文化之间的差异，有利于形成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朱光潜也通过自己的留学经历就比较文学研究如何展开表达了看法：“说比较，不外是两个方面，纵的，文化遗产有什么；横的，各民族的相互影响，接受了什么外来的东西，我过去在国外，搞过‘拜伦在希腊’这个题目，就是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拜伦给希腊什么影响，他本人又受到什么影响。”（朱光潜 620）这些例证都充分说明只有具备域外经历的人，才能进行文学的比较研究。故在留学归来的人员中，进行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学者很多，并涉及到当时欧洲学者（特别是法国）所倡导的重视不同国家之间文学关系梳理的影响研究，也涉及到后来美国学者所倡导的平行研究，并取得一系列卓有见地的研究成果。
具体而言，留学归国人员，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代表性学者有钱钟书、范存忠、陈受颐、陈铨、季羡林、陈寅恪等人，他们以详实的资料考述对中外文学交流进行有效梳理，并揭示了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些值得思考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王哲甫指出，留学生“在本国既已有充足的学问，出洋后又复受欧美学术的陶熏，比较之下，就能看出中国文学的缺点，他们提倡新文学运动是洞察中外的潮流而积极提倡的，故能一举而成功，所以新文学革命运动，留洋学生的功绩，实是不可磨灭”。（王哲甫 25）如范存忠1927年赴美留学，1928年获伊利诺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就读，并于1931年以论文《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获哈佛大学英语系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从中国瓷器、茶叶等对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出发，深入论析了中国文化在18世纪英国受重视的原因；陈铨则于1933年获德国克尔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探讨了中国文学在德国的翻译和传播情况，尤其分析中国文学对歌德文学活动的影响，成为中德文学关系的开山之作，也是早期比较文学的代表论文之一；留英的陈受颐回国后创办《岭南学报》，在1931年首期发表《18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一文，详细梳理了《赵氏孤儿》的西传史，陈受颐重点考察了伏尔泰将《赵氏孤儿》译成《中国孤儿》后风行欧美、以及之后的数度改编情况，并对欧洲作家的改编动因及效果进行深度剖析；之后他又发表了《鲁宾孙的中国文化观》、《〈好逑传〉之最早的欧译》及《18世纪欧洲之中国园林》等文章，全方位论证了中国文化对18世纪欧洲文化和文学的影响；1937年钱钟书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虽是学士论文，但论文旁征博引，通过游记、回忆录、翻译、文学作品等史料的钩沉，系统论述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想象和建构情形，并对传播媒介、文化误读及形象演变等给予深入研究。上述几位留学西方的学者通过卓有成就的研究成果，基本理清了18世纪前后中国文学在欧洲的接受和流传情况，今日的学界也未能超越。除了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中印文学和文化关系也是这一时期留学人员重点关注的领域，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坚实，如陈寅恪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季羡林《<罗摩衍那>在中国》、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等论文，借助具体文献的考索，解析了印度文学和文化（特别是佛教因素）在中国的接受和变异情况，论据充分，结论合理，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杰出典范。学者们的这些成果“从研究直接影响入手，努力细致地搜求材料，……归纳出规律性的东西，借以知古，借以鉴今”（季羡林）。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些研究成就也使影响研究深入人心，故陈寅恪说：“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比较文学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陈寅恪 252）这说明当时的学者们从自身研究实践出发，已经意识到比较文学研究应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有合理性，也开始意识到研究对象的可比性问题了。
除有实际事实接触的影响研究之外，学者们对中外文学进行比较阐释时，也开始使用平行研究的方法。研究者发现，对于近代以前的中外文学交流情况，与印度和日本文学之间的关系相对容易坐实，但和西方文化和文学实质性的接触并不普遍，要进行实证性文学关系梳理及影响研究，由于资料的欠缺很难有效展开。但中西文学在一些共性上是可以进行跨越性的平行对比的，为此王国维、鲁迅、茅盾、周作人、吴宓、苏曼殊等人在中外文学的平行比较方面都进行过较有价值的探索，而且和后来美国学派韦勒克所倡导的研究方法高度契合：“比较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历史的事实联系中。正如最近语言学家的经验向文学研究者表明的那样，比较的价值既存在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中，也存在于毫无历史关系的语言现象或类型的平行比较中。”（韦勒克 28）而其中以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茅盾的《神话杂论》最有代表性，他们将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进行平行比较，并归导出一些较有深度的研究结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和近代科学方法来阐释中国古典名著的论文，他援引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诠释《红楼梦》，得出的结论与传统大异其趣，令人耳目一新，故叶嘉莹认为“此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实在乃是一部开山创始之作”（叶嘉莹 148）；茅盾平行对比了西方神话和中国神话的共性和个性，对促进中国神话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周作人则从宗教、政治、地势、生活、自我谴责精神等几个方面对中俄文学进行宏观对比，得出“中俄两国的文学有共通的趋势，但因了这特别国情而发生的国民精神，很有点不同，所以这其间便要有许多差异”（周作人3）的结论；吴宓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哈佛归来后于1924年在东南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等讲座，这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虽然他没有将讲义专著化，但从标题上已经看出这一个中西诗歌平行研究的主题了；除吴宓外，对中西诗歌进行平行研究的还有翻译家苏曼殊，他通过对中西几位代表性诗人的比较，总结说：“衲尝谓拜轮足以贯灵均太白，师梨足以合义山长吉；而莎士比、弥尔顿、田尼孙以及美之郎弗劳诸子，只可与杜甫争高下，此其所以为国家诗人，非所语于灵界诗翁也。”（柳亚子225）以上例证说明，这些有着域外留学经历的学者已经发现不同文学之间平行研究的可行性和文化价值，进行平行比较可发现不同民族文学发展的经验和共性，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异域参照。为此钱钟书间接表达了对平行研究价值的认可：“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传统的背景上进行的，所以得出的结果具有普遍意义”；（张隆溪135）亦倡导“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钱钟书 352）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以说，在上述研究之前，美国学者提倡的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研究还未出台，但留学归来的学者们已经开始使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来比较中外方文学的异同，虽然没有进行平行研究的理论建构，却以实实在在的研究实绩诠释了比较文学的应有之义，这些研究实践甚至比空泛的理论建构更能推动比较文学的发展和成熟。
综上所述，中国比较文学的萌生和晚清民国掀起的留学运动有着密切关联，留学生奔赴异域后，逐渐扩充了知识视野，域外文化和文学不断触发他们的感受，引起思考，进而形成文化和文学研究的世界性眼光和比较意识。留学域外的“文化熏陶使人们看到本国文学受外来影响,或外国文学中有中国成分,就自然而然要探个究竟”（杨周翰 7）,他们以精通母语和熟知留学国语言的优势，一方面积极译介域外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比较文学理论，为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积累了理论基础和文献材料；另一方面展开有效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产生了诸多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范例，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和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