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顺
编者按:
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我国文化建设特别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和灵魂。离开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文化的繁荣,更没有文化自信的提升。从今日起,贵州省社科规划办与本报联合推出专栏《文化贵州》,致力于向全社会推介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是我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通过“高水平的专家、高质量的文章、高档次的效果”的方式,引导读者了解其思想价值和时代意义,为提升贵州文化自信这一光荣使命奠定坚实基础、开辟崭新路径。
张连顺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青海民族大学博士生兼职导师。又任中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逻辑学会常务理事、《因明》杂志编委、贵州省宗教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宗教、逻辑。出版《经验与超验》、《新道学的生死观》等专著五部,译著《佛教逻辑学之研究》(合译)一部,在《哲学研究》、《世界哲学》、《世界宗教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如何从学理体系、术语规范出发,全面梳理并严格界定从古至今发生在黔地贵州的学术系统,理应以晚清以来“黔学”这一称名最为准确。笔者认为:所言黔学,是与徽学、湘学、蜀学等具有同类学科命名与相似内涵界定的学术分野,是指从古典到现代发生于黔地由学术活动而形成的学术成果与学术研究之总称。
黔学以发轫于西汉武帝时代黔地学者犍为文学卒史舍人的经学研究为起步,经东汉(如尹珍)、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如王阳明及其后学),特别是在清代晚期于黔地出现了以郑珍、莫友之、黎庶昌等所创“沙滩文化”为顶峰,在有清一代“朴学”领域堪称大师,并多开研究领域之先河,承前启后,影响深远,故具一流学术之水准而为古典黔学之终结。就此狭义界定而言,一如黄万机先生所言“发生于黔地贵州的国学学术曰黔学”。就广义黔学而论,黔学亦包括经学之外的发生于黔地贵州的其它类学术,如黔地巫教之学等的黔学宗教学,黔地诗歌等的黔学文学,黔地史志等的黔学史学目录学,黔地书法等的黔学美艺学等等。就严格的学科分类而言,黔学不归属于自然科学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且以人文科学为核心主体。就时间性来说,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前的黔学学术可称名曰古典黔学；1912年至今的黔学可称名曰现代黔学；今后乃至未来,黔地学人以对古典黔学与现代黔学之甚深意趣的学术理性之自觉为前提,继往开来,并能够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且具国内外学界一流学术水准的以中学为研究主体并科学汇通西学的学术可暂先命名曰新黔学。
黔学的核心价值在其具有深刻的“文化本原性”。所言“文化本原性”一如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黄裕生所说,它首先是“对‘绝对者’的觉悟”,其次是“对普遍性原则的自觉自任”。前者所关为生命个体内在性的直观体验,后者所关为对这一体验内含的普遍性在逻辑与认知向度所作的学理建构,依此,我们略为展示古典黔学的闪亮之处。
黔地苗族文化在中华古史重建方面巨大的学术潜力。1980年前后,以苏秉琦先生为引领的中国考古学界,以红山晚期文化为突破口,确立了中华文化由文化到文明的突破约在距今5500年左右的黄帝时代,但考古材料毕竟是静态的,尚需动态文化作确证,所谓“礼失而求诸野”。黔地全面完整地保存了五帝时代前后的苗族文化,东部“椎牛系统”、中部“贾理”系统,尤其是西部苗族度亡史诗《亚鲁王》系统,内涵大量的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突破性进程中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主要线索,是史前中华巫教文化系统的集大成,是自王国维以来重建古史之梦最为鲜活的资料。
黔地经学是重建中国经学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西汉经学的内在转变中,曾为汉武帝待招的犍为郡舍人所著《尔雅注》占有极高的学术地位,黄侃评曰:“探讨《尔雅》者,究不能不首及于此焉。”郑珍以为,舍人“通贯古今,学究天人。”笔者认为“《尔雅注》完成的下限时间当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故至迟在公元前110年,‘黔学’已经真正被奠基了”。舍人已然洞明汉字在逻辑向度的“属种关系”,确立了后代汉字释义的根本原则。东汉尹珍两次随“五经无双”的许慎大师研习古籀,返乡黔地创务本堂而传经学,正史有载,传为佳话。清代晚期的沙滩文化其最精深处仍在经学,郑珍、郑知同父子被誉为“西南硕儒”,其对近代“蜀学”复兴有奠基促进之功。由郑珍深刻体悟所得“以字读经、以经读字”之方法论,即在今天亦是研习人文学术的根本准则。
阳明心学是建构当代中华文化的巨大精神源泉。明正德三年(1508),三十七岁的王阳明在“蛇虺魍魉、虫毒瘴疠”的修文之地悟道,这一具有本原性的生命体验,不仅是心学体系集大成建立的起点,亦犹如星辰划破夜空,由是开启了近五百年来东方文化的一大坦途,不仅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精英人物,而且是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动力,亦是标志着日本近代哲学确立的西田哲学之直接源泉,一如竹内良知所言:“西田哲学就是阳明学”!
汪公信仰对西南地区古代文化研究系统建构的巨大作用。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由东北向西南走向所形成的长椭圆形的贵阳乌当地域,按照历史年代可以条状化为三个文化区系类型:一是由西南至西北再至东北半圆弧线所成的“苗仡少数民族文化圈”、二是由东北至西南所成西线的“水东文化圈”、三是由东北至西南所成中线的“羊昌文化圈”,这与《贵阳府志》所言:“郡内之民凡有三:一曰苗仡,则上古土著之旧也；二曰土司之裔,则汉晋以来旧族也；三曰客民,则明代卫所之胄裔及五方仕宦贸易之留著于斯土者。故其风俗,家殊里别”的概括总结有着惊人的重叠与相应。其中“羊昌文化圈”以羊昌、马堡、谷溪所传的汪公信仰为核心。三个文化圈分别代表着中华史前巫教信仰、两汉以来的儒家信仰、明清以来的民间信仰,这对深入展开“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进程中的宗教信仰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具有巨大的学术潜力,也是“新黔学”真正提高文化自信、具体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历史文化要“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之文化研究战略的重要向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