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翻译与研究并进
1956年，梁志学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恰逢贺麟系统讲授黑格尔哲学，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讲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刚刚毕业的梁志学成为了两位教授的助手。这段经历让他对德国古典哲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名师的引领使他的理论思维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后来，他秉承其师贺麟的治学传统，进行了大量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他本人的治学风格正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范例。
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需要译者既精通专业内容，又能创造性地将其转化为平实流畅的汉语而不失其本意。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德国古典哲学译介方兴未艾，很多术语从来就没有人翻译过，需要译者创造性地转译为汉语。这就需要再创造，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中文翻译方式，创造现代中文学术术语和学术语言，例如扬弃、自在、自为、映现、反思等。这种翻译其实是一项原创性很强的研究工作。遗憾的是，在我国学术界，译著至今一般还不算个人的学术成果。
早在1976年，梁志学就与薛华合作翻译了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这是国内最早译出的谢林的完整著作，而且所用的底本跟当时德国同行使用的一样，是奇形怪状难以辨识的德文“花体字”版。此书的出版为改善当时乃至现今国内学界重康德、黑格尔而轻谢林的状况作出了重要贡献。之后，梁志学与夫人沈真合作翻译了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1980）和《人的使命》（1982）。这些经典译著的问世鼓舞了众多中国学者，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至深至远。1980年，梁志学与薛华、钱广华、沈真合作完成了黑格尔《自然哲学》的翻译和注释，此后又翻译了克劳斯的《从哲学看控制论》（1981），参与翻译了马赫的《感觉的分析》（1986）等著作。
1986年3月，梁志学开始着手翻译和出版五卷本的《费希特著作选集》（修订版更名为《费希特文集》）。他组建了费希特翻译课题组，真正贯彻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治学原则。他主持并参与翻译费希特的著作，作为主编对所有译稿都一字一句地根据德文校改，并编撰几乎全部译著的注释。他在翻译《费希特著作选集》的基础上，撰写了三部研究费希特的著作，分别是《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1991）、《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1995）和《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2003）。这些著作全面而系统地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费希特的知识学，具有开创之功。以费希特为切入点，梁志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视野开阔，博大精深。《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自然哲学中的目的性与因果性》《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中的进化和退化》《康德早期的自然哲学著作》《谢林哲学思想演变简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理智直观》《略论先验逻辑到思辨逻辑的发展》等论文充分展现了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刻理解。
梁志学对黑格尔的翻译与研究由来已久。他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并在1986年出版专著《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他力求在准确把握黑格尔原著和有关史料的基础上，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去解释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他认为黑格尔在自然观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上提出的辩证法思想，及其对若干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解答，仍然具有现实意义。2002年，他在其师贺麟的译本《小逻辑》的基础上推出了全新译本，即《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该新译除了在翻译上更为精确，还配有近200条译者注释。在编写注释的过程中，他将黑格尔的逻辑学与其《哲学史讲演录》结合起来，与西方哲学史结合起来，对黑格尔逻辑学涉及的重要概念和思想作了深入通透的阐释。
2005年，梁志学开始着手“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全集》的翻译。此前，贺麟曾先后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牵头编译《黑格尔全集》未果。2006年1月，梁志学主持的翻译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并获得100万元的经费资助。梁志学选择北莱茵—威斯特伐伦科学院编辑的“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全集》作为翻译的底本。这是目前最准确、最完整也是最权威的版本，共有著作集（黑格尔在世时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讲演集（以黑格尔的学生们的听课笔记为内容）和书信集三辑，其中包含大量专业注释，预计将要出版50多卷。梁志学组建的黑格尔翻译课题组以费希特著作翻译原班人马为基础，遵循“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全集》“翻译一部，出版一部”的传统做法，坚持分工翻译、相互审改并统一审稿的原则，严把翻译质量关。2011年，梁志学接受采访时曾语重心长地说道：“整套《黑格尔全集》的翻译工作，预计得花费80年。”“这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学术事业，薪火相传，从他晚年的这一筹划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通过翻译出版《黑格尔全集》来培养一批高水平的德国哲学翻译和研究人才的殷切期望。梁志学的德国古典哲学翻译极大地推动了由贺麟、杨一之、王玖兴、王太庆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经典翻译事业，共同将中国近代以来的西学汉译事业推进到了新的高度。他大量的优秀译著与研究文字直接影响了汉语世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解读风格。
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翻译与研究并进的实践，梁志学逐渐摸索出关于“翻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他认同钱锺书的看法，即翻译应该以“入于化境”为理想目标，并进一步指出，现实的翻译总会存在一些“讹”的缺陷，但是在不免有“讹”而又有可能日益臻于“化”境的矛盾的无限进展过程中，总是可以从个别性达到普遍性，总结出一些翻译的规律，从而使得译作不断接近原作。要想翻译好原作，就既不能走向片面追求意译的自由翻译，也不能固守唯直译是求的机械翻译，而应该同时兼顾“神”“意”“形”。其中，评判翻译作品好坏的最重要标准为“信”，即“语词语义、修辞色彩、句法逻辑、句法结构、行文风格和艺术形象”，这事实上已经包含了“达”和“雅”。翻译活动离不开理解活动。高水平的学术翻译或高创造性翻译，绝不仅仅是机器式的语词对译，还需要对原语言所处的文化系统的整体理解，既需要对著作本身的思想有准确领会，还需要对自己的本土语言和学术有充分的掌握。所以，译本应该被视为原著作者和翻译者共同完成的作品，翻译者在某种意义上是翻译作品的共同创作者。因此，他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两个大方向：一是求助于创造性的想象力；二是吸收系统科学和符号学的成果，以辩证法的观点探讨作为反映过程和表现过程的翻译工作。
梁志学的译文平实简练、严谨畅达、忠于原作，这在学界是有目共睹的。他所翻译的作品不仅作为思想研究的文本，而且作为翻译的典型示范，嘉惠学林之功甚大。
2.阐明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
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自由之路——梁志学文选》，该书全面反映了他从事哲学研究半个多世纪，从辩证唯物主义上溯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心得体会，其中对费希特哲学体系的研究可谓其学术与人生的缩影。
费希特哲学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梁志学历时20年对这个体系进行翻译和研究，仅《费希特著作选集》就耗时15年。在翻译的基础上，梁志学对费希特哲学进行了系统梳理。费希特的自由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自我”的学说，而以“自我设定自我”为初始命题的知识学，是推导费希特整个哲学体系的公理。在认识论上，费希特反对康德设定的物自体，用作为本原行动的自我摆脱康德自在之物的束缚，确立起主体和自我意识对客体和实体的绝对自由。
费希特知识学是从三条基本原理出发的。第一原理是“自我设定自我”，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无条件的，即A=A，其内容决定其形式，其形式决定其内容。用日常语言可以表述为：我等于我，我就是我。这条原理中的动词“设定”“等于”或“是”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被他称为“本原行动”，就是“自我”本身。也就是说，自我就是行动，就是要“成为”什么、要“是”什么，因而就是自我创造的自由。第二原理是“自我设定非我”，它在形式上是无条件的，在内容上则是有条件的，受到绝对第一原理的制约，即－A≠A。“非我”即一切不是我的东西。“自我”必须设定这一切“非我”的东西，即设定“自我”为一个受到“非我”限制的“自我”，“自我”的主动性受到“非我”的被动性的制约，造成“自我”与“非我”的互相限定。通过对“非我”的规定、克服和超越，“自我”才能使“自我”展开、扩充、形成为“自我”。所以“非我”既是“自我”需要克服的，也是“自我”实现自己不可或缺的。第三原理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或者表达为“自我在自身之内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以与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它在形式上是有条件的，受到绝对第一原理的制约，在内容上则是无条件的。可见知识学的推演是本原行动或自我的逐步展开，从第一个步骤到第二个步骤是分化活动，从第二个步骤到第三个步骤是整合活动，三者体现了正题、反题与合题。由此，知识学原理作为理论系统构成一个由命题组成的自我封闭的圆圈。正是费希特第一次清晰明确地表达了正反合这种辩证模式。自我设定自我，自我设定非我，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相统一，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终要达到第三原理，那就是人的完全自相一致——绝对自由的自我。
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个部分，前者的对象是理论理性，而后者的对象则是实践理性，理论理性是实践理性的前提，实践理性却高于理论理性。理论是为行动做准备的。费希特的“自我”不仅在认识着自由，也在行动中追求着自由。“自我”通过克服“非我”的行动而作用于“非我”、改造“非我”，因而必然要进入到伦理、道德、历史、法权等领域，通过改造这些领域使自由成为现实。费希特希望建立一个能实现和保护自由的理性王国。个人为了获得自由，首先得认识到自我是有限理性存在者，而他者则是作为自由地合乎目的的非我的有限理性存在者，理性存在者之间必须彼此承认地交往，即过社会生活，因此自我必须给他人以自由。给他人自由就得对自己有所限定。这样的相互限定和制约不仅是理性的和道德的，更是实在的和法治的，目标是为了确立平等协作关系。共同体的维护不是依靠神学和国家的威权，而是所有人都得遵守和承认法权规律。法权规律的基础和根源是“人的理性和经验的自然法权”。这样，声称绝对天理和神意，压迫和不平等地对待臣民的整个封建制度都被费希特宣布为违反自然和理性的。
梁志学在翻译与研究之间来回穿梭、不断往复、互融互动，以翻译加深研究，以研究促进翻译。通过三部研究费希特的专著，以及《〈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导言》《从全球化看费希特的历史哲学》等文章，他深刻地阐明了费希特不仅仅是德国唯心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一个中间环节，其思想也自成体系，具有独立地位。
3.探索马克思对费希特思想的批判继承
恩格斯在188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道：“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中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虽然恩格斯明言德国社会主义者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辩证法，但是读遍马克思的著作，却基本未见有直接引用费希特的文字，而在零星几处直接指认费希特的语句中又多为批评之辞。所以如何看待马克思对费希特思想的批判继承便成为一个棘手的课题。学界或者因其似乎不得其门而入而避之不谈，或者基于对费希特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解，径直断言马克思不会有所取于费希特思想。
阐明马克思对费希特思想有隐微的批判继承，是梁志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梁志学对此课题的研究也有其独特的方法，即“从评述费希特的哲学体系着手，说明他的哪些论点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留下了痕迹，或他们两者有何一致之处”。这就不仅需要对费希特和马克思两人的整体思想都有透辟彻底的理解，而且还要有强大而敏锐的思想穿透力，能够超越文字和概念表面上的是非同异，直探思想的本质。通过对马克思直接指认费希特各处文本的考察，梁志学揭示出马克思哲学思想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对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中的演绎方法以及他的自然法权学说、政治学说、自我意识学说等，都有批判的继承。随后，他描述了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并在厘清马克思如何继承黑格尔的思辨方法以构造经济学理论系统之基础上，间接地勾勒其所受到的费希特古典功利化方法的影响。在方法论上，费希特将近代自然科学的古典功利化方法运用于哲学领域。马克思虽然不同意黑格尔的“理念”与费希特的“自我”两说，但在理性演绎的方法上仍有部分借鉴。而且，马克思所强调的“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可谓直承黑格尔，然而它的源头却在费希特。最后，梁志学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之灵魂的辩证法，其根源也是在费希特。美国学者汤姆·洛克莫尔在《费希特、马克思与德国哲学传统》中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大部分源于费希特的理论视域，并进一步运用了费希特的术语表述方式。”他的看法跟梁志学的是基本一致的。
除了方法论的比较外，梁志学还指明费希特的法权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和自然哲学，均与马克思哲学思想有亲缘关系。在法权哲学领域，费希特阐述了“劳动”是人类生活的首要条件，社会中的一切成员都有劳动的义务和权利。“不劳动者不得食”，从而支配社会成员的经济关系应当是一种平等的互相取予；在合理的经济契约关系背后，应有合理的政治契约作为保障。这些观点里已经蕴含有后来马克思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洞见，也有着许多社会主义的成分。在道德哲学领域，费希特认为因为它仅仅涉及精神世界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律，所以身处学术界的学者应该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权威的独断和权力的压迫，维护道德准则和实践行动的公开性，做到言行一致。这与马克思激烈地批判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压制，堪称意气相投。在宗教哲学领域，费希特持守康德的理性宗教哲学之立场，直陈“外化是宗教的真正本原”，后来费尔巴哈进一步论证“上帝”实质上是人通过自己的本质的异化而创造的，这些观点都被马克思消化吸收。在自然哲学领域，费希特大力弘扬科学对于人实现其本质的积极意义，指出“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这与马克思坚称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依赖科学的充分发展等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梁志学基于深厚的学养，将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思想贯通起来，对马克思批判继承费希特思想的痕迹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剖析，并将费希特到马克思之间的思想视为通向后者的“中介”。他为学界展开了一幅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壮丽图景，特别是他勾画的费希特与马克思哲学思想之间批判继承关系的诸多线索，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论域。
4.论述学者的使命
1980年，梁志学与夫人沈真合作翻译了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两年后又翻译出版了《人的使命》。1984年，商务印书馆将这两本译著结集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出版，现已重印8次，而且还有珍藏本（2009）、分科本（2011）和120年纪念版·分科本（2017）等多种版本。此书不断被重印，可见对中国学术界影响之深远。
费希特不仅教育民众，而且也教育学者这个肩负特殊使命的阶层。费希特把知识分为三种：第一种知识是根据纯粹理性原则提出的，因而是哲学的；第二种知识部分地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因而是历史哲学的；第三种知识是纯粹历史的。这三种知识的结合构成了所谓的学问。谁献身于获得这些知识，谁就叫作学者。获得所有这些知识的目的是借助这些知识，保障人类的全部天资得到同等而持续的发展。由此，就产生了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的一般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
所有的人都应有真理感，但仅仅有真理感还不够，还必须予以阐明、检验和澄清，而这正是学者的任务。学者不仅看到眼前，同时也看到将来；他不仅立足当下，也思考人类应该去往哪里。学者的使命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并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学者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由于摆在学者面前的目标往往是遥远的，他应该达到的那个崇高境界通常仅仅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所以“学者有理由成为最谦虚的人”。学者影响着社会，而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所以学者只能用知识和道德影响社会。学者应当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有道德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
关于人的使命，费希特说：“人的最终和最高目标是人的完全自相一致。……人的使命并不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人能够而且应该日益接近这个目标；因此，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就是他作为人的真正使命。……完善就是人不能达到的最高目标；但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
费希特有关学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的这些精辟论述，切中要害，发人深省。
费希特不仅是一位擅长理论思辨的哲学家，而且是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行动哲学家。他在德意志民族处于外敌入侵、国家四分五裂的时刻，勇敢地站出来捍卫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号召民众起来反抗拿破仑的入侵，实践了自己的行动哲学。易言之，费希特不仅用“言教”，而且用他的生命实践着“身教”，作出提高人类道德风尚的引导和示范。他多次发表公开演讲，最著名的就是十四场《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他身处其中的柏林，由于普鲁士政府尚未付清战争赔款，还驻扎着法国军队。他反对拿破仑、唤醒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法国军队眼皮底下进行的。梁志学对此评论道：“这种在民族存亡之际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的行动，真正表现了一位为真理而奋斗不息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费希特的系列演讲以走世界文明大道的普遍性与热爱祖国的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为前提，主张民族的复兴当以改革教育入手，提倡教育兴国，启发民众，培养新人。他说：“合乎理性的国家不能靠弄虚作假的做法，用手头现有的材料建立起来，相反地，要建立起这样的国家，一个民族首先必须获得文化素养，教育水准必须得到提高。一个民族只有依靠脚踏实地的工作，首先解决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课题，然后才能解决建立完善的国家的课题。”梁志学概括说，费希特希望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根本就在于要建立起一种本身纯粹、高尚和伟大的精神。正是在德意志民族率先建立起一个按照理性，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新世界的意义上，这个民族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再生者和重建者。
同时，梁志学也提醒人们注意，费希特主张教育新人不仅仅是要复兴德意志民族，而且也要做世界主义者。因为培养建立理性王国的新人“这项工作在内容上拥有的精神并不是狭隘的和排外的，而是普遍的和属于世界公民的”。关于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费希特说：“任何一个世界主义者都会借助于民族给他设置的限制，势必成为爱国主义者；任何一个在自己的民族中是极其有力、极其活跃的爱国主义者的人，也是极其活跃的世界公民，因为一切民族文明的最终目的都在于这种文明传遍全人类。”费希特把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反对借助世界主义之名而把自己民族的意愿强加给其他民族。梁志学说：“坚定不移地走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既热爱自己的祖国，又坚持世界大同的理想，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反对列强的霸权主义，这才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这部世界名著的真谛。”他强调，中华民族要走世界文明大道，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可以从费希特的演讲中获取理论资源的。
梁志学生前曾向后辈们自我调侃，称自己是“土包子干洋活”。梁志学来自山西农村，小时候还做过儿童团员。他说自己没有留过洋，不是外文专业，是个“土包子”，但他干的是“洋活”，以翻译和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为终生志趣。梁志学“干洋活”并非偶然或随意，他的治学精神、使命感和方法论是与当代中国以及他所关注的这个时代面临的思想困境息息相关的。他选择德国古典哲学，旨在培养理性精神，传播自由思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要继承和发展梁先生的哲学研究事业，踵其事而增华；缅怀其人，追慕并内化梁先生的高风亮节。
（作者：陈霞、罗启权，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暨南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