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建设重要论述的研究，立足中国大地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是中国社会学界肩负的重大任务。今天刊发的3篇文章，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编 者
李友梅
历史是一面镜子，映照文明发展的脉络，启示未来发展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指出“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强调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中国社会学以探究社会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反映社会变迁和时代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研究目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以历史思维推进中国社会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今天的世界是从昨天的世界发展而来的。今天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任何社会现象或社会结构都具有历史关联性，都不是独立的、游离于时空的存在。因此，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历史思维推进中国社会学发展。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时间和空间大角度审视我国发展，指出“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历史与现实，从理论上、宏观上对新发展理念进行深入阐释，指出“新发展理念包含大量充满时代气息的新知识、新经验、新信息、新要求”。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古今中外的历史比较当中深刻阐述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了16世纪以来全球先后形成的5个科学和人才中心，指出“人类历史上，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最活跃的地方集聚”“我国正处于政治最稳定、经济最繁荣、创新最活跃的时期，党的坚强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实现重大突破，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高技术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应用研究引领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为我们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创造了有利条件”；等等。这为我们借鉴历史经验、发现历史规律提供了科学指引。
当前，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与之相适应，我国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社会行为方式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急需社会学者坚持大历史观，将这一系列变化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分析研究。从方法论角度看，就是要坚定历史自信，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50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8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40多年实践史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总结社会运行总体规律，为整合社会意识、推动社会和谐有序运行提供学理支撑。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社会学概念的产生有其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一些概念并不适合用来分析和解释我国社会现象，如果不加辨别地拿来使用，很容易得出错误结论。中国社会学要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运用科学方法探索解决中华民族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中面临的矛盾与挑战，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提炼出具有学术主体性的社会学表达，以优秀研究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支撑，向世界传递“中国之治”的社会学密码。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长处。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也是文化自信的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社会学者就认识到，中国社会学一定要“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他们没有囿于西方理论的窠臼，而是坚持“从实求知”“实事求是”，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特质、探寻社会发展规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学者坚持这条学术路线，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扎扎实实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社情，为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社会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推动中国社会学创新发展，既要通过更好认识中国文化来更好认识世界，又要通过更好认识其他国家文化来更好认识中国。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西方一些国家的现状已然证明，西方社会学理论和实践具有局限性。我国社会学者应坚定文化自信，立足中国国情，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们坚信，从中国土壤中必定能够生长出正确回答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能够发展起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科学回答的中国学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正确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国社会学者要有所作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学一直努力以学术服务人民。老一辈社会学者把“志在富民”作为研究宗旨，走向农村、走向基层、走向群众，在“行行重行行”中研究和思考如何让广大农民普遍富裕起来。这正是中国社会学为人民服务的生动体现。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时代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与新要求。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研究导向，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始终以社会重大问题牵引理论创新，将研究扎根于人民之中，大力发展面向人民的社会学。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加强对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健康、养老、扶贫等有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社会学研究，提出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的政策建议，不断创新社会学理论体系；聚焦人民实践创造，深入基层、深入社区，围绕保持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不断总结广大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论，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贡献智慧；推动共享发展成果，加强对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城乡差距等问题的研究，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尉建文
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回顾社会学发展史，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催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理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必将为中国社会学的创新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的发展社会学逐渐兴起，旨在研究解决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首先，其理论本身呈现的直线性、简单化、趋同化，及其以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实践和经验为前提预设等缺陷广受诟病。其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被其视为现代化典范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暴露出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经济滞胀、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最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简单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受挫，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200多年时间。我国发展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同时我国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现代化进程不可能齐步走，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支持带动其他地区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作出了高度概括，指明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中国社会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破除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充分表明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
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完全可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就要求中国社会学者紧扣时代脉搏，围绕我国现代化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目标和发展优势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运行机制、比较优势和约束条件等，探索并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在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同时，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深化对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研究表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最有利于社会稳定。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世所罕见的巨大社会结构转型过程，即从农业社会、乡村社会、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现代社会转变，其中必然伴随着各种风险与挑战。中国社会学者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围绕构建形成现代橄榄型社会结构，探索并总结中国在调整劳动力供给关系、适应职业结构变动、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经验，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
深化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研究。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面对丰富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国社会学需要形成更贴近实践的理论话语，创新社会治理研究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着力解决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丰富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持创新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通过比较中外社会治理实践，系统阐述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价值理念，深入阐释“中国之治”。
深化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在我国，现代化实际上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西方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带来种种社会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则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需要中国社会学研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有所建树。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观察和研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为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
深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联。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是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新路，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这需要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不能局限于一国自身，而应从中国和世界的交流互动中，探讨如何积极应对和解决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如何增进文明交流互鉴、如何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李培志
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作为我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研究主要回答如何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为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中国社会绵延发展，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治理思想。比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等等。这为我国当代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我们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在社会治理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社会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中国社会学者绝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治理理论来分析我国社会治理实践，而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该认识到，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其制度安排要与国家治理高度契合。社会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是在保持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同时激发全体人民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活力的积极治理。当前，一些西方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已经将西方治理理论的困境暴露无遗。作为社会学者，更要充分认识到西方治理理论的弊端，立足中国实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从我国实际出发，遵循治理规律，把握时代特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增强社会治理整体性和协同性，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理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树立全周期的城市健康管理理念，增强社会治理总体效能”“着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国社会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使“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对比更加鲜明。
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立足我国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守正创新开展社会治理研究。一方面，深入开展田野调查，及时总结各地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鲜活经验，增强理论自觉，善于提炼社会治理标识性概念，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学术养分和学理支撑。另一方面，积极促进社会治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深入认识社会治理内涵及其表现形态，着力提高理论解释力；在实践中应用理论、检验理论，让社会治理政策创新符合实际、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