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政治学研究，建构中国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觉意识不断凸显，面向时代、面向实践的政治学研究持续深化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中国之制的特征与优势、中国之治的运作与机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关联、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与展开等议题成为研究重点。新时代政治学的发展应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主线，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学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从政治学的维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本年度政治学研究的最大热点。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相关研究在方法上注重比较历史分析，在内容上则普遍重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杨光斌认为，要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意义，必须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彰显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治的意义。在比较政治发展的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包括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取向、非战争掠夺的和平发展以及由此构建的旨在修补不平等世界秩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现代化模式的差异性源于不同的历史属性所演绎的制度变迁方式。徐勇、陈军亚则通过对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经验的揭示，指出中国特有的国家善治能力，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为其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基本的制度保障。郁建兴以东亚经济起飞时期的发展型国家和西方二战后形成的福利国家两种现代化模式作为认知对比镜像，论述了共同富裕治理体系的主要框架和特征。景跃进指出，建立在西方现代化经验基础之上的民主—威权的二分法根基正在被消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我们提供了民主理论创新及与西方学术对话的经验资源。唐皇凤认为，政党主导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核心特征，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内生结果。中国共产党主导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要政党主导，党的自身建设以及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始终对现代国家建设全局具有决定性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政治逻辑。
中国之制的特征与优势、中国之治的运作与机理在学理上得到进一步阐发。贺东航系统梳理了党的领导制度，指出党组制度、领导小组制度、党管干部制度、群众路线制度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党建制度等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王阳、熊万胜则将党政科层体系视为中国之制的最重要特征与中国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党政科层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融入并优化国家治理的经验，推动了传统郡县制和关系伦理向现代科层制及党性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变，并在引领民族复兴的治理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和社会整合能力，实现了从简约治理向精细治理的功能转型，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之制。郇雷总结了“中国之治”蕴含的政治逻辑，指出中国政治发展具有独特的演进逻辑和显著的制度优势，包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主性与开放性、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有效性以及先进政党的全面领导及其政治权威。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聚焦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方面，呈现出研究视角丰富化与研究对象精细化的特征。杨雪冬、陈晓彤从空间逻辑审视国家治理现代化，指出现代国家产生后，空间管辖的主权化与空间类型的多样化之间的矛盾成为国家治理要应对的基本矛盾之一。在全球风险社会，这种挑战突出表现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系普遍遇到治理超载问题。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各类空间秩序的调整和理顺，以维护和塑造空间的公共性。韩志明、李春生进一步将空间维度具体到治理界面的讨论，通过划定界面面积、调整治理跨度、甄选治理层级、增减治理密度来推动治理变革，提高治理的敏捷性。周光辉等通过对功能区划分、国家规划以及国家调查队等治理机制与治理工具的考察，呈现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面向。
关于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当代中国政治理念、制度及行为的由来，相关研究进展表现在：一是强调中国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复杂性、独特性。如贺东航主张以复线性理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构建，看到时空叠加、地区发展差异所带来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成长的复杂性。二是注重从国家—社会关系的维度分析现代中国的独特性。如徐勇、王美娜从关系叠加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历史悠久的“族”与“群”构成了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底色，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陈军亚、王浦劬则揭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构建现代国家具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双重属性，由此塑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独特性。三是注重揭示当下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关联。如严庆、王跃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大一统”政治哲学及政治价值在当代多民族国家整合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党中心模式”凝聚人民的具体方式。汪仕凯认为，政治创造了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是大一统的根本内容。而发端于西周、极盛于清朝的政治大一统在近代中国遭遇了“世界历史时刻”，因此，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根本就在于找到一种新的能够同现代国家融合在一起的政治大一统。胡键则探讨了治理的历史起源，认为先秦时期和秦国统一中国以后其实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治理形式和治理逻辑，前者是分封治理，而后者则是中央集权的治理。两种不同的治理逻辑所体现的治理伦理也不同，分封治理以正义为前提来构建秩序，而中央集权则以绝对君权的秩序为前提兼顾正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断发展，不仅证明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成功，也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质量和成色，中国的民主是观念上立得住、实践上也行得通的高质量民主。樊鹏提出，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较，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更加鲜明的人民性，是能够更有效维护人民广泛真实权利的民主，是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王炳权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在于这一民主新形态以强调民主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为根本，注重民主活动主体、民主参与内容、民主覆盖范围、民主实施流程等方面的全面性、连续性和有序性，从而很好地实现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孔繁斌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自我认同的一次调适和升级，是治理注意力、能量和资源按照合目的性原则重新配置的行动，本质是国家再构建的实践，预期目标则体现为国家治理的国家再构建行动。佟德志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要求在实践中做到全方位协调、全链条衔接、全覆盖拓展，形成主体合力、程序合力、客体合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合力的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新时代政治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政治学人的自觉意识与共同追求。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在于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与价值取向。张树华、吴波指出，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建构绝不仅仅是挣脱西方政治学的束缚转向自身，同时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转向。中国政治学的展开，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学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意味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任务的出场，意味着深化对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实践之间关系的认识，意味着基于中国政治学的现状深入思考方法论层面的问题。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离不开理论阐释与话语创新。作为理论阐释与话语创新的重要生长点，具有强烈“中国性”的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不断深化；民族政治学、利益政治学、责任政治学研究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展现出从普遍性政治要素中提炼理论命题的努力；财政政治学、发展政治学的理论构想得到初步表达。
历史政治学产生了一系列初具规模和影响的研究议题及研究成果，并呈现出明显的反思—再出发特征，理论建构与历史阐释构成了两个相辅相成的发展面向。杨光斌等人强调历史政治学之于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起点意义，主张历史本体论—制度变迁—历史政治理论的发展图式。释启鹏提出，历史政治学应进一步思考如何在建构论视角下进行比较分析和如何通过历史叙述实现有效的因果推论。围绕如何对待历史，相关讨论也得到进一步深化。李里峰表达了对将历史工具化和抽象化的担心，提醒要避免政治学的历史转向走向去历史化，警惕历史政治学被固化和本质化。杨阳主张历史真实应当与世界视野、现代价值共同构成历史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刘伟则倡导“量化”历史与注重普通人政治史，主张推动因果分析从宏观—中观的结构路径向微观能动路径的拓展，进而发现长时段政治的变与不变。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党的民族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带动了民族政治学研究的活跃。周平指出，面对一系列前所未见的民族政治现象及其对现代国家体制和国际格局形成的挑战，民族政治学在形成关于民族政治现象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又开启了基于民族与政治关系底层逻辑的开掘，为提升知识品质并实现迭代发展而努力。《利益政治学原理》英文版的问世，则标志着利益政治学系列研究的成果首发。王浦劬以社会利益为逻辑起点，揭示出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引起的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相互作用，为利益政治学的拓展研究提供了基本范式和理论基础。责任政治学在廓清理论创新意蕴与现实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与中国政治的内在关联。张贤明指出，将责任政治逻辑注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质量的必要路径之一。
从研究动态看，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由“发展”议题所汇聚的发展政治学研究受到关注。陈周旺认为，基于西方经验建构的“国家建设”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因此主张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出发，以“国家发展”理论替代、超越“国家建设”理论。燕继荣则将中国政治学的创新概括为“发展导向的知识贡献”，认为新政治经济理论、新政府理论、新政治发展理论，为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全面改革实践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全面展开扩展了空间。马啸则从学科意义上论证了发展政治学对现实政治的介入，提出应进一步重视发展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与议题所蕴含的规范性元素。二是财政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想。刘守刚对财政政治学的渊源、理论基础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廓清，并对财政国家、税收国家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张长东则从类型学意义上对税收国家进行了划分，并分析了不同时期所面临的治理任务的差异性。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概念研究是重要着力点。概念研究的新近特征与趋势表现在：一是概念建构的理论自觉日渐突显。随着学术积累的丰厚与自主意识的成长，概念研究正在经历从侧重概念史的研究路径，发展为面向概念建构的学术共识与学理分析。郭忠华从“概念之树”的视角，梳理了类政治概念建构、政治概念更新与种属政治概念供给三种构建本土政治概念的可能路径。吴春宝等将田野政治学的概念供给概括为“错位式生产”，以此避免概念建构的趋同性与同质化，并在经历基于个人研究偏好到基于团队意识，再到基于学科使命的概念建构历程中不断获得学术自主性与自为性。二是进一步强调概念建构的体系化。无论是徐勇所谓“为‘概念孤儿’寻家”，还是刘伟主张对概念间关系的重置，都是在强调要超越单个概念之间零散、孤立的状态，倡导以概念体系统摄概念建构，以知识体系观照概念及概念体系的发展方向。三是注重概念建构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在徐勇的论述中表现为探讨本土知识体系与一般性知识体系的关系，在刘伟的讨论中体现为思考概念重构的基本原则，在郭台辉的论述中则具化为考察“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概念建构的双重前置条件。这些思考与主张，对于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努力方向，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方法论自觉与创新是重要支撑。刘金海对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进行反思，主张不能单纯追求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应深入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机制，在方法论运用与创新、新一轮学科融合等方面推动政治学的发展。张树平认为，如何更为有效地“理解中国”“解释中国”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反思的主要内容。经验、历史与逻辑的关系决定了历史政治学作为批判实证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和学术定位，同时也决定了其可能的成就与可能的风险。高进系统比较了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认为共存分析作为政治科学组合因果链的研究新范式，可以富有成效地应用于比较政治学论域中的因果发现，有力地解释了多重并发的复杂因果链条和原因结构。游宇关注到国家比较案例研究对于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性，认为研究者需要重视根据解释变量的条件组合来选择案例，兼顾国家（间）的政治制度、市场条件与社会环境等因素，并根据解释变量对不同次国家单元的影响权重来进行理论建构与因果分析。黄振华指出，田野政治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研究取向，不仅在于政治学者对于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基于田野调查的理论自觉的萌生。因此，田野调查与理论建构具有内在一致性和高度关联性，这也是田野政治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学
大家普遍感到，新时代的政治学研究应当更清晰地界定核心问题，挖掘理论资源，开阔研究视野，掌握议题设置与话语创新的主动性，在学科交融交叉中确证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
一是在学科调整背景下，确证政治学的学科属性与价值，推进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现实需求，对学科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这轮调整中，中共党史党建由政治学二级学科独立为一级学科，增设纪检监察学为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为一级交叉学科。这些调整将在学科建制、研究队伍以及资源配置上对政治学产生长远的影响。一方面，这些一级学科与政治学在问题意识、理论资源、概念话语乃至研究方法上的共通性将为“大”政治学的扩容创造条件，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智慧；另一方面，新的建制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挤压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边界，带来研究队伍、研究重心的调整，对“小”政治学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学术生态的变化，使重新审视学科与学术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和必要。从2022年初学术界关于问题性学术与学科性学术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多学科范围还是在政治学内部，分歧都是显见的。一种路向主张问题导向，“强调跨学科合作”，甚至“以去学科的方式进行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王向民）；一种路向则重视学科价值，强调通过“对本学科知识传统的深入开掘”，而不是跨学科来培养问题性学术，认为“仅停留在问题性学术层面而非学科化方法论的政治学不能担当与国家地位相匹配的责任”（杨光斌）。在学科调整的背景下，这种张力或许会进一步凸显。因此，如何确立政治学学科在分析政治现象、探寻政治规律时的独特价值，为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提供厚实的理论资源与独特的方法论支持，并形成持续性累积的、具有合力效应的研究成果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是在理论阐释的热潮中，不断明晰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与比较优势。从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的持续发展，到利益政治学、责任政治学、发展政治学的初步阐发，政治学人表现出进行理论建构、概念建构的强烈冲动。这既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此前关于“政治学研究公共管理化”的批评。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理论进路虽然为国家权力的既定建构提供了论证，但“基本不涉及现代国家基本价值与基本结构”（任剑涛）。这一批评未必适用于政治学研究的整体状况，但其中蕴含的理论空间值得重视。面对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政治学理应在阐明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与结构特征、开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独特价值与制度机制等方面发挥其“国家学说”的根本属性，发挥学术研究的想象力与建构力。
三是在话语体系建设中不仅要立足“中国性”，体现“中国性”，也要透过中国经验或中国关怀，在人类文明的对话交流中彰显中国政治的成就与贡献。悠久的历史文明、庞大的体量面积、广泛的影响辐射，意味着中国性本身蕴含着超越地方性、特殊性的宏大意义与普遍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所开辟的空间与前景极其丰富而广阔，通过发展理论、建构概念与创新话语，中国政治学应当也完全能够为世界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内容更新与版本升级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政治学还应更好地认识变化中的世界，积极参与人类向何处去的讨论。其中，关于科技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构成了重点，科技政治学、技术政治学、计算政治学等研究领域得到阐发，也为国家理论、治理理论的更新提供了契机。高奇琦主张政治学应回应新兴技术给政治结构带来的变迁，并在理论化和学理化上推进科技政治学。科技政治学的主要议题包括科技与政治制度、科技民主、科技革命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科技企业的关系、全球科技治理等，在中国的语境下，科技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应是如何将科技的巨大潜能转化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吴冠军指出，在技术政治学视域中，技术已然构成塑造当代政治之形态的根本性力量，而不再是从属于科学和政治的次要元素。而中国技术政治学的演进，呈现出中国独特的文明性性格。严宇等认为，第四次科技革命驱动人类社会迈入数字时代，包括计算政治学在内的计算社会科学将从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层次为理解数字文明语境下新生社会经济现象构建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黄其松指出，数字时代使国家的实践形态呈现出新现象、新特征，诞生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现代国家理论面临挑战，需要建构数字时代的国家理论，重新审视暴力、主权、政府以及国家能力等传统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孟天广则聚焦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从数字治理生态的视角阐述了协同发展阶段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论范式，强调治理体系的系统化、治理主体的包容性、治理资源的共享性，进而构建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协同演进的生态系统。
在认识世界的政治学研究中，现实性与历史感在理论阐发中得以交汇。一方面，聚焦于西方政治现实的大量研究成果，身份政治、民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移民问题等相互交织的议题得到重点关注。周淑真等聚焦大变局中的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全面系统地呈现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态势与基本特征，指出传统政党理论在解释政党组织方式的新变化上显得捉襟见肘。林红认为，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对代议制民主的全面嵌入，实际上表明了传统政党的代表性失效；西方身份政治则日益陷入“部落主义”的罗网之中，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撕裂和政治极化。包刚升认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趋于开放的移民政策与个人主义方法论、西方文明同化论和政治秩序制度论三个理论预设密切相关，但这些预设与实际情形存在偏差。因此，要全面认识移民的政治效应，需要对移民率、同化率、移民与主导族裔异质性程度、主导族裔出生率与移民群体出生率等关键参数进行考察，并以此作为政策选择的参考依据。另一方面，研究的纵深性与理论性呈现出相互强化的特点。谭安奎从“家”这一基础现象入手，反思西方政治理论传统中的家国关系，认为家庭作为人为产物，为理解国家作为建构性政治共同体提供了伦理范式。张凤阳将中世纪行会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同体加以考察，以此理解在民族—国家诞生以前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社会治理的机制。于京东则以地图与制度技术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主权分割领土的边界机制与科学再现空间的制图机制是如何结合，进而构成近代领土型国家成长的关键节点，并成为寄托民族想象与政治认同的一种象征。
政治学是探求共同事务解决之道、谋求良善秩序与公共利益的学问，既有着鲜明的实践性和时代性，也内蕴着规范性与超越性。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如何在变局中推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如何在变局中凝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与力量，是关系人类命运的共同课题。当今中国正处于新时代新征程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如何在世界的动荡变革中走好中国道路，需要政治定力与政治智慧，在因应时代变化中形成共同价值、达成共同协作、维护和提升公共利益，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这需要政治学自觉自省、自立自强，不断加强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增强学科吸引力、推进人才储备更新，以学科调整为契机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政治学知识生产能力，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丰富的价值资源、方法手段与行动选择；不断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影响力和话语传播力，在世界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确立中国政治学的地位与价值。
（执笔：刘浩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