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终于能向整个项目组、向社会、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了。”在科学出版社举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新书首发式上，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长舒了一口气。
记者见到，这是一本黄褐色的厚重大书，封面上印着西周青铜“利簋”，546页，共计83.6万字。
为了这本厚重的大书，不少人从青春年少熬到鬓髭皆白。于是，这本署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的大书，不仅浸润着200余位专家的年华与心血，更象征着中国学者孜孜以求、不懈探索自身文明历程的态度与精神。
久违了，这份答卷
为什么会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这份随之而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
这要从中华文明的特征说起。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具有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延绵流传、从未中断。然而，我国古书上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追溯就存在分歧。这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
究竟有没有夏代？夏、商、周三代的分野在什么时刻？千百年来，历代学者不断努力解答这个问题。然而，由于研究材料和手段有限，一些关键点上始终没有突破。
“20世纪初，疑古派率先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提出疑问。随后，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特征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取代了传统的金石学研究，为夏商周文明的探索开辟了新途径。计算机发明后，天文历算进入了前人无法比拟的快捷精准时代。核物理引进考古学领域后，碳-14测年方法的应用对年代学研究是重大推动。”李伯谦回顾。
据悉，碳元素是生命的基本元素之一。具有放射性的碳-14元素随着光合作用进入生物体内，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衰变（经过5730±40年衰减为原来的一半）。当生物死亡后，体内的碳-14得不到补充，只能按照规律进行衰变。因此，根据生物遗骸体内碳-14减少的程度，可以计算出生物死亡的年代。只要获得可靠的样本，就可以推断生物死亡时距今的年代。
随着年代数据校正手段的提升以及加速器质谱法（AMS）的出现，碳-14测年对高精度测量以及对微量样品的测量成为可能。由此，对商周历史纪年分歧作出科学的判断，重估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的时机来临了。
1995年，系统科学、系统工程及控制论专家，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宋健倡议，“组织科学界联合研究中国古代纪年问题”。次年5月16日，被列为“九五”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之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宣布启动。
作为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大型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充满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交织的魅力。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仇士华告诉记者：“研究途径主要有两条。第一条，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第二条，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做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法和AMS法的碳-14测年。”
于是，一个统摄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等学科的“超级”学术工程诞生了，参与人员是来自全国32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文博单位的200余位专家。
作为一个学术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结题，并发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给出了西周列王年代、武王克商年份、商代后期武丁以下王年、夏商分界界标、夏代始年等结论。
那么，从“简本”到这本编修而成的“繁本”报告，结题后的20多年，专家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对夏、商前期和西周考古遗址进行进一步发掘，为先周文化和西周考古文化分期和编年提供新材料；建立河南龙山—新砦—二里头—二里岗考古年代序列；进一步深化殷墟甲骨分期研究；校验西周王年和金文历谱。”李伯谦答。
李伯谦回忆，根据简本写就的繁本报告初稿其实出来得很快，但将初稿交付给专家组，根据专家组意见对工程的9大课题、44个专题研究成果进行全面补充，“时间就漫长了，大约从2005年进行到了2016年底。”拟出版的报告交给出版社时，时间已是2017年。经过对内容进行全面且精心的核实与校对，科学出版社才小心翼翼地将这本书交给大众。
因此，这份久违了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全面综合与总结，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和重要新进展。
穿越历史的迷雾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出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
具体而言，有四个目标：其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前半段共10个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其二，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其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其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我们所做的就是穿越历史的迷雾，给夏、商、周的历史与分界划‘线’。”仇士华这样形容。
关于西周，文献记载颇为丰厚，而出土青铜器上的文字——金文，无疑是划定王年的有力支撑。因此，工程专家们对西周列王在位时间的研究，内容颇为丰富。
关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后的王年，学术界已有定论。共和之前，含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工程均给出了“拟年长历表”。
其中懿王元年的推定，较有代表性。古本《竹书纪年》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学者们认为，“天再旦”是一次日出之际发生的日食，“郑”在西周都城镐京附近的华县。根据现代天文学方法，经对公元前1000—前840年的日食进行全面计算，发现只有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郑地造成“天再旦”的现场。由此，懿王元年被推定为公元前899年。
《史记·周本纪》中有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描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距武王”“纣师皆倒兵以战”“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这段描述，便是“武王克商”。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武王克商的年份，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谜题之一。它是商与周的分野，象征着一个王朝的终结和另一个王朝的开始。
先辈学者也曾对这一年份做出探究，所依据的主要是“历术推算”“证诸文献、金文历日”“累计王公之年”“回推天象”等方法，报告中以表格形式列出了44种推断。
“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依据的，是对丰镐遗址出土器物进行常规及AMS碳-14测年，与此同时，根据典籍记载进行天文推算，最后与青铜上的金文对照，得出最终结论。
丰镐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西南郊沣河两岸，是文王迁徙定下来的都城，一直沿用到平王东迁洛邑，作为都城的历史贯穿整个西周。
为了获得该遗址翔实的分期材料，承担“夏商周断代工程”“丰、镐址分期与年代测定”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沛西工作队，在当地进行了多次发掘，其中两个地层为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依据。经过对相应地层出土器物进行测年，武王克商之年被限定在公元前1060年—前1000年之间。
专家组在梳理了《尚书》《汉书》《国语》等典籍以及利簋上的铭文中关于武王克商的天象记载后，发现了“岁在鹑火”“岁星中天”等关键信息。根据天文计算逐层筛选，提出了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或公元前1027年三个方案。因公元前1046年与西周金文历谱衔接较好，也符合典籍中的多种描述，因此判断，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之年。
依照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思路，报告中专家组给出了一份“夏商周年表”，三代积年如下：
夏：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一定会有质疑，但我们坦然面对质疑。争议本身，也是学术向前发展的标志之一。”仇士华说。
中华文明从未断裂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刘庆柱看来，“夏商周断代工程”极其重要的一环，在于建立了有科学作为依据的夏代基本年代框架。
报告显示：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墓葬和青铜冶制作坊，出土了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和骨角器。依据对出土文物进行常规碳-14测年，二里头遗址第一期在公元前1780—前1708年之间，第四期在公元前1557—前1512年之间。
专家组认为，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出土遗物来看，二里头遗址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当为一处都邑遗址，其延续时间，和典籍里提及的“斟鄩”作为夏代都邑的历史相符合。而且，学界对二里头文化是否代表了整个夏文化的发展过程尚无定论。换言之，二里头尚不是最早的夏文化。
依据典籍里关于夏代积年的记载和天文推算，以及对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等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AMS碳-14测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夏代始于公元前2070年，终于公元前1600年。
这一结论，是对“夏代是否存在”等质疑的回应。
刘庆柱回顾，国际学界长期对中华文明存在偏见——在19世纪传教士足迹遍布中国时，他们认为中华文明是“西风东渐”的成果；在中国本土发现彩陶器后，他们认为彩陶是域外文明输入中国的成果，直至夏鼐先生证明河南的仰韶文化早于甘肃的齐家文化，彩陶并非从新疆、甘肃输入中原，这种观念才被推翻；在甲骨文发现之前，西方并不承认商代的存在；在甲骨文发现之后，又以没有发现更早的文字为由，否定早商和夏代的存在。
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对自身文明不断发掘、证实，不断体认的过程，刘庆柱感慨。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因此，建立夏商周年代学“标尺”，于古文明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于建立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言，意义也不言而喻。
“从现有的知识体系来看，工程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的，得出的结论是公允的、值得信赖的。”刘庆柱强调。
因为常规碳-14测年、AMS碳-14测年、天文学推算、金文历谱推算、典籍印证等方式相互结合，是多重证据法的运用，是可以重复的，可以被证实或者证伪的。而可以重复、可被证实或者证伪，正是科学的特征。
“‘夏商周断代工程’，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对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建设，起到了好的示范作用。”刘庆柱说。
李伯谦说，他们希望，对夏、商、周文明的研究，能继续深入下去。对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意见，他们给予认真关注。对于新发现、新观念带来的认识上的突破和新的研究前进，他们寄予热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