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古籍，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脉所在，更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我国古籍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涉及古籍整理保护、研究出版、数字化等多个方面，我国古籍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特邀几位古籍出版界专家、古籍修复师、古籍数字化工作者，就如何做好新时代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畅谈心声、发表见解。
古籍修复工作现场。光明图片
参观者在苏州第二图书馆参观“册府千华——苏州市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新华社发
《永乐大典》：珠还合浦、历劫重光
讲述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 殷梦霞
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师正在修复古籍。本报记者 陈雪摄/光明图片
【讲述】
自1979年建社以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逐渐形成了以文史类工具书和历代珍稀文献整理影印出版为主业的专业出版特色。国图社的图书产品，特别是一些由珍稀中华传统文献整理而成的大型丛书，已成为海内外各大文献收藏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重点购藏的目标。同时，近年来国图社在海外汉籍整理出版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海外藏《永乐大典》的回归与再造颇具代表性。
2002年，国图社时任社长郭又陵、总编辑徐蜀出访北美图书馆，在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看到了该馆珍藏的两册《永乐大典》，接着又看到该校善本图书馆——霍顿图书馆所藏的1册有康有为题签作跋的《永乐大典》，欣喜不已。在此之前，中国国家图书馆召开《永乐大典》编纂600年纪念研讨会，响应老馆长任继愈先生的呼吁。国图社决定以原大仿真影印的方式，率先出版国内所藏163册《永乐大典》，同时也希望陆续找寻并影印出版流散海外的藏本，终极目标是将存世的400余册遗存全部出版面世。因此，郭又陵、徐蜀便向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提出了出版哈佛藏3册《永乐大典》的申请。经郑炯文先生多方协调，历时十年，直至2013年5月，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哈佛所藏3册《永乐大典》的出版，成为国图版海外《永乐大典》影印出版工作的开端。此后，在海外各收藏机构和有识之士的帮助下，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2册、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所藏1册、英国大英图书馆所藏24册、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所藏19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藏5册等等相继出版。据《永乐大典》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张升教授统计，目前已知存世的《永乐大典》为434册，至2021年底，我社已影印出版253册，其中69册的底本即由海外10余家文献收藏机构提供。对照任继愈先生当年定下的目标，出版任务已完成过半。
作为出版人，我们有幸奋斗在古籍事业发展的春天，唯有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方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用数字技术“籍合”优秀典籍
讲述人：中华书局古联数字中心总经理 洪涛
【讲述】
对于古籍数字化出版工作者，中办、国办印发的《意见》振奋人心，也为我们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地开展古籍工作指明了方向。
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古联公司建设运营的“籍合网”是国家级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是我国近年来探索实践古籍内容商业运营、技术创新、人才培养、资源聚合、大众普及以及走出去的前沿阵地。
要让现代读者读懂古籍，整理者需将古籍里的文字过录下来，添加标点、注释，出版社要对整理后的稿件编辑和校对。中文古籍不下20万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艰巨可想而知。面对这种情况，古联公司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加快古籍整理出版速度。
2018年，我们开发上线了古籍在线整理平台，首次利用众包的方法、流程大规模开展古籍编校工作。学生、老师、图书馆员、编辑……5000余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古籍爱好者会聚在平台上，4年来一起处理了14亿字的古籍文本，极大推进了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的出版和数据库建设。2021年，古联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古籍文字识别、自动标点、繁简转换等技术，帮助作者更快地整理古籍。2022年，我们上线了古籍整理学习平台“籍合学院”。
这次出台的《意见》，对古籍数字化工作提出了系统性意见。我们要准备几项重点工作：做好古籍普及传播，提供优质古籍题材融媒体服务，为读者提供可听、可视、可触、可互动的古籍内容；在现有汉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数字化的基础上，加强多民族古籍文献的数据库建设；深化校企合作，开展跨学科人才培养和古籍数字化教材编写等工作；在已有的“二十四史分析系统”基础上，对更大范围的古籍进行知识化的深度标引和整理。
我们将在《意见》指导下，全力配合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为读者们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和服务。
科技让古籍“重获新生”
讲述人：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古籍保护与利用研究中心、广州市岭南文献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樊慧明
【讲述】
在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角，放着一台特别的钢制机器——智能化古籍脱酸增强装置。这台装置可以全自动、批量化修复古籍，对整本古书进行脱酸加固处理，凝聚了我们团队多年来的研究心血。
经过千百年的岁月变迁，珍贵的古籍文献老化酸化、虫霉侵蚀、损坏严重，纸页薄如蝉翼。以前，古籍保护修复主要依靠手工完成，工序复杂，一卷古籍的修缮需耗费数月乃至数年，修复保护进度远不及老化速度，大量古籍面临消失的风险，开发智能化、批量化修复装置迫在眉睫。
我们研究中心成立于2020年，团队共有12位教授及副教授、30多位硕博研究生，其中不乏国家级高层次领军人才、广东省珠江学者，科研背景涵盖制浆造纸、材料、化工、印刷、计算机等方向。正是这种专业学科的交叉融合，支撑我们在纸质文献酸化老化脱酸增强、纸质文献技术鉴定、古籍与近代文献修复材料研制等方面开展系统研究。
作为一个扎根造纸行业38年的理工科学者，在古籍领域我是外行。为了熟知古籍的“脾性”，我们成立了由文博领域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在多次交流合作中了解古籍修复的需求、困惑及瓶颈。我们帮助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修复竹书画纸，针对性地研发了可以长久保存的纸张和修复材料；尝试改良红星牌宣纸制造工艺，保留非遗产品传统特性的同时，使其更实用、更耐用、更环保；依据字迹残留规律还原古籍文字，建立了一套古籍图文评价体系，助力我国古籍考古研究。
接手古籍修复研究工作，很多造纸行业同行表示不解，是情怀让我坚持了下来。《意见》指出“强化古籍保护基础性研究，发挥科技保护支撑作用，推动古籍保护关键技术突破和修复设备研发”，更加坚定了团队运用科技力量让更多古籍“重获新生”的决心。我国古籍卷帙浩繁，保护工作任重道远。相信会有更多科研人员加入我们的行列，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型“古籍医生”。
传承民族文化 修补历史记忆
讲述人：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青年修复师 郭夕稣
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举办古籍修复研学活动。光明图片
【讲述】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从师范院校艺术专业毕业后，我来到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带着对未知领域的强烈好奇，加入这个缝补历史记忆的伟大事业之中。
记得刚到修复室的第一天，眼前的景象让我深深感动。墙上排列有序的修复工具，焕然一新的古籍字画，专心工作的修复师……一切都体现着修复师对文物、对历史的敬畏之情。
从学徒到修复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积累与沉淀。学习技艺也要磨炼脾气秉性——踏实、认真、不浮躁。染纸的颜色怎样最合适，喷水量多少才妥当，每个细节都有讲究。修复工作动辄持续数月，甚至以年为单位，是个慢活儿、细活儿。有时一坐就是一整天，重复同一个动作，非常需要毅力和耐心。
今天，电子设备逐渐占据我们的生活，有些人淡忘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纸质书籍。而我能够亲手去感受古籍修复带来的文化力量，在修复过程中，看到前人留下来的历史痕迹。让沧桑的古籍重获新生，我内心充满成就感与满足感。
2022年，“古籍保护”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提升新时代古籍保护利用能力和古籍工作水平，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这是古籍保护与时俱进的体现。我想，只有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古籍、爱上古籍，才能让古老的中国文化充满生命力。
发力古籍保护 增强文化自信
刘跃进
【专家点评】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全面论述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总体要求，并就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化古籍工作保障等做了全面部署，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古为今用、再创中华文化辉煌的宝贵资源。1981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同年年底，恢复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业务。此后四十年，我国在古籍的再生保护、系统整理、深度研究以及推进古籍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取得了辉煌成绩。
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郑振铎先生在主持编纂《古本戏曲丛刊》过程中，深感国家统一协调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要性，参与发起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他所参与组织的古籍整理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结出丰硕成果。我后来参与了《古本戏曲丛刊》最后四辑的组织编选工作，对这部跨越68年的超大型项目之可贵、建设过程之不易体会尤深。在工作实践中，我切身体会到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更深刻认识到古籍保护整理工作需要顶层设计、要有统一领导，也有几点体会与建议。
首先，在细致准确地摸清海内外古籍家底的基础上，建议约请各行专家做好中华古籍善本总目的叙录撰写工作，体现新时代的学术水准，为古籍数字化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十几年前就成立了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古籍普查登记、人才培训、数字化建设等一系列实施方案，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总目的初稿编写，为全院古籍保护、开发、利用等提供了制度保障。据我所知，古籍编目工作已全面部署，而古籍善本叙录尚需组织协调。
其次，完善管理制度，制定行业规范，改进评价标准，坚持不懈地、全面系统地推出一批优秀的古籍整理著作，不断组织专家修订完善，最终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威读本。通过这些学术活动，可以有效提高全社会对古籍整理工作重要性、特殊性的认识，还可有效推进古籍整理专业人才的培养。
再次，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的原则，打破局部壁垒。现在，各个藏书机构都视古籍为珍宝，一些稿本、孤本、善本等，藏在深闺、秘不示人。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发生意外，这些孤本可能就永远消失不存，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用起来才是最好的保护。建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协调各部门将所有存世稿本、孤本、稀见本等统一编目，分门别类，系统影印或组织整理、协调出版。这不仅是为学术界服务，而且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古籍、充分利用古籍，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没有各级组织的统一协调，没有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上述工作很难完成。这让我们再次认识到顶层设计、集中管理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瞻远瞩，就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意见》是一项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部署。做好这项工作，不仅会强有力地促进古籍工作全面发展，更是增强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作者：刘跃进，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杜泽逊
【专家点评】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让全国古籍从业者深受鼓舞。
《意见》的发布正当其时。我国是文明大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蕴藏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无穷的智慧，是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根据，是繁荣新时代文化事业、加速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巨大资源宝库。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古籍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理应在组织机制、规模、质量、系统性、深度阐释、数字化、普及推广、国际化等各个层面更上一层楼，以适应中国国力的大幅提升，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意见》正是应这一历史需求而制定的大政方略。
《意见》为当前和今后的古籍工作指明了方向。《意见》明确“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其根本目的是“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意见》对新时代古籍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从指导思想、工作原则、主要目标三个方面明确了总体要求，从加强古籍工作领导体制建设、强化古籍工作部门职责、汇聚古籍行业发展合力三个方面指明了完善古籍工作体系的着力点，从提高古籍保护水平、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加强古籍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三个方面明确了提升古籍工作质量的关键环节，从挖掘古籍时代价值、促进古籍有效利用、推进古籍数字化、做好古籍普及传播四个方面指出了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的具体事项，从加强组织领导、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法治保障、加强财税政策支持五个方面指明了强化古籍工作保障的关键要素。这就明确了“怎么做”的问题。如此全面、细致、具体的古籍工作部署，表明了我国古籍事业的确走上了科学的大道，必然会指导古籍事业取得属于新时代的历史性巨大成就。
《意见》对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有深远指导意义。《意见》从古籍保护、古籍整理研究、古籍出版、古籍开发利用、数字化、宣传普及等各方面做了全方位的周密部署。我们理应以《意见》为指导，完成好国家规划的《永乐大典》存卷系统整理工程、海外中国古籍资源调查和数字化引进工程、《十三经注疏》校勘整理工程等各项重要任务，并从中深入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从而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培养和信任。我们还要从长远出发，培养学生，使他们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打好古典基础，掌握现代化工具，面向国家急需，面向人民需要，为国家古籍事业薪火相传、国家繁荣昌盛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杜泽逊，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