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发展报告

2021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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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呈现三大趋势：一是以学术的方式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二是在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回应时代主题；三是基础理论研究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不断凸显。2021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的重要节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顺利达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正式开启，历史交汇在这光辉时刻。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实践奇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展是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发展同步？我们将在对一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发展的梳理中寻找答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这一伟大实践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在更加坚定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中迎来新的理论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备受瞩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精准的历史坐标。

　　（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七一”重要讲话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要观察和了解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以何种观点来看待自己的百年历史，以何种风貌创造新的历史，要观察和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就不能不深入研读这篇划时代的文献，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益彰显。方军指出“七一”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联系，特别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论断，不仅是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新时代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郑重宣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观上的重大发展。曲青山提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可以发现，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完成了四件大事：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人民、民族、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李书磊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坚定回答了为什么要守初心担使命、如何持续推动全党守初心担使命等根本问题，不断探索筑牢初心使命的有效路径和制度安排，通过这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举措，宣示我们党从未忘记因何而立、因何而兴、因何而进的庄严承诺，开辟了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的新境界，塑造了“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的大党气象。

　　（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我们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回顾党走过的百年奋斗历程，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着重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明确要求，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李红岩提出，《决议》中“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论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理论意蕴和时代内涵。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不曾具有的时代内容、崭新命题和表达方式，包含着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全新的理论内容和形式，适应、满足了时代呼唤。韩庆祥提出《决议》用“根本问题”解释百年奋斗，用百年奋斗支撑重大成就，用重大成就确证历史意义，以历史意义提升历史经验，以成就贡献支撑“两个确立”，用“两个确立”确保强国复兴。从人民、民族、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中国共产党五个主体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进行了阐述和概括。王兆胜认为《决议》具有里程碑作用，对党和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其中对文化建设的论断有四层意蕴：一是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二是将文化建设置于党的意识形态高度加以强调；三是确立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四是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吕薇洲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决议》用“10个明确”“三个回答”“两个是”以及“一个飞跃”，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地位作用进行了高度的凝练概括和阐述。　

　　（三）“四史”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人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陈金龙认为百年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好的营养剂，历史经验是历史智慧的凝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也是促使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我们要在敬畏历史中创造历史，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宋月红认为历史是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四史”研究以历史研究为基础，同时是政治研究、理论研究。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四史”研究继承和发展已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创新“四史”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发展，积极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传播体系和学习教育体系，把“四史”研究推进到新阶段。薛庆超认为最根本的党史研究方法，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阐述党史资料，实事求是开展专题研究，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实事求是撰写党史著作，更好地推动历史前进。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呈现着革命战争时期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赢得社会主义辉煌成就的探索性和坚定性，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瞻性和创造性。要讲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中国故事”。

新时代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

　　2021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理论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重大现实问题积极展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了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百余位中外著名学者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对话。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百年的光辉实践和探索，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要深刻而准确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立足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基础和中国现代化独特的生动实践，必须具备宽广的世界历史眼光、深邃的哲学理论洞察和自觉的文明主体意识。吴晓明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决定性地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一种本质的关联。这种本质的关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通过中国道路的百年实践获得历史性的证明。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当今中国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在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孙正聿指出中国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奠基于和实现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伟大实践之中。如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是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现实基础。张一兵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基于现实国情，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本质体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智慧。艾四林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也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归根到底，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道路。臧峰宇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和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历史规律的决定性和历史主体的选择性，社会发展的系统性与社会实践的创新性。仰海峰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是一条反思性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构架与理论特色。沈湘平提出，“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理念与实践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底蕴和传统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扬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文明智慧，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文明类型指向。袁祖社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之理念、范式及愿景，关涉人类精神生活高度，具有典范性、创新性以及前瞻性和引领性，需要对其所具有的深刻的学理性内蕴和普遍性、范式性思想意义作出科学诠释。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准确深刻的理论阐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重大学术命题。陈学明提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判断，不但从人类发展道路新开拓和人类文明新创造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就和实践意义作出了最新的概括，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上现存的文明形态都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它以全新的形态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广阔空间，站在原有的一切人类文明真理和道义的双重制高点上。庞立生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本质上不仅是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索，而且是一种更高文明形态的创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明人类文明形态正处于历史性变革之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形态，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当代新形态；破解了现代文明发展的普遍性难题，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当代新形态。田鹏颖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观察的新维度，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新超越，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共产主义元素。

　　（三）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谢伏瞻指出富裕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我国如此巨大的人口体量整体迈入现代化进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世界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将彻底改写人类社会高收入国家的版图，在整体上极大提升人类福祉，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积极贡献。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也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为人类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出中国贡献、提供中国启示。姜辉提出新发展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实现共同富裕仍然要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另一方面，新发展阶段又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也越来越具有全面提升性、现实迫切性的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黄群慧提出要以完善分配格局为重要抓手，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推动共同富裕。在一次分配中要注重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协调性，二次分配中要加大分配力度和聚焦公平公正，三次分配中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蒋永穆提出要破解共同富裕四个方面的难点，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失衡、实现程度的非均衡性、如何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要求。在路径的选择上要加强顶层设计、夯实物质基础、守住小康底线、彰显制度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保障公平正义、探索人类社会共同富裕。

　　（四）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矢志不渝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中国民主之路越走越宽广。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日益完善，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不断拓展。实践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谢伏瞻指出，中国民主成功开辟了世界政治史上一条卓有成效的全新发展之路。中国民主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贡献了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方案，提振了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信心。中国民主破茧而出，打破了各种西式民主教条和理论迷思，超越了霸权政治逻辑，克服了现代化过程中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张力，跨越了一些所谓的“现代化发展陷阱”。江泽林认为在我国人民民主权利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过程中，“两会制”民主的核心价值在于立足人民本位，优越性在于民主既反映在选举过程中，也体现在选举前后人民有效有序参政议政的链条上，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就重大问题、重要事项进行充分协商。赵汀阳提出民主在西方当代条件下已经蜕变为“代主”，即失去社会共识基础而被系统化权力所操纵的失效民主。民主的未来取决于是否能够恢复理性，从“意见为本的民主”转变为“知识为本的民主”。他提出基于“双票民主”的投票方案与“箕子民主”的思想资源，通过技术改进来保证合理而智慧的公共选择。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思想理论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学术工作，时代变迁呼唤思想理论学术的创造性发展。而学术和思想的发展有赖于对基础理论的深度耕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研究基础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显得尤为重要。

　　（一）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规律的理解。一般与特殊是哲学的基本范畴，是哲学史上最悠久的哲学主题之一，同时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基础范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般将其放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中进行探讨，而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唯物史观的过程来理解一般与特殊关系的进路较少呈现。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也常被作出公式化的误读。唐正东提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仅仅论述了一般规律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刻地阐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规律的理解。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把对上述两种规律辩证关系的理解，融进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中，融进了他对资本逻辑的深刻阐释之中。郗戈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使马克思能够在特定社会科学形式中构建一种切中“现代的特定现实”的哲学新形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到《资本论》及手稿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理解为一种从普遍到特殊的“推广”和“应用”式的演绎推理，而应理解为从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上升到更为具体深刻的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综合过程。

　　（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推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是新的理论方向。张盾认为马克思最重要的认识论发现是他对科学之物化的发现，资本主义时代大机器工业生产把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完全纳入了资本主义客体运动的综合统一性之中，而马克思把科学吸收于自身之中，将其变成“固定资本的属性”。在认识论上对科学本身的历史的和辩证的自我否定结构的认知，构成了马克思知识观的一个范本，即作为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之差异性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吴猛提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认识论变革问题，分析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研究的“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方法和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两条道路”，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论变革的切入点。这一认识论变革的实质是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对于历史性现实运动本身的把握。

　　（三）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工智能问题研究。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科技革命的重要技术革命方向，近年来引发社会科学界的高度关注。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展开对人工智能问题的探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现实前沿问题的重要维度。孙伟平认为要积极探索合理利用智能系统的“劳动”、有效开展人机劳动协作的方式。在新型社会和新型文明的建设过程中，解决“人机矛盾”和“技术性失业”，消除“社会排斥”和 “无用阶层”，维护人的劳动权利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段伟文提出现在的自动化有一个悖论，大多数参与人机协同的人都被隐藏起来了。海量的内容必须通过人工智能加以过滤，但人工智能不可能把所有不当内容准确地筛查出来，在实际运行中，往往需要数以千计的人工审核员。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曾经指出，自动机器出现以后，人就成为机器的一种延伸。而人工智能时代，人究竟会成为智能机器什么样的延伸，亟待我们进一步探究。

　　（四）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升西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着一系列新的变化。杨国亮认为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资本对外扩张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资本能够“夺取”的“新的市场”越来越少。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的金融化和虚拟化表明资本“更加彻底地利用旧市场”也已经到了饱和的程度。资本主义自身克服危机的手段日渐减少，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极少数‘先进’国”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帝国主义和金融霸权。

反思与展望

　　回顾202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快速发展，也面对着很多新的挑战。而我们还存在问题意识不强、现实感不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必须面向历史现实、面向时代问题，不能变成小众的自娱自乐，不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观念到观念、从范式到范式的空转。特别是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向学术转化方面，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综合性最强的，但我们部分研究者的视野还不够宽阔，不能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性。要真正走进总书记的思想世界和心灵深处，就要对原著和文献多读深学，如果只用自己的话语或套话去解读，就可能导致有些解读文章不能参透要义、不如阅读原文。

　　衡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水平，在于研究本身对于学科进展的意义，而学科进步与否、繁荣与否，应以与社会实践进步相适宜为准绳，并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应相互统一。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标准，在于原创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应该能够以独特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回应各种问题，比如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在哪里？其形态、体系的学理性呈现如何准确表达？这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颠覆了西方的传统理论？这种原创性理论自信，就应该来自中国实践的大背景。如果不能从活生生的中国实践出发来说明观念的东西，而是用某种观念来解释、评判中国实践，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就可能陷入停顿或重复。因为新时代是一个需要原创性理论的时代，只有植根于中国实践才能生发真正的原创性理论。

2021年历史学学科研究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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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2021年，广大史学工作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考古学的系列重要讲话和贺信精神为遵循，紧扣时代主题，围绕学科基础理论和重大实证问题，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世界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绩。2021年历史学研究的总体特点，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宏观问题得到普遍重视，各领域理论反思倾向明显，思想性和问题意识进一步突出。限于篇幅，本报告仅做举要概述。

中国近代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2021年的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聚焦百年党史、抗日战争史、辛亥革命、太平天国史、中国式现代化、抗美援朝战争等重大实证或理论问题。

　　（一）百年党史

　　第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的大变局。曲青山认为，抓住并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和延长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历史任务。石仲泉认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就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救国革命艰苦卓绝斗争的28年。中国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张海鹏认为，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年，百年来的中国道路虽然艰辛、曲折，也充满了胜利、喜悦，我们还要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陈金龙认为，建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话语要有大历史观。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建党之初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方面取得明显成就，积累了初步经验。唐正芒、张春丽认为，这十来年的理论成就和实践经验为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传播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任务，并取得巨大成就。俞樟华、俞扬、陈含英概括了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主要特点。

　　第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夏春涛、陈甜认为，一百年来，党始终带领人民披荆斩棘不懈奋斗，引领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苦难走向辉煌，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金民卿认为，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条件越来越充实，基础越来越巩固。张宏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成功将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四，建党问题研究。回到历史起点追溯建党初心，有助于更好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熊月之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立，并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长期将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与近代上海城市强大的集聚功能等多重因素有关。瞿骏认为，在上海石库门与南湖画艇间有千万条连线，这条条连线即是上海—江南的互动。苏智良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有声有色的活动，也构成了上海近代史的华彩乐章。

　　第五，党史学科属性研究。21世纪以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逐渐成为学界共识。杨凤城认为，设立“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一级学科既是学科发展需要，也符合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李金铮认为，只有将党史归属历史学，将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扩大为“大党史”，才能改变传统党史学者的局限。李良玉认为，以专业特性而言，中共党史属于历史学。

　　（二）抗日战争史

　　2021年的抗日战争研究围绕抗日战争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大后方研究等问题，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拓宽。

　　第一，抗日战争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如何继续推动、深化和创新抗战史研究？李金铮认为，国共两党的敌后抗战研究要凸显中共根据地，但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也应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黄道炫呼吁加强对个体的研究，眼光聚焦于民众之中。袁成毅认为，当前抗战军事史的研究成果明显少于其他领域，还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吴敏超认为，进一步推动区域抗战史研究，应该是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一种可能取向。

　　第二，“九一八”事变研究。2021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臧运祜认为，“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已经构想出由日本人统治并最终占领满蒙的方案，事变后关东军与陆军中央共同确定了占领满蒙后扶植中国人傀儡政权的方针。陈海懿、郭昭昭认为，通过李顿调查团研究“九一八”事变中的“共产主义”因素，有助于深入批判“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战胜利的一大创举，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发展壮大的重要窗口。马思宇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知、理解、决策、执行、反馈，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集中体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之中。金以林认为，新中国的国体、政体、阶级状况、国民经济构成等立国之本，都可以从抗日根据地找到雏形。黄正林认为，随着抗战困难时期的到来，陕甘宁边区部分地方出现“过度动员”，中国共产党为此启动新的动员模式，提升了动员的深度和广度。

　　第四，沦陷区抗战研究。王萌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成立华北宣抚班，将日本势力渗透于华北基层社会，八路军的群众工作成为阻遏日伪势力深入华北沦陷区基层社会的关键因素。王富聪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华北沦陷城市青年学生开展秘密抗战活动，动员了许多学生到根据地参加抗战或在沦陷城市秘密从事抗日活动。

　　第五，抗战大后方研究。高士华认为，抗战大后方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在重庆，希望各地开花、全面结果。潘洵认为，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研究仍存在档案文献发掘整理不充分等问题。曹必宏认为，应充分发掘运用海峡两岸保藏的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料。朱英提出，要想获得抗战史、抗战大后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扩展研究队伍不失为一种效果明显的途径。陈谦平认为，对“抗战大后方”概念作出科学、准确界定是首要工作。徐勇强调，大后方研究需要在深化的开放性研究中实现境内外、学科内外、团队内外的持久性创新性的循环格局，不断获取新的学术成果。江沛认为，抗战大后方的财政体系、工业进步研究仍较为薄弱，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张生认为，历史学和物理学的结合虽突兀，其可能实为不争之事实。

　　（三）辛亥革命

　　202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马敏认为，要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作贯通性、通盘式考察，揭示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王笛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虽然带有偶然性质，但清王朝的灭亡却是其政治体制早已决定了的。赵立彬认为，新藏档案资料和已公布藏档案资料的重新整理对于推进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均具重要意义。汪朝光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他的实业建设构想更值得关注。廖大伟认为，孙中山把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中的人本精神结合起来，再根据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需要形成他的民本思想。

　　（四）太平天国史

　　2021年是金田起义170周年，学界聚焦太平天国相关理论研究及相关史实考辨。夏春涛认为，学界要以科学态度研究和看待太平天国，摆脱神化或“妖魔化”的简单化模式。崔之清认为，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反清起义，清朝也推行了洋务新政，但无力拯救危局。姜涛认为，太平天国不仅有“破”同样有“立”。华强、包树芳从多个方面揭露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真面目。吴善中认为，上帝教是太平天国时期农民表达自己政治诉求、政治理想的宗教。顾建娣认为，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研究太平天国问题，就不会为错误思潮所迷惑。刘晨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归根结底是敌我综合实力悬殊所致。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结合“四史”学习，学界关注了中国式现代化、抗美援朝战争等问题。2021年10月14—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举办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于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彻底改变世界面貌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钱乘旦认为，中国正在走一条自己的路，一条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之路。黄群慧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性成就，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李文认为，从中共十四大到十九大，在不断丰富“小康”内容的基础上都适时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确保了国家战略的连续性、稳定性。2021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相继出版，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更好学习理解历史、树立正确历史观，更加自觉地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朱佳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为五个时期，认为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将来的分期、断限肯定会和现在有所不同。宋月红强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蕴涵着党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杨冬权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人民解放军的立威之战。石仲泉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既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使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

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工作者积极回应时代关切，以扎实学风不断开拓新领域，在中国史学的传统优势领域继续深耕，涌现出不少亮点。

　　（一）先秦史

　　研究者对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等一度相对寂寥的领域投入更多热情，似乎预示着古史学界理论思维意识的凸显。

　　第一，夏商周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研究。罗诗谦认为，夏商两代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类型的奴隶制，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结果。徐义华认为，中国古代缺乏稳定的奴隶来源，奴隶只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功能性甚至只是补充性存在。谢乃和认为，夏商周社会形态为封建社会符合三代历史实际，证实了马克思有关社会形态理论的合理性。任会斌认为，需要以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国际化视野审视殷商文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

　　第二，礼制与宗法制度研究。礼乐既是三代政治的重要基础，也是三代文化的主体内容。刘源分析了殷墟花东甲骨材料中的相关卜辞，解释了其中反映的禳祓之祭。张利军认为，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等方式实现了对宗周等地区的治理。张秀华认为，命将与誓师不同，不能将金文中的命将礼与文献中的誓师相联系。杨博认为，偶数用鼎反映了春秋以后广义之“周人”族群内部诸侯国族在青铜器用文化层面的交融互摄。

　　第三，思想文化研究。赵世超认为，直到殷周时期“巫主民”才被“帝主民”或“天主民”代替。张卉、蔡方鹿认为，先秦儒家的“鬼神”观重视人的情感和伦常，并通过一系列繁杂有序的祭祀仪式表达政治意图。杨念群认为，只有把“大一统”“中国”“天下”三个概念配合起来加以辨析，才能全面把握中国历史的整体走向和特点。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

　　关于民族精神血脉、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基因的研究成为关注重点。

　　第一，文明连续性和文化基因、文化认同研究。刘志平认为，自战国至秦代“秦人和非秦人”的族群区分得到凸显，原来以姬周华夏为核心展开的多层次族群认同格局被以“秦人”为核心展开的多层次族群认同格局取代。彭丰文认为，北魏统治者通过文化整合为建构国家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奠定了重要基础，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何玉红认为，摆脱朝代兴衰隆替、政治体制胡汉之别等认识框架是观察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新视角。

　　第二，敦煌学、丝绸之路和文化交流研究。荣新江、刘进宝、郝春文、项楚、赵声良从多学科、多维度展现了敦煌学视域中中古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张涌泉认为，藏经洞文献的入藏与莫高窟所在三界寺僧人道真修复佛经的活动密切相关。杨富学认为，敦煌文化既是多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王小甫、王铿、荣新江等人的文章展现了全球史视域中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成果。石云涛认为，大量域外植物入华不仅对中古的农业生产、饮食文化等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

　　第三，社会变迁与思想、制度演进及国家治理研究。杨际平认为，北朝隋唐《地令》或《田令》并不决定北朝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杨华认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礼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也存在对礼制性质和时代判断不够清晰等问题。阎步克论证了古代官阶制度、服饰等级与官僚等级的关系。张鹤泉认为，北魏建国后实行虚封五等爵制，这种虚封爵为后世所继承。沈刚以秦简为主复原了秦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面貌。

　　第四，经典文献、出土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李凭、姜霄提出，五省官书局合刻本是二十四史版本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荣新江、史睿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收录了中国、德国、俄罗斯、芬兰、日本等6国22家公私收藏单位所藏373件吐鲁番文献。景蜀慧主持修订的《陈书》，以上海涵芬楼影印中华学艺社辑印《陈书》为底本，形成一个校勘精良的修订本。王连龙整理了南北朝上千方墓志。

　　第五，民众生活史研究。伊沛霞等编《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补充了正史和方志少有记载的人物思想及日常情形。孙晓辨析了自汉至宋女性形象审美文化的流变及其原因。宁欣研究了唐宋时期城市社会进程中社会中下阶层的变化及其特点。

　　（三）宋元明清史

　　宋元明清史研究在基层治理、疾病史和灾害史研究等方面展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

　　第一，基层治理研究。谷更有、徐畅、刁培俊、黄志繁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出土简牍与乡吏性质再思、中国古代乡村的“被治理”和明清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文化认同等方面，探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方向。陆韧、林晓雁进一步明晰了元代基层治理的制度创设。黄纯艳、陈菡旖认为，南宋财政中央集权进一步深化，地方财力不断弱化。柏桦、李静认为，明清时期府县官对下的政务运作中既存在制度的因素，也有个人的智慧。常建华认为，乾隆前期湖南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背景之下。王洪兵认为，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周曲洋认为，李椿年与王鈇为达到“定户”与“均税”目的，分别采取不同思路推行经界。申斌认为，嘉靖时期各地赋役经制册籍的普遍编纂不仅是各地赋役改革的需要，也是新的财政管理技术知识的扩展及其对主政者产生影响的体现。

　　第二，疾病史和灾害史研究。史学界不仅关注了历史时期的灾疫，而且拓展到对疾病史和灾害史研究理路的讨论。于赓哲、杨会宾、刘鹏、王雨濛讨论了疫病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内容涉及疫病对于观念的影响、明清医家的儒学化和地域化以及简易纱棉口罩的历史渊源等。余新忠、冯尔康、李玉尚、丁见民讨论了防治新冠肺炎疫情对医疗社会史学科建设的启示、历史上的灾异文化，以及早期英美对于医疗信息的共享。周琼、方修琦、夏明方、余新忠、马俊亚讨论了灾害史和灾害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及疾病和灾害的影响。

世界史

　　世界史研究在学科发展史、三大体系建设、全球史和跨国史、医疗疾病史以及其他领域，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学科发展史

　　2021年，世界史研究者推出不少总结学科百年发展历程的文章。晏绍祥认为，经过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在世界古代史这个传统上由欧美学者垄断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刘景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世纪研究呈现出整体世界史观兴起、从中西比较到专题探索、研究热潮方兴未艾等特征。侯建新、郑阳认为，要更加重视一手资料的积累和使用，尽快补足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短板和空缺。钱乘旦认为，体系问题是世界近代史乃至世界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张象认为，将世界现代史的起点定在20世纪初更为科学，其下限以定在20世纪末为宜。

　　（二）三大体系建设

　　近年来，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俞金尧认为，当前史学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从事宏大叙事研究的人很少，历史学家有责任提供当今时代所需的宏大叙事。刘德斌认为，大变局形势下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研究，有责任对当前世界局势发展变化的根源给出自己的解释。朱孝远认为，中国学者对文明史研究中出现的错误史观、错误立场、错误理论以及各种强制性阐释，要加强批判力度。

　　（三）全球史和跨国史

　　全球史不仅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史学方法。刘文明认为，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全球史著作的译介，以及之后全球史理论的探讨，国内全球史研究向实证化、微观化方向发展，国内学者原创性全球史成果呈上升趋势。张文涛认为，建设中国全球史学科不仅是克服西方中心论、走自己学术道路的现实需求，还是破除中国“威胁”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求。曹小文认为，我们追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不仅仅是研究空间上的拓展与历史主体多元化的刻意塑造，而且是通过不断发掘人类历史时空内涵的文化积淀构建的新型全球史。姚汉昌认为，加拿大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尔夫以全球视野来审视历史学在人类各主要地区的发展，弱化了西方对历史学产生与发展的作用，强调了史学的普遍性。李剑鸣认为，美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跨国事件，主要不是缘于普通民众的诉求和行动，而是缘于精英领导人的活动和主张。蔡萌认为，跨国史在反思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同时，也要警惕矫枉过正的倾向。刘祥认为，未来的史学研究应实现跨国史与民族国家历史的平衡，两者应相互补充。

　　（四）医疗疾病史

　　姬庆红认为，古罗马帝国遭受过各种瘟疫的创伤，尤其是帝国中后期的三场大瘟疫成为帝国陷入全面危机乃至衰亡的主要因素之一。古罗马的部分农学家、医学家和史学家对应对瘟疫发挥了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向荣认为，如何应对重大疫情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与国家治理能力密切相关。赵秀荣认为，考察近代英国以及欧洲抑郁症概念的流变，及对这种疾病认知的转变，可以反映文明、理性的进步，有助于更深刻理解英国社会的文化建构。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理论等方面均取得明显进展。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不少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重大事件，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历史启示。陈其泰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重视事实和“求真”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实事求是”是互相贯通的。周文玖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导，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产物。张杰认为，《社会进化史》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方法写成的社会发展史著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时期的重要著作之一。周励恒认为，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奠基到充实、从学理阐释到参与社会改造的进展。汪兵认为，胡绳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科学阐释，对党史研究和党史学科建设影响深远。陈峰认为，在本土化、中国化渐成主流的趋势下，域外学术仍然是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成演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汪荣祖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虽然历经风雨，但发展依然呈现蓬勃之态，唯物史观仍然是历史研究难以忽略的理论。董欣洁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在世界史领域的阐释和论断，反映出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长期的、复杂的共生关系。

　　（二）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讨论涉及古代、近代两大时段，涉及史学批评、学术史、学科发展等内容。樊丽莎等认为，司马迁对西域“行国”的记述，将绝大部分西域定居与非定居的牧业民族解释为与匈奴“行国”同俗的游牧民族。瞿林东认为，《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的评价多有失实乃至错误之处，对唐代史学持贬损乃至否定的倾向。刘小龙认为，《明实录》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对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牛润珍等提出，清代将史官议叙范围扩大并运用于史馆修史，保障了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王记录认为，乾嘉学者考文征献，推动了史学的实证性和客观化。

　　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方面，庾向芳认为，民国时期的清史学体现了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下转型期中国史学的特征。刘澍认为，晚清士大夫表现出对古埃及史的浓厚兴趣，希望中国可以从中找出可资借鉴的经验。时培磊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趋势表现在加强与时代的互动、培育学术新人、增强团队合作，以及积极探索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方面。赵庆云认为，引入概念史的研究视角，借助概念史的理论资源与方法工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方向。

　　（三）西方史学理论

　　与此同时，学界同样重视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现状。董立河认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理论家再度显示出对宏阔历史观念的热情，呼唤一种新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希望它能够同历史研究联起手来。王晴佳认为，尽管斯金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认同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但他也同时承认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重大影响。顾晓伟认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并非截然分立，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再到重新整合的过程。刘耀辉认为，霍布斯鲍姆不反对史学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因为这体现了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

　　总之，2021年的历史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同时，在跨学科研究、原创性史学理论成果的推出等方面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展望2022年，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史学界一定会更好地处理时代主题与学术探讨的有机结合问题，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努力推进各领域研究纵深展开，推动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行稳致远。

2021年文学学科研究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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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还是从政治史、社会史的角度来看，2021年都是具有节点意义的特殊一年。回望2021年的文学研究，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学研究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鉴往知来，向史而新”的风貌，在研究对象、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表现出一定的总结性、创新性、当代性和多样性。

年度文学研究的整体风貌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革命、文学创作的新变与研究理念的创新，深刻影响着2021年文学研究的问题关注、价值取向、路径方法，影响着文学研究更新迭代的内在逻辑。

　　学术热点的形成往往与现实密切相关，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总是直接间接地对文学研究形成深刻影响。这一年，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全国文代会、作代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在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下，文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明显增强。用更宏大的历史观审视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问题，用更开放的学科观建立文学研究和生活实践的关系，用更包容自信的文明观刷新学术研究的视野，在历史、现实、未来有机结合中总结历史经验、阐发当代价值，正在成为文学研究的自觉追求。

　　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深层次影响着文学研究的基本图景。这一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载人航天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了新的大台阶；中国抗疫取得巨大成就，堪称奇迹，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支持，让中国人民倍感自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研究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明显增强，立足中国当代社会实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中国问题、时代问题，研究系统性问题、原创性问题，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

　　这一年，科学技术更加深入地影响到文学形态和文学发展，也更加深入地渗透进文学研究的对象、资源、观念和方法中。网络文学、科幻文艺、媒介文化、后人类、技术与人文等，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疆界；数据库建设、大数据方法、数字人文、人工智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新文科概念和跨学科理念深入人心。

年度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和成果

　　2021年，文学研究成果丰厚，创新的理论构建、广阔的学术视域、丰富的问题视角、多样的研究方法，在文艺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学科中都有体现，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党百年伟大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回顾与总结成果斐然

　　在历史的重要交汇点，以百年视野回顾和总结文学发展伟大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鲜明现实意义，这是2021年度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和亮点。从年初开始，《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和一些学术社团，围绕“中国共产党100年的理论与实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的领导与百年文艺”等主题开设专栏、召开研讨会，一方面从百年视野总结和反思文学自身的根基、特质和走向，另一方面深入解析复杂文学场域，努力寻求研究新变，呈现出历史性和当代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批评性和建设性相融合的鲜明姿态。

　　总结党领导文艺经验，探求新文学精神文化价值。文学研究界将百年党史和文学史联系在一起，以百年视野回顾和总结文学发展历程，反思文学的本质内涵和文化价值，彰显文化自信。陈思和梳理了党在不同时期领导文艺工作的不同方法，对文学批评功能和性质的变化做出细致勾勒，指出新文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盟友，还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陈晓明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面向、世界性的面向、大众化的面向、伦理建构的面向、民间再发现的面向、网络与视听开启的新媒体面向六个方面，梳理了百年中国文学建构的精神价值。张清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百年发展与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党在领导文艺工作中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走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道路，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积极探索创新，积累了丰富经验。赵学勇探讨了延安文艺与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结合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解读延安文艺精神的当代性。蒋述卓研究“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生成的互动关系。李永东从“解放”这一主导性观念出发，总体呈现中国现代文学的“解放”书写。谢刚、江震龙研究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阐发了民族共同体诗学的概念。王兆胜认为，百年来的中国散文离不开作为主体的“国体”规约，应更多地从国体散文角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在散文中的行程、特点、规律、价值和意义。

　　反思文学研究历程，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涵。张福贵对百年党史与中国新文艺的逻辑演进及艺术呈现进行深入探讨，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文艺在历史逻辑和思想发展上具有一致性，“党史精神”影响着中国新文艺的内在品质。蒋述卓认为，国家话语各元素之间存在相互牵制、相互补台、相互对话协商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进行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谭好哲认为，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观经历了宣教、认识、审美、文化四个阶段。高建平认为，“他律”“介入”“为民”三个概念构成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线索。傅其林认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三个经典文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三次高峰。董学文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引进形态推向创造形态，从理论形态推向实践形态，从实践形态推向制度形态，逐步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二）“两个结合”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面向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经验，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学实践的关系，成为2021年文学研究的重要面向。人民文艺、民族形式、文化自信、理论自觉、现实主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高频词汇。

　　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2021年，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不断深化。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一文强调，新时代文学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牢记“国之大者”，把握历史主动，勇于担当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新时代文学的强大力量。李屹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蕴含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实现重要突破。董学文、王一川、张德祥、丁国旗、王列生、李西建、范玉刚等专家从人民性、时代性、科学体系、批评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发。

　　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化、中国化的价值和路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与中国文艺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实现当代化和中国化。赖大仁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认为“人民文艺”是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和文艺实践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进文艺观念，引领文艺实践，促进文艺事业蓬勃发展。张永清提出，在反映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根本观点确立与巩固的过程中，苏联化渐趋弱化、中国化逐步强化，表明了新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民族自觉。段吉方分析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文本传播的“三大主线”，即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思想”。胡亚敏认为，马克思晚年摘编的《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拓展和深化，其观念和方法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指导意义。

　　深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赵敏俐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将古代文学研究的视角由传统的重视教化与陶冶性情，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文学本体的认识，建构了一个以“批判继承”为主导的阐释体系。党圣元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形成了从建设性批判到创新性转化的传统文化观。韩高年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下的文学观和社会历史观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主导性思想和方法，古典文学研究面貌为之一变。泓峻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民间文艺传统的重视，与儒家“观诗”“怨刺”“诗教”“乐教”等民本思想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廖可斌通过对俗文学研究的百年回顾指出，俗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三）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和当代关怀日益凸显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随时代变迁而发展，文学的魅力和活力也在时代变迁中被不断定义和重构。文学研究首先要把握文学的历史维度，尽可能客观地还原其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和评价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同时，文学研究从来都是一个现实与历史对话的过程，在对话中发现历史意义，在对话中实现当代价值。2021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和当代关怀日益凸显，“有史料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史料”成为共识。

　　史料研究和文献学凸显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出土文献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廖群利用清华简《系年》论证《史记》称引左氏《春秋》的原貌，程章灿从永州摩崖石刻看文献生产的地方性，刘成国以新出墓志探讨宋代文学研究的拓展等，皆是利用新出文献对传统问题作出新开掘。在现当代文学领域、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史料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成果颇丰。严家炎、洪子诚、吴俊、吴义勤、王尧、刘福春、黄发有、金宏宇、杨庆祥、黄平、斯炎伟等，通过不同方式推进了“有史料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史料”的研究进展。除了一般的作家作品考证等外，与当代文学相关的会议、学习班、编辑部等看似“边缘”的史料研究也深受重视。

　　经典重读和重写文学史深化文学研究的当代关怀。经典重读被置于更为广阔的文本群落之中，阐释力求与时代和文本展开多重对话。张新科认为，把握古代文学经典的建构途径，有助于我们当下对“两创”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探索。莫砺锋通过对辛词陆诗的重读，揭示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许子东、李继凯、张丽军、李建军等对《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文学经典的重读深入具体语境之中，又站在历史之外，呈现出面向当代的关怀意识。《文艺争鸣》讨论当代性的外延和内涵、当代文学作品如何经典化等问题，《当代文坛》就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问题展开讨论，凸显文学史书写的当代意义。

　　此外，呼吁重建文学批评、强化批评功能，探索社会生活变迁、新技术革命对文学生产、消费以及学术生产的全方位影响，都使文学研究的现实诉求日益强烈。

　　（四）研究方法、研究资源的拓展成为文学研究新的生长点

　　学术创新往往伴随产生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的拓展，而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又必然推动学术研究产生新的增长点。2021年，文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的拓展取得重要进展。文学研究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方面齐头并进，数字人文和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越发普遍。

　　数据库、文献平台等电子文献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中华经典古籍库、浙江大学智慧古籍平台等，正在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基础设施。以数据为基础的量化分析方法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思路。刘石等认为，大数据技术引发了传统文献的生产方式创革、结构形态新变，可以革新传统文献学的实践路径，催生新的研究范式，促进传统文献学现代转型。王兆鹏等分析了宋代诗文词作者的层级与时空分布，通过对宋代诗文词作者和作品的统计数据，细化了对宋代文学发展进程的认识。赵耀锋以《文心雕龙》研究为例，证明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形成新的文学解释视域。

　　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受到广泛关注。语言学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观念和方法，学界尤其关注语言学角度的古代诗歌研究。葛晓音、韩经太、冯胜利讨论了中国诗歌语言艺术研究的逻辑起点、节奏与音步的对应机制、语言的“诗化”与诗歌的“语法”等问题。史伟认为，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工具的文学研究传统和以英国瑞恰慈为代表的语义学研究为传统文学研究增加了新的学理基础。王怀义、程国赋重视图像和文字性视觉文本的深刻影响。龚宗杰、胡琦认为，传统文论对音乐性的认识非常有价值。王立新结合文本和语境分析外国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有效性。陈跃红讨论数智时代的跨学科研究。金衡山认为，外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不能离开文学的本体性。

　　域外汉籍以及传统文献的持续挖掘与集成研究促进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视角的转换。张伯伟认为，学者应将汉文化圈和汉字文献当作一个整体，注重不同语境下相同文献的不同意义。陈伯海、陈尚君指出，域外汉籍的发掘和整理已成为唐诗学研究的新动力。孙逊认为，由古代韩国学者和作家撰写的大量汉文小说，为了解和认识东亚儒学提供了鲜活的文本。《古本戏曲丛刊》第十集、《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等文学文献汇编，《石门文字禅校注》《吕本中诗集笺注》等古籍整理成果陆续面世，裨益学林。

　　（五）新的文学文化现象不断拓展文学研究的边界和视野

　　网络文学、科幻文艺、媒介文化、后理论、后人类，不断拓展文学研究的边界和视野，使得文学研究与文学文化新形态同频共振，持续吸引学界的兴趣。

　　当代文论的新趋向。通过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关系的反思，周宪认为，未来的文学会呈现更多的可能性，文学研究始终是回应文学变化所提出的问题。朱国华认为，文学研究现在变成了一种有效的社会批评方法，在整个西方人文学科衰落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学研究一枝独秀。刘方喜从物质性工艺史视角进行考察，认为人工智能正把人从非自由劳动中解放出来，启动人类迈向自由王国三级跳的最后一跃。汤拥华则提出了一种后人类叙事的形式与伦理，强调虚拟身体对身心关系的深刻影响。

　　文学与文化的交融。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日益交融，带来了各种反本质主义以及“后理论”思潮。金惠敏认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并不一般地反对“文学性”和“审美”，而是反对文学本质主义、审美本质主义。邢建昌认为，后理论不是理论的终结，而是一种对大理论的怀疑态度，一种理论反思倾向或转折趋势。汪正龙认为，后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理论或者派别，毋宁说是文学理论新的存在形态，跨学科、小写的理论、自反性是其基本特征，“在之间”、文学的扩容等是其发展趋向。赵宪章认为，文学既是语言的艺术，也可以延异为书写的艺术，“语象”“字像”和“书像”串联起两种艺术的图像关系，对此关系的理论研究即为“文学书像论”。姚文放认为，晚近以来，从“新批评”的“细读”走向“理论”的“粗读”已成为文学批评阅读状况的大势，文学批评的阅读从文本阅读向社会政治分析转移，在文学社会学中有着集中体现。

　　（六）学术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的反思性和创新性研究稳步推进

　　对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的反思性和创新性研究，从来就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和重心。在这些问题上不断取得的成果和突破，显示出文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历史厚度。2021年，除了前面论及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化、中国化问题，经典作家、作品的再认识、再阐发，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等问题外，以下几个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

　　阐释学作为当代文论建构的方法论。中国文论要获得当代性，首先必须对文论的基础性命题进行前提性的反思和方法论的革新。张江再论强制阐释，将“强制阐释论”扩展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阐释理论，提出建构当代中国文论的方法和路径。泓峻认为，“强制阐释论”的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对阐释伦理的强调、对阐释公共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对中国阐释学思想的总结与借鉴等方面。高楠认为，“对象的确定性”被逻辑地置于阐释起点位置、期望与动机等心理学理论的引入，使阐释学得以在更高层次的具体研究中展开。李春青认为，阐释对象的确定性不能理解为意义的唯一性，它还包括文字背后隐含的丰富意蕴。曹顺庆、丁国旗、谷鹏飞、卓今从阐释学与当代社会实践联系的角度，为思考强制阐释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中外文艺理论资源的重新阐释。《中国文学批评》开设的“中西关键词比较”栏目，深化和推动了比较诗学研究。此外，钱中文考察巴赫金的诗学与哲学的主题，张政文研究德国古典美学中心场域中的边缘问题，陆扬关注当代西方文论中的空间转向，赵勇考察阿多诺内在批评的内涵和路径，曾军讨论西方叙事学知识体系中的中国因素，傅修延提出听觉叙事的视角问题，这些研究为我们建构当代文论提供了新视角。

　　文学研究中的“原发性问题”和基本观念的重新审视。左东岭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原发性问题”，主要表现为现代纯文学观念与传统文章学观念的冲突矛盾。张伯伟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认为不宜将概念的演变简化为名词的演变，用文献的胪列取代意义的剖析。赵敏俐主张建立一个符合中国早期经典生成实际的动态作者观，揭示其在经典生成和中华文化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存在的意义。程苏东认为，“天籁说”和“作者说”两种文本生成观念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具有源头性影响。欧明俊主张重新建构传统“大文学”散文观念，走“返本开新”之路。吴周文、陈剑晖认为，散文理论话语的自主性、本土化构建，需重新辨析散文文体的核心概念，辩证处理“载道”与“言志”等多重功能，把握坚守“天人合一”的“原型”精神。

　　重要文学现象和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呈现新局面。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宏观性、长时段、整体性与微观性、短时期、局部性研究互补融合的格局逐步形成。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在理论和价值取向上得到充分重视。贺绍俊、刘琼等对当代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深入解析。白烨强调现实主义的精神坚守与独特表达。张清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要向古老的叙事致意。张均着力于呈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文化创造中蕴含的价值追求。左翼文学和延安文艺研究中，对人民、工农兵、大众等概念的关注持续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2021年恰逢鲁迅诞辰140周年，鲁迅研究继续推向深入。邱焕星提出文学政治作为国家政治、文化政治以外的第三种视角，用以分析鲁迅思想的政治向度。孙郁分析鲁迅作品与中国文化中佛教因素的联系。黄乔生、张丽华从文体和叙事层面深入讨论鲁迅经典文本的文学复杂性。袁先欣、陈洁突破传统文本研究方法，从语言、声音和视觉性入手，对鲁迅作品进行多侧面解读。

　　此外，张隆溪、方维规、高旭东对世界文学的论述，王向远、黎跃进对中国“东方学”的研究，纪建勋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的梳理，均值得关注。

今后文学研究展望

　　纵观2021年的文学发展动态，可以看到，理论与时代之间的张力正凸显出来，理论建构的当代意识不断增强。文学研究与文学实践的结合更加紧密，学术研究的思想性和创新性正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今后的文学研究应当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刻把握文学研究更新迭代的内在逻辑，强化主体性，拥抱多样性，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

　　加强基础研究，着力突破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基础研究是学科体系的源头，具有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没有基础研究的扎实根基，学术研究就缺乏稳健发展的根本保证；没有基础学科的持续创新，学术研究就缺乏紧跟时代的充足动力。文学研究作为基础学科，尤其需要持之以恒加强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的研究，尤其需要在重大理论问题上重点突破，使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

　　打破学科壁垒，推进融会贯通。学科构成了知识生产的结构，规定着学术生产的理念、方法和目标。学科的划分既是理解和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也在有意无意间重新分割世界、重塑世界。就文学学科而言，一方面学科整体规范清晰，自成体系；另一方面，不仅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壁垒森严、难以对话，文学二级学科之间同样相互隔膜、故步自封。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实，面对时代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实召唤，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在一种既坚守又开放的研究态度和学术格局中，寻求理论高度、思想深度的新突破。

　　笃行守正创新，锻造学术精品。创新是文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和第一动力。创新的前提是守正，就是要遵循文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基本规律和基本价值观；创新的路径是互鉴，就是要以开阔的胸怀和视野面对多样性，在交流中迸发光芒；创新的目的是锻造学术精品，服务于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文学研究应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勇于主动设置议题，推进“三大体系”建设，用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视野的学术话语解读中国文学，提炼中国经验，弘扬中国精神，展现中国形象。

　　胸怀“国之大者”，回应时代召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这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召唤，也是加快建设文学研究“三大体系”的基本遵循。只有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胸怀“国之大者”，才能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文学研究的脉动，把文学研究真正融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中，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真正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2021年经济学学科研究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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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0周年，我国步入“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正乘势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年，我国经济学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研究要义和根本出发点，坚持科学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坚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全面阐释，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研究

　　2021年伊始，《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明确提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新时代，以问题为导向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源泉。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成为我国经济学界肩负的重大使命任务。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指引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行动指南。刘鹤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连同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马建堂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根植于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建设伟大实践，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明确回答了中国经济形势怎么看、发展阶段怎么分、发展目标怎么定、新时期经济工作怎么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怎么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遵循，是新时代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辉煌篇章。

　　谢伏瞻提出，立足我国改革发展实践，树立全球视野，研究、揭示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也是中国经济学界肩负的历史使命和重要任务。因此，站在全局高度，深入学习和准确把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也是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郑庆东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党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还在实践中重塑了经济发展理念、动力结构、增长模式、发展战略，引领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傅华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原创性，体现在其根植中国经济发展的时空和方位，精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独特规律，深刻洞察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特点、优势和深层矛盾、主要问题，对于“两个大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可以从“美”“实”“效”“协”“共”五大特征予以整体解读。

　　顾海良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是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还包含着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这一经济思想实现了狭义政治经济学向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拓展，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基本路向和理论要义。

　　何毅亭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飞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民族性六个理论品格。

　　洪银兴认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于进入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以问题为导向创新经济学理论，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各个层面研究经济规律，深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主流经济学地位将不断得到巩固。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王一鸣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循环再审视，其历史逻辑是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阶段性演进，而其现实逻辑则是在统筹“两个大局”中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高培勇认为，从历史方位到指导方针，再到路径选择，三者紧密关联，是一个完整而系统的体系，而贯穿其间的一条重要逻辑主线，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李毅认为，新发展理念既是我们认识为何发展、为谁发展、如何发展、靠谁发展的世界观，也是指导我们做好具体工作的方法论。刘伟认为，新发展理念明确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指导原则，即加强全局观念，增强问题导向与忧患意识，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形成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认识和解决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问题指明了方向。王灵桂认为，新征程上，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局面、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内涵，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逄锦聚强调，要科学把握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高质量发展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主要目标；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解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靠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

　　2021年，经济学界深入挖掘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当代价值，围绕经济社会大循环的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下的资本逻辑、数据要素与数字经济时代特征、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等重大现实问题展开广泛讨论。

　　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实体经济大循环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根本制约，使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需要的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集中表现为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刘晓欣提出，资本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的三类运动中，有两类为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加剧了经济系统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暴露了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立。而市场经济下的资本逻辑及其价值与其所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旨在满足资本获取更大利润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用公有制及其资本形态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性超越。正如周绍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目的，必须矫正资本逐利的一般属性，加大资本补偿劳动的力度，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生产力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技术进步上，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形态。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新一轮发展，数字生产力的发展是由数字技术不断创新推动的，最终带来了数字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但学者们都强调要辩证看待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技术。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劳动方式和劳动形态的新变革。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隐藏于非物质化的数字产品中；二是“数字生产过劳”现象成为劳动异化的新样态；三是智能生产使人与他的类本质更加对立；四是劳资关系被深深隐藏在“人机关系”背后，劳动者遭遇技术性失业并“向下流动”，引发资本主义劳资对抗深层次的社会危机。有学者认为，从生产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数字资本，其基本矛盾、剥削及积累本性都未发生根本改变。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表征形式是数字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虽延缓了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历史进程，却未改变其垄断性和掠夺性、寄生性和腐朽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实质。

　　推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准确反映中国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从而研究、解读乃至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程恩富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要义，包括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为研究指导；以初级社会主义物质和文化领域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研究要法；以揭示初级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的经济规律为研究任务；以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研究目的；以完善初级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促进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现代化发展为研究方针等。

经济领域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2021年是建党百年和“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机遇、新挑战，围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兼具全球视野、历史观照和本土特点的阐释与解答。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与实践。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因此，对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百年经济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性回顾，从学科层面进行学理阐释与高度概括，进而提炼出有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视角与议题，是当代经济学者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亦是2021年中国经济学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在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机整体，为进一步探索经济发展的中国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顾海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化中国”和“中国化”两个方面的结合，前者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共同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思想过程。谢伏瞻认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把革命、建设、改革、强国事业推向前进，由此形成了党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成功经验。金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求真变革的伟大思想奉献，党的领导作用与党的唯一行为目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两者密不可分。黄群慧提出，在遵循世界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中国创造性地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党的百年即是领导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世界工业大国并开启向世界工业强国进军的伟大征程。此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回顾研究后一致认为，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以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为导向，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百年历程的显著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的主题。与会学者江小涓认为，中国40多年来的对外开放走出了一条既符合本国国情又遵循发展规律的新道路。当代中国学者应在特色与共性中寻求理论价值，讲好关于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故事。蔡昉反驳了“涓滴效应”的理论假说，认为缩小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我国当前必须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积极培育和巩固中等收入群体。黄群慧基于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全景式梳理，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与实现路径。刘元春进一步测算了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项目标参数，强调以构建新发展格局释放新的发展红利。林毅夫从有为政府的视角，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中国政府最根本的决策动机。吕炜围绕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财政的关系，强调了社会主义财政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何德旭认为，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凸显了中国式金融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与会国际学者则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意义。谢尔盖·格拉济耶夫认为，中国建立的“混合式”治理体制不仅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也为打造世界经济新秩序作出重要贡献。亚历山大·罗曼诺夫认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推动世界步入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化发展新阶段。郝福满认为，中国的减贫工作具有真正的全球意义。学习中国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将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所应承担的一项重任。

　　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成为2021年的重要话题。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现阶段推进共同富裕仍然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地区、城乡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相对较高，在实现收入增加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要以缩小收入差距为重要着力点，不断完善与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相协调的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杜绝两极分化。李实、陈宗胜、黄祖辉等学者认为，与新时代乡村振兴目标相协调，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需要深刻认识到共同富裕的短板在农业农村，不断提升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张来明认为，促进共同富裕，不仅要推进收入分配公平，而且要着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机会均等，促进健康公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资源普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杨宜勇认为，共同富裕要兼顾定性和定量，测算共同富裕系数要求“共同”和“富裕”有机统一。

　　乡村振兴。随着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的如期实现，我国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阶段。学者们从高质量乡村振兴的路径、内生型乡村振兴等视角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理与路。黄承伟认为，高质量乡村振兴不仅是“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在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以及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魏后凯强调，要通过形成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发展共同体，在“三农”各个领域构建制度化、规范化、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全力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走内生型的乡村振兴之路。苑鹏提出，切实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要从解决小农户当前存在的小、散、兼、弱等共性问题为切入点，深化农村改革。 

　　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在传统的东中西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更多关注我国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问题，进而探讨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的实现路径。迟福林认为，当前南北方区域差距扩大有其客观必然性，不能把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协调发展出现的新特点简单归于南北差距问题。还有部分学者聚焦区域重大战略联动，并将实现区域协调和联动发展，视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我国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发生着重大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持续创新能源生产，优化能源消费，推动能源革命。谢克昌认为，必须因地制宜推进区域能源革命，形成统筹协调推进区域能源革命的良好格局。部分学者基于对未来全球油气市场可能出现结构性余缺、区域性供应趋紧的研判，提出要统筹现代能源产业建设，把握世界能源技术发展趋势，统筹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多元化、稳定性强的能源供给格局。“必须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守好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底线。朱晶认为，当前必须推动我国粮食安全目标由产量向竞争力转型，实现农业支持政策从国内外分轨向内外对接转型，主动风险管控外部粮食市场与资源利用，全面提升内外粮食安全治理能力。宋洪远认为，新时代的粮食安全观已不仅局限于粮食产量和质量，还涉及纵向维度的供应可持续性和横向维度的多功能性。

　　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重塑大国竞争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刘志彪认为，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除了规模巨大、结构完整、功能强大、机制完善和环境优化等显著的外在特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应在其建设和完善过程中体现中国文化和中国体制的特色。学者纷纷赞同，以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宗旨实现各类要素自由流动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需要财政、货币、区域和营商环境等政策协同发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重，是当前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制度保障，推动高质量发展尤其需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刘晓星通过对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韧性测度的研究发现，中国宏观经济韧性稳步提升，对形成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金融科技发展快速，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对高质量发展中用好金融科技意义重大。郭敏提出，需要重视以一般地方国有企业和转型后的融资平台为主要来源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的切入点是优化发展当地经济和提高企业效率。

　　碳达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任重道远，需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学者们对我国碳排放和能源结构的现状与未来趋势进行分析研判，并结合“双碳”目标进程，提出能源低碳转型的系列举措，尤其对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的产业变迁、城市发展等进行了热烈讨论。潘家华认为，中国的碳中和进程，不仅可以推动我国新时代新理念新格局的转型发展进程，还要引领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创新体系。立足新发展阶段，学者们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高度，探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现实意义与推进方向。吴晓波认为，国家创新体系需要从兼顾“卡脖子”技术和“杀手锏”技术的发展需要，充分释放新型举国体制下多元创新主体间的协同效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多层次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等维度发力。吕薇提出，我国科技创新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的新阶段，从科技大国向建设科技创新强国奋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维、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成为“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举措，讨论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成为热点议题。蔡昉认为，中国的人口转变日益表现出具有世界上最快的老龄化速度、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以及未富先老的特征。还有学者估算发现，人口快速老龄化将对中国2020—202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产生重要影响，抑制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张和减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或成为两个重要机制。

　　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反垄断。围绕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学者们展开深入探讨。蔡跃洲认为，1993年以来，数字经济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贡献的增加值均保持快速增长。发展电子商务、数字媒体等新兴部门，实现ICT对传统行业渗透，将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经济旨在真正服务于人民群众综合素质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不能任由资本无序扩张和肆意垄断。孙晋提出，平台反垄断监管需要积极推进高效的包容审慎监管、公平公正监管、协同整体监管、激励性监管、信用监管和智慧监管。

　　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余淼杰认为，目前全球化的基本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生产的贸易化和全球的地区化也没有改变，WTO主导的全球经贸格局，可能逐步演变为以欧盟为中心的欧盟经济圈、以亚洲为中心的东亚自贸区与北美自贸区的三足鼎立。畅通全球供应链需要加强世界各国协作。针对我国外贸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再创新高，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部分学者探讨了当前形势下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路径。特别是RCEP协定已经于日前生效，一些学者积极围绕我国申请加入CPTPP和DEPA等区域经贸安排，探讨构建多边机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

2021年哲学学科研究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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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赋予哲学界的神圣使命。2021年，我国哲学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现实关切引导理论研究与创新，在各主要学科领域均取得新进展。

　　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哲学探索经验及其成果

　　202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哲学界以此为契机，系统总结了党百年哲学探索的基本经验及其重大成果。学界一致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与关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点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在恪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使其中国特色更加鲜明、中国主题更加突出，更适合于解决中国问题。

　　首先，中国共产党百年哲学探索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始终坚持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中华认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历史进程，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汪信砚提出，在新征程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其次，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哲学智慧。王庆丰提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思维方式转换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发展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思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赵剑英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丰富哲学智慧主要包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使党永葆生机活力；重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构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决定作用与历史人物特殊作用之间的关系；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

　　再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内在动力和实践理路等相关研究。吴晓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在于，除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或原理能够深入于社会—历史的现实，并在这种深入中得到全面的具体化，否则它就立即丧失其生命线而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了。而这样一种经由社会—历史之现实而来的具体化，对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来说，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刘同舫提出，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特质既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来源，也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理论动力；中国现实问题的转换及其解决的客观要求是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实践动力。陈加飞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辩证法智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为政党主导与人民主体相结合、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方法论自觉。

　　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实践创造，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辛鸣提出，需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文明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好就好在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同向共进，让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沃土，让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新时代光辉。颜晓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指明了正确方向。

　　现代化无疑是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时代课题。杨学功认为，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思中国现代化道路。经过一百多年为现代化而持续探索和奋斗的过程，中国已经走过了“西天取经”的阶段，开启了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这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韩震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是在知识生产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越是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中国应该抓住新形态知识转换的历史时机迎头赶上，力争再次成为世界创新国家。欧阳康认为，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文明以全新形态进入当代人类文明体系，展示出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

　　深度揭示百年大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逻辑和世界意义，是时代的使命。任平、吴建厂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即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它不仅在新的规律性趋势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也超越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经典现代化道路，而且以中国方案开辟了人类文明新路向。唐爱军提出，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需要上升到唯物史观高度。它遵循了整体性文明逻辑，构建和蕴含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冯俊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同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发展变化的不同描述维度，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021年，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中国哲学”研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展现新时代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资源，在文明交融互鉴视域中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张志强提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深厚土壤之上，我们需要立足当代实践，以体用一如、综合融通、古今贯通、守正创新的态度，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发出凝聚中华文明价值和中华民族力量，回应人类共同命运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罗传芳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只有与传统中已经萌发的具有现代文化意蕴的思想精神结合，才能让现代文明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积极融入世界的一种自觉意识和能动性选择。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思考促使人们聚焦知识体系构建中的中国当代哲学，思考哲学究竟是怎样一门学科。俞宣孟提出，摒弃传统“学案”，转向“哲学史”，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要求，更蕴含着学术观念的更新。在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中，呈现出了探寻哲学原初起点的课题。这种探寻不仅有助于论证中国哲学之为哲学，也有助于哲学本身通过观念的更新在我们的时代得到新的发展。李河认为，对“哲学”概念可以从单数形式语词和复数形式语词两个角度来加以解读。其中，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金岳霖问题”刻画了后发国家学界普遍面临的“两难处境”。它在哲学领域就体现为“‘中国哲学’VS‘哲学在中国’”之争以及由此衍生的“中国有哲学吗”这类质疑。人们无论选择哪一方答案，都会面临一种吊诡的处境：赞成它的理由与反对它的理由同样有力。这种处境造成部分学者或偏执一端、或无所适从的学术心理。

　　哲学研究要深入理解和阐释中华文明，首先要有大历史观，注重从“理”字下功夫，深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层面研究，用心揣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介入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可行路径。譬如，儒墨两大学派之间的学理关系，以及如何将二者融会贯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2021年，中国学者从仁爱与兼爱异同论出发分析儒墨的相通与互补，从“儒墨不相用”到“儒墨必相用”，肯定墨子是孔孟之间的重要环节，强调儒墨会通对于中西会通的借鉴价值。

　　写好当代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学科体系的现代化内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中。中国哲学研究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陈卫平提出，写好中国当代哲学史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基础。当代中国哲学家的共同理论品格是：在理论立场上，坚守马克思主义与以创造性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在理论资源上，马、中、西相会通；在理论构造上，哲学与哲学史相交融。陈来提出，“中国哲学史”本质上是东亚文明和东亚国家在教育和文化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学科。哲学这个概念不应该被认定为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而应该是世界多元文化中一个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柴文华认为，中国哲学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史，亦即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发展史。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亦具有现实合理性。当下学界出现了一些消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声音，似乎以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所创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毫无意义。对于这种观点不能完全认同。

　　让哲学讲汉语

　　如上所述，中国学界曾出现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这场争论既代表了人们对哲学的不同定义，又表达了中国人渴望让哲学讲汉语的心声。程乐松提出，就以中国生活经验为内容的哲学活动而言，哲学的普遍性、中国思想的特殊性、汉语表达的独特性共同构成了一种持久的理论张力。从文化主体性出发，要避免将哲学的普遍性错置为西方性，也不能将规范性理解为具体的审查规则。赵敦华提出，20世纪伊始，哲学在中国开启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历程。这个转型包括三个趋势，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西方哲学处境化。

　　当“以西释中”和“以中释中”两种常见策略都已不足以改变中国哲学研究面临的困境时，中国学者们已经触摸到“汉语世界”的一些本原性哲学问题。譬如，孙向晨认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汉语哲学”这个概念，“汉语哲学”在发展中正形成自己的范式与概念，这些哲学问题的提出与表达直接涉及汉语世界的精神结构、汉语概念的构成以及汉语本身的特质与规律。

　　中国学者提出的“汉语哲学”，意在避免国别性，而强调哲学的普遍关切。对于共同的普遍关切，不同的语言世界会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加以回应。那么“汉语哲学”的特质如何得以呈现？与西方哲学的思考有哪些不同？在本体论框架下有哪些差异？这些问题都值得在哲学层面上加以探究。

　　为此，我们对汉语哲学充满期待，汉语哲学应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去解答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汉语哲学应该提供源自我们的时代并超越我们的时代、充满真善美的公共思想产品；让哲学讲汉语应该是几代中国哲人为之奋斗的理想，而这个理想已然照进现实。

　　文化自信与经学研究热

　　经学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由文化自信开启的文明自觉，迫切需要一种立足中国道路实践的知识体系，而回归中国传统“经学”则似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赵汀阳认为，经学具有无穷复制性和自身强化能力，一旦解释学或经学被作为普遍方法而垄断了知识生产力，思想就失去外源性而转为内向性，文化就失去生长能力而形成文化自闭症。正是经学传统和心学传统对学术的轮流统治使得中国传统思想丧失了对本源性问题的关注，进而导致理论性的退化。面对经学能否承担起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之任务这一问题，吴飞提出，哲学确实应该讨论本源问题，但本源问题并非就是逻辑—语言的本源问题，而应该是生活经验的本源问题。在王中江等人看来，经学为哲学提供了根基与土壤，而哲学则标示经学研究的高度与深度。脱离了经学的中国哲学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离开了哲学的经典研究也将丧失理论和方法的武器。

　　对于当下的经学研究热，也存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杨国荣认为，从现实层面看，今天的思想使命不是简单地复兴、回归经学，而是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传统经学，并将其引向更广意义上的经典之学。杨庆存等人也认为，21世纪的“新经学”研究应立足于从传统文化中深入发掘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在完善和重构经学框架、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传播体系诸方面下功夫。

　　阐释学研究热度不减

　　中国阐释学的建构，首先必须在解决诸多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元问题上有新的见解和进步。

　　张江主张，阐释是有对象的。对象是确定的。背离确定对象，阐释的合法性即被消解。坚持阐释对象的确定性，坚持阐释学意义上的整体性追求，对阐释动机的盲目展开以有效的理性约束，是实现正当及合理阐释的根本之道。坚持从现象本身出发，坚持阐释的整体性观点，坚持阐释的多重多向循环，是合理规范阐释强制性的有效方式。李春青认为，阐释对象的确定性主张没有问题，但不能把这种确定性理解为意义的唯一性，它还包括文字背后隐含的丰富意蕴。朱立元对强调阐释对象的确定性表示赞同，但他认为还应当增补“同情”（同情、理解他人）作为自我的另一种本性、本能和公共阐释的基本心理基础。

　　洪汉鼎提出，阐释是当代哲学诠释学最核心的概念，其本质为文本与阐释者之间发生的共时性而非同时性的意义生发和效果历史事件。陶东风认为，阐释是一种基于语言公共符码的公共交往行为。“强制阐释”的核心是强制，它是通过权力强行推行的一种牵强阐释。刘成纪认为，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奠基于《周易》的象思维。中国传统阐释学之所以生生不已，充满活力，原因就在于以象思维建构的文本具有意义的开放性。

　　心灵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首先，关于传统心灵哲学问题，如自我或人格同一性问题和他心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费多益认为，放弃传统的时刻同一性确认思路，重新表述对持存问题的设问，进而尝试从语言角度探讨理解同一性的途径，有望走出个人同一性问题的困局。宫睿提出，虽然叙事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人格同一性理论，打破了意识观点与生物观点僵持的局面，颇令人瞩目，但是它也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困难。叙事主义并不有利于人格同一性的构成。高新民等人主张，西方的人格同一性研究尽管很发达，但还是能看到其中存在着成果数量多而发展质量相对不高的危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充分吸收多个学科的成果，在本领域发出有中国气派声音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崔中良和王慧莉认为，近年来研究他心问题的具身模拟论有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和困境。沈学君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解答传统的他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契机。陈巍提出，作为表达统一体的心灵为感知他心提供了直接的通道。

　　其次，心灵哲学前沿问题尤其是意识与无意识问题研究持续推进。倪梁康提出，如果意识现象学不满足于“有意识的心灵”或“现象学的心灵”的研究，想探讨包括无意识的机能或权能在内的全部心灵生活领域，那么它就必须与机能心理学合作，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全部心灵生活的现象学。赵泽林提出，意识并不是某种局部物理机制所呈现的现象，而是一种脑、身、环境等各种要素系统作用的产物。不同意识状态“内部”各层、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哲学阐释正在成为意识研究的关键问题。居飞认为，精神分析虽借助无意识概念质疑了古典哲学的某些观念，却更多继承并发展了笛卡尔以来的主体论，因此也碰到了前者内在的某些困难。

　　科学技术哲学面向现实与时代挑战

　　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发展态势良好。当前，科技发展越发呼唤哲学的登场，而科学技术哲学也在不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段伟文认为，科技哲学应该为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神经科技等科技发展提供全新的价值体系，更应为人类实现科技时代的文明跃迁提供必不可少的思想、方法和智慧。黎德扬认为，科学与哲学的结盟是科学与哲学自身的内在需要和生长的必要环节。

　　不少学者对前沿科技有关问题的哲学和伦理学研究，逐渐秉持更务实的态度，为有关各方提供了更切实的学术供给。而且，在科学技术哲学发挥其应有社会价值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积极践行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并碰撞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成果。王天恩认为，在信息文明时代，无论思维异化还是思维异化的扬弃及其意义，都得到空前彰显。李建会认为，在智能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中，会因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或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而导致伦理难题。

　　科技向善，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李伦等人提出，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新兴技术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伦理风险。如何有效解决科技伦理问题，防范科技伦理风险，保障科技创新健康发展，已成为科技伦理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科技伦理治理法制化对于克服科技领域存在的伦理问题、促进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人类增强、数字化等领域的有关问题，依然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孙伟平认为，我们要建构一种新型的人机协作、人机和谐的伦理新秩序。杨庆峰认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必须防止对人工智能的过度想象，防止人工智能神话的出现。肖峰认为，在脑机接口带来的身体革命效应中，需要处理好治疗与增强的关系，在追求更满意的身体与避免身体改造的风险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王国豫和梅宏认为，塑造数字化世界的伦理秩序，需要提升数字化时代公众的数字化素养和能力。

　　此外，在过去的一年中，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中很多经典问题的研究都在稳步推进，涌现出大量成果。不仅脑与认知科学、生命科学技术、量子计算与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为学界所关注；同时，学界在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知识论、科学方法论、科学传播、科学文化、科技政策等领域，也产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未来可期的中国伦理学

　　中国伦理学研究不仅持续关注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等领域各情境的发生与发展，更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国伦理学的理论和表述比之过往已呈现出更为强烈的现实关切和更为深刻的认知愿景。

　　首先，政党伦理研究凸显中国共产党的伦理思想与伦理智慧。刘武根认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政治伦理建设，紧紧围绕执掌国家权力“何以必要”“何以可能”这一政治伦理建设的主题主线。戴木才、彭隆辉认为，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首要政治伦理关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即党群关系问题。晏辉提出，构建能治与善治的政治伦理基础正是将好的国家治理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根本道路。

　　其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注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反思与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础上，阐释与构建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付长珍认为，伦理学学说经历了从“新道德论”到“道德革命说”和“道德科学说”，再到“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说”的理论转型。冯契的“智慧说”理论体系为当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的重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再次，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学研究，注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学阐释与伦理实践路径，探讨何以为全人类的和谐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刘利乐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遵循合作共赢、民主共商、权责共担、和平共生四个伦理原则。袁航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历史的重要一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现使共同体的伦理关怀由抽象的个人转向全人类，为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构提供了启发性方案。余达淮、伍丽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在世界历史的前进过程中逐渐取代狭隘的民族和区域意识，成为实现人的和谐、自由、整体性发展的真正共同体。

　　此外，生态伦理注重绿色发展、“两山”理论、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现实问题的伦理学基础与伦理治理路径的研究，思考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何以向纵深推进。教育伦理方向注重立德树人与师德师风建设的伦理学基础与实践路径等问题的研究，意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反思与展望

　　回顾2021年哲学学科的研究，虽然之于更广大意义上的时代性对话而言，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和表述尚未凸显出掷地有声、具有引领性的思想力量，然而比之过往已呈现出更为强烈的认知渴望和更为深刻的发展愿景。思想传承与理论创造是一场比拼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长期过程。从方法论上看，中国哲学界要准确认识思想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的重要特征，加强“大历史观”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与原创性、统一性与融合性研究，塑造整体的、统一的中国思想观。这是中国当代哲学参与国际学术竞争的重要基础。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其一，如何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进一步学理化、系统化，为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化进程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是哲学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其二，准确把握和科学回答时代问题，准确把握和科学回答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唯一途径。其三，对哲学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命题的再反思，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环节。其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成为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国与世界”的语境下思考中国思想，将为我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助力。其五，在国家重大战略与社会重大需求的哲学研究方面，应在实践交叉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借由知识体系与认知进路的延展而进行理论创新，从而构建真正意义上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性价值的中国哲学体系。

　　总而言之，在新的一年，我国哲学研究应立足当下的中国与世界，立足学科发展前沿，在提出和回答时代问题的同时，进行更具创见性以及全球视野的自我更新，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学理支撑，进一步彰显学术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的伟大力量。

2021年公共管理研究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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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主要关注三个面向。一是现实问题研究。聚焦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主题的深入探索，体现了中国之治。二是前沿领域探索。以数字中国建设为背景，开启了数字政府建设思考以及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与反思。三是基础理论深化。学科属性、学科边界等基础理论问题得以进一步廓清。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一门强应用型学科，回顾2021年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进展，我们发现其研究指向与深化改革总目标高度吻合，鲜明的应用性特征与现实进展紧密相关，在回答和回应时代之问与现实之需的探索中，完善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

以“十四五”规划为引领

展现“中国之治”

　　公共管理的应用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公共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路径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公布，使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进一步聚焦现实问题。

　　1.公共管理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概念，学界由此展开深入研究探讨。

　　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以此为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进行研讨。公共管理学界的参会学者打破以往分议题、划界线的研讨模式，站在整体性和逻辑性的高度，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个主题，从其前提性、历史性和现实性方面展开讨论。可以说，无论是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还是其学科自身，都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紧密相连，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其自身的建设发展进一步向世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没有一条现代化道路是贫穷的，反之，现代化的本质就包含着富裕。徐勇提出，消除贫困是一项巨型社会工程，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之一，同时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铺平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亦存在着一个认识过程。朱光磊指出，从改革开放以来各阶段的政府职能转变和升级中，可以历史性地见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如何发展而来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也经历了几次转变来适应新环境、新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转变政府职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2.积极参与共同富裕话题讨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我国要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郁建兴等人在研究马克思相关思想和中国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总结出当代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三个关键元素：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同时，提出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在激励相容和制度匹配的原则下，通过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创新，消除那些让贫困累积、让不平等代际传递的制度性因素，激励民众以更加主动、能动的精神状态共创财富、共享繁荣等观点。

　　有学者把推进共同富裕与第三次分配联系起来，何植民指出，第三次分配可以鼓励优势人群积极投身慈善事业，能够有效引导“先富带动后富”，使先富群体的财富更多地从代际传递向横向转移转化，梯度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与此相应，有学者从公共服务的角度切入共同富裕的话题讨论，如胡志平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有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相匹配，其中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可从一个侧面激发共同富裕动力，进一步丰富其内涵。

　　3.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言献策。2021年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随着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如何在理论上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重点之一。黄承伟总结了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前沿问题，其中关键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可以说，党的领导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根本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力量保障，指明加强党对乡村振兴领导的方向、重点和路径，是坚持党对乡村振兴全面领导的根本遵循。韩鸿提出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三农”工作，需着力构建适合乡村资源禀赋的产业体系和“三治融合”机制，强化乡村治理能力。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两个方面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主要着力点。

　　2021年关于乡村振兴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此法适用于开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活动。胡高强等人指出，学界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讨论部分地忽视了利益分配问题，从乡村产业富民的视角出发则可以有效避免这个问题。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才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刘颖指出，乡村人才振兴应该走专业化、精细化道路，乡村人才管理体系应该进行数字化建设。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中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如何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周柏春提出了五个方面：政策保障、党建文化引领、农民主体力量支撑、物相附着涵养、产业带动。

　　4.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题受到关注。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被提上日程，同时在“十四五”时期，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以实证分析的视角看，刘小春等人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总体和分项测度情况入手，得出的结论是东部、西部省份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省份则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原则高度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着力增强非基本公共服务弱项，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对此，高传胜谈道，“十四五”时期，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要着力营造有利于有效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积极参与多层次、多样化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环境与生态系统，进而促进市场、社会和政府部门协同发展与包容性治理的良性格局早日形成。

　　关注现实是公共管理研究最根本的属性，在面对社会实践和公共问题时，公共管理学界群策群力，把全部智慧和经验倾注其中，以学术的方式展现了“中国之治”。

前沿领域聚焦技术治理

构建“数字中国”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概念的提出与演进，数字技术渗入社会各领域中，作为强应用的公共管理学科，数字技术在治理领域的运用可以说体现得最为充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意识到局部的技术融合无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挂钩，“数字中国”的全面落地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与具体实操，基于此，数字政府建设成为聚焦点。

　　1.数字政府相关研究力度加大。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政府建设处于学界所普遍认为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我国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在此机遇下，数字政府建设恰逢其时。学界在关注“数字治理”的过程中，总结梳理了数字技术对于文化，尤其是文化产业产生的影响。江小涓认为，数字文化成为市场主流，对文化消费结构、文化生产结构、文化市场结构和文化国内外比例结构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江小涓指出，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应用，在中国形成了大市场与丰富传统文化资源的双重优势。这个趋势将延续，技术与文化将继续相互加持，彼此成就，数字文化产业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对技术发展方向和文化创新传承产生深远影响。

　　数字政府建设赋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丁煌基于地方综合试验区案例研究指出，在未来发展中，应推进数据要素流通助力数字技术释放更多潜能，包括深化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的赋能、推进公私数据融合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理顺政务数据管理和使用的权责关系、明确政务数据与企业数据的差异和科学持续推进政府统筹能力建设等。杨冬梅等人从功能向度指出应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驱动公共治理精细化和筑牢技术制度基础，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

　　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数字政府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有学者开始思考如何建设数字法治政府的问题，这不仅可以使数字政府走上法治化的轨道，更是依法治国在“数字中国”建设中的具体体现。如鲍静已经意识到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的重要性，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依然存在一些短板，需要着力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顶层设计、体制机制、执行实施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与优化完善。可以说，在数字政府建设的前沿领域，学界的思考已经走在了实践的前面，一些理念、方法和理论的提出已经部分地具有前瞻性。

　　2.协调区域治理研究前景广阔，大有作为。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构成，是国家治理的具象化，换言之，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意志的具体表现。

　　区域治理不同于地区治理，后者更多的是基于一个行政区或地域的概念，多以空间性为主；前者则更体现出治理的多维度，同时打破原有地域或空间划分，具有跨地区、多主体等特点。我国的区域治理亦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姚尚建基于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城市治理的发展进程，总结出我国逐步从城市治理向区域治理扩散的结论，指出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以及城市治理在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积极推进，完成了市域治理向区域治理的创新扩散。

　　新时代探索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抓住关键主体，何李认为，这个关键主体是城市，其是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可行路径的切入点。城市的规模、能级、布局能够显著影响所在区域的发展水平高低。但是一些传统的治理方式也要有所调整，燕继荣指出，今后的研究或可在破解条块分割困局方面下功夫，在此基础上，本着改善公共服务的原则，构建基层协同治理格局；本着“政府机关”与“福利单位”分离的原则，再造政府治理体系；本着信息化智能化原则，打造平台式数字政府。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区域治理的主体在城市，但有别于传统治理观念，其更多的是以城市群的形式出现，如近几年国家常提及的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刘子飞基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构建科学合理的行政机制、建立公平自由的市场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行政管理、市场参与、生态环境等方面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周锦等人则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城市群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的逻辑机理，即在“政策设计—产业合作—文化协同”的框架下，充分利用各自的文化资源要素，推进区域内城市互联互通，建设文化合作平台，促进文化产业差异化集群发展。

　　在协调区域治理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处于一定的张力关系中。学界更多地关注在打破地区间行政管理的跨区域治理的同时，区域整体生态环境有受到破坏的风险，如何避免或有效实施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成为协调区域治理的热点问题，亦是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欧阳康等人提出新时代推进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进路，以此解决生态治理的现实困境。其逻辑进路在于加强“主体建设”，不断激发生态治理主体的活力；完善制度体系，大力推进生态治理制度的现代化；打造智慧生态，努力实现生态治理技术的现代化；加快体制改革，以消除生态治理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优化评估体系，以促进生态治理评估方法的现代化；明晰减碳目标，逐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3.参与全球治理话题和议题的讨论。全球治理是公共治理的题中之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双重背景下，我国已经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内公共管理学界也开始逐渐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话题和议题讨论中，尤其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更需要从学理层面寻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理论支撑。关婷等人在反思全球治理失灵的现象的基础上，提出对全球治理体系需要调整的理念性与结构性根源进行深层次剖析，结论是应摒弃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下的一元治理模式，构建以多元国家模式为基础的全球治理规则主导体系。赵可金同样认为，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办法是超越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但他的侧重点则挖掘到西方知识体系中，提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本体论、超越二分法的多元综合全球治理认识论、打造中层理论架构的全球治理方法论。

　　在全球治理的具体领域中，互联网和海洋生态环境受到国内公共管理学界的关注。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一直以来被西方意识形态霸权所掌控，但随着区块链技术的逐步推广给全球互联网治理带来转机，或可说区块链内生的技术优势与安全机制，为网络空间公共议题治理提供了可行路径。金华认为，当下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构建问题，不仅是互联网治理的问题，更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因此在提倡用区块链重建全球互联网秩序的同时，应关注主权区块链在制度规范与技术规则方面的深度融合。

　　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研究中，我们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但无论困难与挑战如何艰巨，中国势将积极投身到全球海洋治理中，也必将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治理之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傅梦孜等人指出，中国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新兴大国，要争取合理合法的海洋权益，构建公平正义的海洋国际秩序，可在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倡导“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以“蓝色伙伴关系”为构筑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细胞，与尽可能多的国家打造全方位、多层次、最广泛的“蓝色伙伴关系”，推进区域海洋治理。同时，在条件发展许可的情况下，乘势而为，力争主动作为。

　　4.算法治理逐步进入学界视野。当下所谓的大数据时代，背后的实质是一套算法逻辑，算法揭示了大数据时代的计算工具及其特点。胡键指出，算法治理的主要方式是算法推荐，即通过已经获得的线管数据对相关的对象进行推荐，以达到治理的目的。王文玉等人则认为，将算法嵌入政府治理的进程，就是要发挥算法在帮助或替代政府作出决策过程中的优势，从而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然而，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算法却存在着算法失效、算法不正义和算法歧视等问题，从而导致其失去客观性。任蓉等人就看到了算法嵌入政府治理可能引发算法偏见有损社会公平、自主决策减损政府公信、代码至上危及社会民主、数据滥用侵害隐私安全等社会风险。王贵则从权力的角度指出，正在兴起的算法行政权要引起一定的关注，而不能任其无限制发展。关注算法治理的学者都认为，应该对算法进行规制，通过伦理规制、法治的手段，让还未走远的算法回到“以人为本”的正路上来。

　　虽然前沿科技可以助推公共管理的发展，但我们也应注意，技术只是手段，人才是目的，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发展同样重要。无论怎样强调融合发展，人与对象的二元关系始终是思考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只有明确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科学技术才能真正为人所用。

反思学科属性  构建“三大体系”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可溯源于20世纪后半叶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治理理论等。在中国，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相异性以及如何建构中国公共管理学理论，是学界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只有解决了舶来理论的问题，才能真正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1.反思公共管理的学科属性与边界。在所谓后疫情时代，公共问题成为各学科争相讨论的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管理学如何参与到公共问题的讨论中，其背后指向的是公共管理的学科属性和边界问题。杨开峰把这种情况概括为公共管理学科是否具有学术自信的问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改变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方向。他总结了新冠肺炎疫情给公共管理理论带来的八个挑战，其中，“是否关注了重大问题和宏观维度，是否把管理与政策联系起来，是否把宏观、中观、微观联系起来”“研究的批判性、理论的批判性”等问题，值得学界深思。

　　反思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建构，只有客观地判断公共管理学科当下境遇，才能更好地谋划未来发展。娄成武认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在于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并且突破公共管理学科的局限，实现本学科各领域之间以及和其他理工学科之间的互通互融，从而解决学科发展与治理实践中的前沿问题。侯志阳等人把“中国”作为一种方法，系统阐述了中国情境下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问题构建、理论生产、资料获得、过程分析的中国特征。

　　2.应急管理研究趋向体系化。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需要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

　　学界在应急管理研究中普遍认为，提高应急管理水平不仅要在具体的规章制度上下功夫，更深层的转变则是在思想观念上。薛澜等人指出，仅在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上下功夫是不够的，还应从基本理念入手，其中提出的从条块化应急管理转变为综合式应急管理，从动员式应急管理转变为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应急管理的理念，为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学理支撑。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和其他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我们必须客观认识到世界已经身处高风险社会。在此前提下，陈振明指出增强公共治理风险观念的重要性，底线思维、忧患意识与风险观念必须贯穿公共治理的全过程，而这不仅是一时之需，更应以常态化心态处之。张康之则认为，在高风险社会中更应加强共同体意识以及有关风险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同于以往的知识生产，而是在风险社会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中产生的。

　　3.行政管理研究突出“改革”特点。中国公共管理脱胎于行政管理，虽然公共管理具有强应用的学科属性，但理论基础却不是弱项，在更具现代化研究的特点中，行政管理的研究领域一直是公共管理的基础研究和研究的基础理论。竺乾威在比较了传统公共行政对国家能力的定义后，从“政治—行政”或“政治—管理”并重的角度对国家治理能力做了界定，强调国家治理能力包括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合作治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创造公共价值的能力，并提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需要从制度、组织和价值三个维度进行。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政府治理模式及其内涵也逐渐丰富。模糊性治理作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后产生的概念，近几年开始受到学界重视。何艳玲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问责权的概念，指出问责权将绩效考核、政治责任和人民承诺融为一体，不仅构成了模糊性治理中的检查验收权，且具有更强的总领性，并超越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实施权而居于总领性地位。

　　有学者关注到政策机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重要性。赵静等人指出，政策机制是一国政府在日常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发展出的特定操作方式，包括政策策略、目标确定、手段选择等。随着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政策复杂度的增加，政策机制的多元性凸显，政策机制与政策领域属性的匹配使用对重大政策改革效果的影响更为关键。

　　在行政管理众多研究领域中，政府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依然是2021年关注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检验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标准是其创新度。高小平等人认为，孤立看待行政管理制度创新，或抽象地把行政管理制度创新与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创新相等同，会陷入“理论脱离实际”的陷阱，而“分类”是研究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原理的基础，在行政管理制度创新的结构性、运行性、赋能性三种类型中，赋能性或可成为新的创新点。

　　在行政管理的研究中，一个关键词在2021年常被提及——“放管服”改革。朱光磊指出，审批与监管的关系是“放管服”改革推进过程中的主要关系。它反映了“政府—市场”关系的调整，具有优化营商政务环境与推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双重功能。潘小娟则把“放管服”改革与法治政府建设联系起来，指出两者具有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其中法治的精髓在于限制权力、保障权利，而“放管服”改革的要义在于限制权力、规范权力。胡税根等人通过梳理“放管服”改革取得的成就和现有问题，提出应加强“放管服”改革的系统性。他们提出的建议是，需要各级政府运用“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四种方式加快各领域改革探索。可以说，近几年来简政放权和优化服务成效明显，迅速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结  语

　　纵观2021年公共管理的现状和学科发展，关注现实、紧跟政策的研究特点仍然突出，这值得肯定。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面对复杂且具体的公共问题时，公共管理学科的边界似乎变得模糊，或者说其他学科的参与使得这一新兴学科应接不暇，甚至出现了碎片化的研究倾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共管理研究的学科属性仍有待加强。强应用固然是其学科特点，也是现实赋予的属性，但如何在学科交叉、学科融合的背景下保持学科特征，可能是公共管理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其深层根源还在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的持续完成。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共管理研究需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更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最终落脚在系统性和专业性上。未来公共管理研究在兼顾学科属性的前提下，体现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相融合的特点，应是走出学科发展困境的一个路径。

2021年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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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局部地区动荡不定，大国力量深刻调整，全球性挑战持续增多。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不断深化对中国自身对外交往理论及实践总结，围绕统筹发展与安全等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

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对外交往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构建积淀了深厚的学理底蕴，这无疑成为2021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首要关注。

　　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演进过程，有助于找到构建新理论的坐标。李滨、孙玉琦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对外交往置于世界秩序的百年变迁中，从秩序结构角度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突破“结构束缚”的成长史。这在百年来弱国的成长史中是罕见的，也是西方新古典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无法给予解释的现象。与观察外部国际环境不同，李开盛基于内部民族复兴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思想与实践的演进过程及其逻辑进行归纳，认为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与对外交往实践在不同时期的演进，既反映了民族复兴使命驱动中国外交演变的历史逻辑，又反映了民族复兴的安全保障、富强发展、文明重构三个层次内涵的逐步递进。

　　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是走向理论创新的关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正确看待党对外交往历史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进一步开拓党对外工作取得新成就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刘世强认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外事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罗建波在总结党对外交往工作启示时提出，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党外交外事工作的根本宗旨。余科杰、安姿瑜立足党对外工作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核，提出党对外工作的百年宝贵经验体现在如何处理五大关系上，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正确处理与他国执政党和在野党交往的关系。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跨越世纪奋斗征程中的突出贡献，郭树勇认为，中国共产党以不同的方式维护了世界和平，包括抵制美苏冷战、推动世界多极化、持续化解世界政治转型伴生的结构冲突和话语对抗等。柴尚金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关注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对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认为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相继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新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发展同各国政党的交流合作，推动构建新型政党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党际交往理论。徐坚认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创新，可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驾驭国际事务过程中形成的经典理论范式中汲取营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等论断是国际关系学说中的经典中国范式，新时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传承和发扬新中国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是集大成者，这些均是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成就，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道义制高点，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吴志成、李佳轩聚焦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正确义利观，提出了中国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的道德取向及价值追求，把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中国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中国人民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统筹起来，指引新时代中国外交以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为重点，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手段，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此外，习近平外交思想中还包含着鲜明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为路径的国际秩序观。石斌提出，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人类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思想底色与精神气质，突出强调国家独立自主、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互不干涉内政等一贯原则，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与历史经验，以及本土关怀与世界眼光、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有机结合。

　　在擘画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蓝图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尝试对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进行制度化构建。任晓、金天栋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有着合理的制度化缘由，并尝试论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借“一带一路”倡议和联合国改革推进制度化构建的可行性路径，包括对接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改革联合国组织制度和法律体制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一项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作为外交能力建设的一部分，新时代外交话语体系重构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愈发明晰。通过对比西方话语体系，叶淑兰梳理了中国外交话语权的生成逻辑，提出在结构上以阴阳共生与多元结构思维跨越中西“话语鸿沟”，在类型上以提升战略性外交话语权与制度性话语权为关键。杨明星、赵玉倩以国际关系学、叙事学和传播学等跨学科研究为视角，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叙事内容逐步体系化的过程，认为“大国外交”的宏大主题，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转型。李博一则提出，与西方霸权型、非黑即白型的二元对立话语不同，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均以积极融入和自觉塑造为主要特征，体现出中国的仁智理念。

加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形势研判

　　2021年，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经历着深刻变化。基于此，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大国关系、地区秩序、全球治理等“大势”继续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在历史和理论层面更加丰富、视域也更加开阔。

　　关于国际格局的研究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一项紧迫任务。杨洁勉强调，国际格局正由多极化趋势转入多极格局，将在与全球事务、全球治理更加紧密的互动汇总中形成新发展。庞珣、何晴倩通过考察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动，将国际格局总体式样和变化概括为“中心—边缘”的高度等级分化和“东升西降”的整体走势。秦亚青也指出，世界霸权时代已告终结，两极对抗取而代之的可能性甚微，发展趋势将呈现多极多元化。时殷弘认为，全球或将分裂为以中美为首的两个“紧密阵营”和一个巨大的“中间区”，后者将逐渐形成共同意识形态特征，伴以相应的国际政治实践，并代表未来世界政治主潮。

　　伴随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建立什么样的新秩序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达巍指出，当前国际秩序出现自由主义色彩消退、民族国家作用强化的趋势。中国必将在国际秩序构建与改革中拥有更大权力。中国须在规范性和操作性层面做好设计，回答好什么是“好的国际秩序”。徐进认为，相互依赖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最突出特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凸显国家间相互依赖，是对国际秩序前景的全新想象，更是对国际秩序相关理论的全新发展，必将重塑当代国际秩序规范。

　　除了全球层面，学者还从领导力、经济、社会、安全、科技等多个视角讨论了大国关系。凌胜利基于议题领导力视角，毛维准从安全与发展议题出发，董柞壮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陈拯分析了美国经常性成为多边国际合作机制修正者的战略动机；刘露馨则阐释了美国以构建排外性科技联盟为目的作出的科技战略重大调整。

　　针对当下的中美关系，学者提供了诸多有益思考。就中美是否存在“新冷战”，陶文钊指出当前中美关系与美苏冷战有着根本区别，王帆认为中美关系的相互依存性没有改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不赞成以“竞争”界定中美关系，指出中美关系的基本现实和最大特点是“复杂性”，主张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来定位中美关系，并提出“三条基线、三大原则、三层合作”的路线图，即不热战、不冷战、不脱钩，一个中国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聚同化异原则，以及双边层面、区域层面和全球层面的合作。此外，就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王竞超认为其目的是遏制中国，从长远看中国维护海洋权益、保障海洋安全等核心关切均将面临严峻挑战。但刘雪莲、郭鸿炜也指出，中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实力基础和外交经验，使中国有能力在“印太”区域发挥大国影响力，积极塑造有利于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新格局。

　　基于当前全球治理举步维艰的现实，2021年该领域研究重点落在气候治理和全球卫生治理两方面。张锐、相均泳指出“碳中和”目标及其行动正在重构既有地缘政治形态，中、美、欧的合作是成败关键。赵磊等学者梳理了全球卫生外交的实践，指出中国需高度重视全球卫生治理，加强前沿问题的跟踪研究，加强全球卫生外交战略、人才、话语权、制度创新、企业创新等多层面能力建设，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夯实基础，在全球健康治理新场域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

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当前，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大安全格局意义深远。随着“国家安全学”被列为一级学科，其理论及学科建设议题成为2021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

　　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了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袁鹏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一方面由安全威胁多元化的国际安全新形势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新的历史方位、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和要义正是“总体”，即系统性、全面性、辩证性和统领性。李建伟也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国家安全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作用、总体性质、立场宗旨、道路方向、布局体系、防范化解、科技支撑、法治轨道和共同安全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时代国家安全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和重大理论创新。

　　国家安全学作为新兴一级学科，其学科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等亟待完善。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张宇燕、冯维江厘定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核心概念，借助这些概念提出并初步论证了七个理论命题。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李文良提出，国家安全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国家安全现象和规律构成了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在学科体系中的定位集交叉和综合属性于一体，未来发展应探索国家安全学学科门类建构的可能性。李峰等选取美国开设国土安全专业的部分高校，定量分析其课程设置情况、总结其相应特点，以期为我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此外，针对安全战略，唐永胜强调，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跃升，中国的国际角色发生了重要改变，国家安全面临着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局面。筹划国家安全布局，越来越需要大战略思维。宋德星也指出，当前的大国战略竞争以网络、太空、深海、极地、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战略竞逐为牵引，包括高科技竞赛在内的新一轮战略能力较量，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际政治的基本面貌，对于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至关紧要，因此应一体统筹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一体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一体统筹陆地和海洋两个战略方向。

以学科建设促动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国式发展

　　相较于2020年，2021年的区域国别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在概念辨析、研究方法、学科建设、学术刊物及学术会议等方面更是可圈可点。

　　第一，进一步探讨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概念内涵及边界。一直以来区域国别研究在概念界定上并没有形成科学化的学理表达。赵可金将名称确定为国别区域研究，具体指对某一域外特定国家/联邦区域、地理区域和文化区域进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的知识体系。也有学者将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国别属性剔除，专门对区域研究作出学理阐述。王向远提出，区域研究的宗旨是建构区域的“共同历史”“共同文化”乃至“区域共同体”，尤其是文化共同体和审美共同体。

　　第二，突出了跨学科与多元方法的运用。严安林指出，区域国别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跨学科”，需要考虑使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对此，郑春荣强调应秉持从下至上和从上至下相结合的方法。还有一些学者将研究思路聚焦于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方法，李晨阳提出，开展区域国别研究要提高研究者的对象国语言水平、立足丰富的田野调查经历、具备突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区域国别研究中也不能无视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具有通用解释力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余南平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判断区域国别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行为，有着高屋建瓴的诠释效用和研判指示作用。

　　第三，凝聚了学科建设的力量。2021年学界对于建立区域国别研究一级学科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高校和刊物编辑部多次组织学术会议探讨学科建设情况。2021年5月，《俄罗斯研究》《国际展望》《国际观察》《国际关系研究》以及《德国研究》编辑部共同举办了“新发展格局下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与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同年8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国别区域学科建设会议。除了相关学术会议，一些高校先后组建区域国别研究的专业机构，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立了国别和区域高等研究院。此外，《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根据以往访谈汇编而成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理论与方法》，从历史和理论角度对区域国别研究进行了思考。《俄罗斯研究》和《国际观察》两本期刊也开设了相关专题。以上这些都凝聚了区域国别学科的建设力量。

　　第四，深化了区域国别研究水平。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阵地也在不断扩展，在地区研究上出现了欧亚转向。黄达远和郭润田提出区域国别研究的欧亚转向，强调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兼顾区域内部视角。就中亚研究，学界也开始关注地区治理机制及其变迁的理论阐述。曾向红提出，空间重塑、治理实践、互动规则、象征政治是中亚地区治理及其变迁研究中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四个维度。就太平洋岛国研究，学界正由关注宏观性的传统权力结构转向关注域内国家的本体性研究。梁甲瑞考察了太平洋岛民“海洋即家园”的海洋治理观念。陈晓晨则以太平洋岛国为例，证明了联合起来的小国在一定外部条件下可以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上有所作为。

计算社会科学拓展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

　　2021年国内学界对于计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接纳进程正在加快，技术创新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转型。

　　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受关注程度显著上升。蔡翠红和戴丽婷认为，技术变革是促使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因素，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促进了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推动着外交的变革。高奇琦和陈志豪指出，量子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新技术，不仅是推动智能革命的引擎，还是促进人类认知变革的重要力量。

　　就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学者们从恐怖主义、国际移民等角度作出了回答。谢磊认为，人工智能的使用，增强了恐怖分子与国家政府进行不对称冲突的能力。陈程和吴瑞君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移民各个阶段和领域的应用，如移民流动的预测管理、自动化决策、身份识别、机器学习与匹配、情绪分析、边境监测及机器人技术等场景。

　　虽然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支撑，却无法替代研究者所要承担的核心研究工作。针对此类问题，庞珣强调，有必要让未来的研究者受到“数据革命”鼓舞的同时，也知晓 “识别革命”审慎的要义，较早开始建立两者之间的平衡。卢凌宇和张传基根据大数据预测的工作流程，归纳并分析了国际政治事件预测实践中各个环节所面临的约束条件，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因果关系在大数据预测中的作用。

　　国际关系的大数据实验室作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数据科学创新项目，已经通过综合运用各类算法和超级计算为决策者提供服务。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先后利用数据算法分析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的走向。此外，一些学术会议的举办也进一步加强了学界关于数据科学的对话与互动。2021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举办“数据科学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机遇与挑战”学术会议，涉及数据科学在比较政治学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和历史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该中心还与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等机构，共同建立并维护了中国政治史系列数据库、中国外交史系列数据库、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追踪数据库、世界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比较数据库和美国对华印象和态度追踪数据库五个大型数据库。

学科发展新趋势与新挑战

　　除了上述亮点，2021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在理论探索上还显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新趋势和新挑战。

　　第一，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路径日渐凸显，但学科融合仍是掣肘因素。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成为国际体系演进的重要变量之一，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显现出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上的优势。除了前文提到的庞珣、张宇燕等学者的研究，国际关系学界还涌现了肖河、潘蓉的《大国经济竞争策略的选择机制》，程恩富、李静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等诸多运用国际政治经济方法的研究成果。

　　当然，国际政治经济学自身还面临着理论发展的挑战。正如李晓所言，在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格局主要矛盾的背景下，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拥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但只有真正实现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跨学科发展，并构建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第二，比较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探索前行，仍需打破西方经验的垄断。随着近年来比较政治学在国内快速发展和提升，比较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也得到更多探索。首先是比较区域研究。张紫昕、刘丰翻译的《比较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文，系统介绍了比较方法在区域研究中的应用。其次是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耿协峰系统梳理了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视野、理论路径，并强调与比较区域研究相比，比较地区主义研究往往关注地区的整体性和共性。魏玲则认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进一步强化了多元世界秩序的图景，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学术创新高地。

　　但是，学者们也注意到了比较方法的局限性。徐秀军指出，要彻底改变比较地区主义中的欧洲中心倾向，就必须依靠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非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不仅要打破西方经验的垄断，还要打破西方学者的垄断。而这也是推动比较研究的题中之义。

　　第三，外交话语研究方阵初见规模，但广度与深度尚待拓展。2021年，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外交话语的研究持续升温，并沿着与语言学、传播学交叉的路径前行，着重对中国外交话语的转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权建构、话语阐释及对外传播进行了研究。除了前文提到的杨明星、叶淑兰、李博一的相关研究，李开盛、曹德军、欧亚等学者的研究共同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理论方阵。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还提出了外交话语学科建设问题。杨明星认为，在新形势下，外交话语学科创建是加快推进外语学科转型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但是，外交话语研究确实还处于尚待成熟的阶段。如尹悦、景莹所指出的，目前外交话语研究还存在话语分析与外交研究深度融合不够、对具体领域的外交话语和周边邻国外交话语研究不足，以及对外交话语传播方面的实证研究匮乏等问题。基于此，外交话语研究亟须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第四，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形成，但面临尚待“走出去”的考验。2021年，潘忠岐主编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一书，从中华经典中发掘出一系列具有国际关系理论意涵的概念，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工具。此外，学术期刊还促发了一系列相关成果的发表。如谢桂娟对“华夷”国际观的重新审视；陈康令对“礼尚往来”的重新思考；赵滕对纵横家的利益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挖掘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形成的逻辑和历史起点。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要产生超越中国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和在世界范围的实际应用，必须经历“走出去”的理论考验。2021年10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和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中华文化视野下的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提出，只有“走出去”，才能使理论在内涵上产生意义、在思想上激活辩论、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并因此逐步上升为一般性理论。

　　第五，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迎来新阶段，但整体研究尚难成气候。2021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探索呈现多元多样的姿态，其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引人注目。由杨美姣翻译的《香蕉沙滩与基地： 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中文版正式刊行，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整体走出“三大理论”误区，更好地认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性有着积极的意义。此外，范若兰的《东南亚女政治领袖研究》与李英桃主编的“妇女、和平与安全”研究丛书第一批成果的出版，也为沉寂多年的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总体上看，2021年国际关系研究继续朝着主题多样、路径多元的方向发展，理论探索更加注重立足中国价值、中国立场，但整体研究能力提升的最大掣肘仍然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础理论的建构，理论创新能力直接影响到整体研究水平的提升；二是学科自身的交流与融合，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条块分割，制约着学科内部的资源整合和利用，影响了理论的通融与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能否行将致远仍取决于理论突破和学科融合的程度。

2021年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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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密切关注重大现实问题，深入聚焦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持续推动研究范式转换，多维探析学科发展创新之路，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重大主题研究

　　结合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现实问题，新闻传播学围绕“建党百年新闻事业发展”及“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两个重大主题，展开了集中而深入的研究。

　　（一）建党百年与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童兵提出，党的领导和党媒事业同生共长，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媒的灵魂与指导思想，党的政治领导是党媒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与不竭动力。郑保卫、王青提出，新闻事业百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其思想精髓可概括为“坚持党管媒体”“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是党的新闻事业百年来取得非凡成就的最宝贵的思想和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引领百年新闻事业发展的思想指南。陈力丹等多维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时的路”，分析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传播观及其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依据大量珍贵史料原件和访谈，展现了列宁《火星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传播轨迹。邓绍根以五四运动后《新青年》转向为中心，直面历史争论，重新考察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过程，追寻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历史原点和优良传统。丁柏铨考察了建党百年来舆论观的演变轨迹，提出党的舆论观在改革开放后进入系统性理论构建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体现出系统化、系列化、创新化的显著特点，舆论引导“时度效”论、“同心圆”论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季为民考察分析了党的新闻理论在百年新闻实践中接续传承、吐故纳新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逻辑。董天策等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新闻宣传舆论工作中先后形成了党性原则、舆论监督、以正面宣传为主、媒体融合、现代传播体系等核心理念，充分体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时俱进的理论活力与理论魅力。马凌、刘胜男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观念、宣传组织与宣传方法的角度，考察分析了宣传与新闻、宣传与鼓动、宣传与舆论、宣传与教育、宣传与文艺的关系。

　　新闻体制和新闻政策是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润泽、王婉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总署的成立与撤销为线索，考察了“党管媒体”原则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周庆安、刘勇亮提出，百年来党的新闻发布工作经历了从个体到组织、从宣传到对话、从应急到常规直至成为党的考核机制的变革，折射了党从革命者到治理者的角色转换。姬德强、朱泓宇从党际、国际、命运共同体三个维度考察了中共百年对外传播史，提出对外传播主体身份的变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角色的传承、转化与发展。刘小燕、崔远航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政策的研究图谱，提供了观察中共百年新闻政策演变的另种视角。

　　新闻实践研究关注到报刊活动的宣传动员和修辞策略。陈信凌、邱世玲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最早建构的新闻宣传实践框架及其在“唤起工农千百万”宏大事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在“统一的体制与格局”形成前，它是新中国媒体运行的先行摸索与成功预演。周旭东、徐开彬考察分析了中共早期革命运动宣传的修辞策略，提出运动修辞主要是为处于进步潮流和阶级压迫中的劳动者提供“觉醒”和“起来”的合理性，《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开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正是这场办报活动在修辞层面的延续和体现。

　　（二）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新时代如何推进国际传播实践与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关注的另一个重大主题。

　　从宏观上把握国际传播的理念和方向具有根本性意义。胡正荣、李涵舒提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中国国际传播的推进应“回到中国”汲取原生文化营养，构建国家和民族的全球化话语叙事，在破与立中形塑“可被理解的中国”。程曼丽提出，新时期中国国际传播的创新发展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为西方社会理解中国发展提供适应性话语，又要讲好“世界道理”，为求解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姜飞提出，利益、边界和秩序构成国际传播变局三大历史线索，当前核心焦点是秩序推动与导向的变局趋势，主要表现为对一个平衡、健康、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降低不确定性秩序的期待和实践。

　　“全球中国”成为国际传播研究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周庆安、卢明江提出，国际传播既是全景式展示中国形象的过程，又是清晰叙述中国独特魅力的过程，中国叙事和世界议题相统一是国际传播面临的重大挑战。刘滢提出，为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错位”现象，应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置于全球视野下进行考量，致力于塑造“全球中国”形象。张毓强、庞敏提出，未来国际传播推进的逻辑基点应是“理解中国”“回到中国”，并围绕“全球中国”这一逻辑核心打造“可沟通的中国”。史安斌等进而认为，“全球中国”不仅是全球范围内正在形成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力形态，也是理解新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战略的“去中心化”方法论。

　　推进国际传播体系和能力建设是关键之举。段鹏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体系离不开理论支撑，当前国际传播研究内卷化严重，突出表现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门庭冷落，存在基础理论与实践研究脱节的状况。孙利军、高金萍探讨了国际传播中“污名化”中国共产党的深层动因，提出海外中国学是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渠道，有助于从外至内共筑中华民族自信。陈薇以知识社会学作为分析框架，探讨了基于知识生产、知识共享和知识对话的国家话语国际传播新路径。李鲤提出，中国国际传播转型升级有待对接全球数字平台的内在逻辑，在整体观视域下思考数字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进路。宫承波等提出，分众传播理念指导下的国际传播实践不足以解决国际传播效能低下的问题，“分众传播”理念需逐步升级为“精准传播”理念。

媒介变革、范式转换与学科创新

　　在技术与媒介变革背景下，如何推动研究范式转换促进学科创新发展，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未来前景的重要问题。

　　（一）媒介变革重塑新闻、记者、新闻业的认知及边界

　　媒介变革深刻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观念。胡翼青、张婧妍提出，互联网使新闻变得更加“常识化”，新闻边界走向全面开放，如今很难说清“什么信息不是新闻，或者什么信息是新闻”。白红义认为，数字技术深刻嵌入新闻业日常运作，导致什么是新闻、何为新闻业、谁是记者等“元问题”发生了改变，冲击和改变着传统新闻学理论体系。姜红、印心悦提出，当数字技术成为社会构成性要素，新闻的力量不仅在于“表征”现实或“传递”信息，更在于与世界的“交遇”中生成未来。杨奇光、周楚珺提出，“新闻真实”实现的方式与策略发生了结构性变革，表现为媒介技术层面的“体验真实”、认知心理层面的“收受真实”及权力关系层面的“协商真实”，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从一种专业准则转变为协同再造社会集体理性的积极因素。常江、田浩考察新闻核心观念演变发现，“真实”逐渐从本质主义概念演变为操作性概念，“客观”的话语消融于新兴的情感话语，“民主”的理念则得到进一步强化。

　　媒介变革对职业记者的角色地位造成深层次冲击。王维佳、周弘研究发现，伴随着西方新闻界全职新闻记者大量被裁员和“零工记者”不断增加，平台垄断格局下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将从强调公共服务意识的“舆论监督者”转变为流量新闻中被数据分析支配的“计件工人”。徐笛提出，数字时代记者的职业边界日益模糊，最高层是专业记者，其次是业余记者，最底层是信息传播者，不同层级传播者对信息秩序的贡献和作用各不相同。王军、丁汉青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当前新闻从业者普遍存在着专业认同危机和自我认知危机，两者均出现“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对情感认同和从业意愿具有显著负面影响。

　　数字媒介崛起对传统新闻业带来的影响日益显现。姜华、张涛甫提出，数字媒介解构了封闭化的传播结构，促动“杂合体新闻业”兴起，在超限的不确定性中寻求相对确定性，成为当下及未来新闻传播实践面临的巨大难题。朱春阳、钱威丞提出，媒介融合时代媒体行业面临内部整合与整合社会的双向挑战，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推进职业共同体建设，是当代新闻伦理面临的深层冲突。方振武、韦路比较考察欧洲12国媒介体制特征发现，媒介公共所有权增加及公共媒介的市场份额越大，社会信任情况越好，但媒介市场集中化趋势超过临界点则适得其反。张志安、冉桢研究发现，对互联网平台的依赖成为传统新闻业危机，立足民族国家维系媒体公共性和构建整体性监管框架，应成为政策制定和落实的目标。

　　（二）研究范式转换推动学科发展创新

　　技术实践变革推动研究范式转换，数字新闻学因之持续升温。王辰瑶认为，数字化技术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充盈的可能性，新闻学研究处在激烈变革的开端，进入一个新的理论研究生命周期。常江提出，数字新闻学以“技术—文化共生论”为认识论基础，是新闻学在新的技术与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来的新范式。王斌提出，从构建关系型知识的角度拓展互联网环境下新闻学理论研究路径，从本体拓展到范式转换促进数字时代新闻研究的系统性变革。陆小华认为，数字新闻学研究仍处在萌芽初起阶段，数字内容与人的关系构成数字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点。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少数学者开始对网络新闻学之热进行冷思考。李艳红提出，新闻业究竟如何为社会建立意义和提供知识，是新闻学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意识之一，但这一问题意识以及与之相应的框架分析方法在当下研究中却很少被践行，导致意义建构成为数字新闻学研究的一个知识盲区。黄文森认为，新闻学在方法论层面出现了“数字转向”和“计算转向”，但对于计算方法在何种限定条件下才可能为新闻学研究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或想象力，需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探讨。

　　数字新闻学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向，还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思考当代中国新闻理论和新闻学的发展问题。杨保军认为，新闻理论研究的关键问题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只有提出能够引领中国新闻实践的新闻理论、新闻观念，才能真正谈得上为世界新闻理论研究贡献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当代中国新闻学既要“上升”成为“走向宏观的新闻学”“走向世界的新闻学”，又要“下沉”成为“走向生活世界的新闻学”“走向受众（用户）的新闻学”。涂凌波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作为新闻理论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主张扎根中国经验、寻求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主体性。张垒提出，中国特色新闻学不仅要能够指导数字时代的中国新闻实践，而且要为数字时代的全球传播提供中国方案。吴飞、杨龙梦珏提出，在不确定性的危机中，新闻学只有重访人文主义传统，关注技术变革之下的个体境遇，才能更好促进对新闻业的重新理解。孙藜提出，新闻学欲寻求“突破”或“范式转换”，关键在于以新的想象力重估旧有“概念”体系，其中必然离不开对“现代报纸”的重新认识。

　　学科自主性是学科发展的动力之源。赵曙光、刘沂铭基于对1997年至2018年的文献计量分析提出，传播学的跨学科属性进入新阶段，学科交叉引用“逆差”较此前显著减少，跨过了施拉姆所言的“十字路口”困境，成长为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学科。郑欣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则发现，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农民工议题研究出现明显的内卷化现象，提出要消除“新闻无学”的偏见，重在走出学科话语圈和舒适圈，大力提倡打破常规、开疆辟土的研究，让本学科的概念、理论或研究成果能够嵌入社会、日常生活、现实问题，这是学科走出内卷化、走向更加开放的社会科学的努力与希望。邵国松、王雪莹分析认为，传播研究内卷化有四大表现，包括问题的封闭性、理论的内衍性、方法的失衡性、学科的边缘性，可从调整经验研究、激活批判学派、强化学科对话、扩大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突破。

　　在变革和转型时代如何把握学科发展方向至关重要。胡百精从反思学科主体性的角度提出，构建中国传播学话语体系须补足重启传统的努力，人文主义传统当成为今日传播学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重要支撑，即将“人”请回传播学主场，关怀人及其作为共在交往者的生命体验，追问传播境况的变化“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杜骏飞提出，万物互联与虚拟社会的演进使“传播”转向“交往”，“数字交往论”将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传播学，这种转向有助于重新发现理论。卞冬磊基于当下移动经验普遍化与传播学认识论反思，提出传播研究应以“移动中的交流”为问题，重建传播的交通意涵，走向一个注重物质情境、超越媒介中心主义、以人类交流为核心议题的开放领域。祁芝红、李智提出，如果说“全球本土化”构成了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来路，“在地全球化”则构成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去路。

算法、伦理与平台规制：

重构技术、人与社会的关系

　　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兴起，对网络舆论生态、传播社会伦理及互联网平台治理带来挑战和冲击，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其背后实质是如何反思和重构技术、人与社会的关系。

　　新传播技术促使网络舆论生态发生深刻变化。胡泳、周凌宇提出，网络空间把关模式发展为以人工智能和算法把关为主的人机协同作业，把关不再以“真相”为导向，而以“任务”为导向，网络信息被个人兴趣和价值信念所过滤，“后真相”往往由此而生。杨洸分析了数字时代舆论极化的症结、成因，提出数字新闻生态系统极易形成观点集中的景象，成为滋生舆论极化的绝佳土壤。黄文森、廖圣清将社交网络新闻生产与扩散概括为“同质连接”与“异质流动”两种机制，研究发现纵向的“传播流”源于媒体组织的资源依赖与权力结构，强化了上游媒体对于重要信息的外部控制，从而加剧信息传播的“极化效应”。周葆华实证分析了舆论演化的“出圈”与“折叠”现象，提出健康的舆论生态体系需要相互制衡的力量与机制，进入平台时代更需要机构媒体对事实、真相和公共利益这些新闻业核心价值的坚守与实践。

　　网络舆论演化中的情感因素日趋成为研究热点。袁光锋提出，中国网络空间公共舆论呈现出浓厚的情感色彩，这些情感表达塑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郑雯等进而提出，底层价值取向成为网络空间好感度的重要指标，底层群体正以其声量和影响力形塑着中国的网络舆论场，成为各类社会思潮争相取悦的对象。汤景泰等分析发现，在2019年爆发的香港“修例风波”中，虚假信息传播成为情感动员的关键策略，虚假信息中所蕴含的强烈情感促使示威者完成了对“共同体”的想象，而不同的情感类型又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提供了动力支持。徐翔、王雨晨对“今日头条”进行了样本分析，提出网络空间“自我封闭”带来的媒介信息内容趋同问题值得关注，网络公共领域研究要充分审视从网络局部“巴尔干化”到网络整体“巴尔干化”的信息异化风险。

　　数字劳动研究更多聚焦于“人”的主体性问题。丁未通过分析深圳出租车司机与“滴滴出行”平台长达 8 年的博弈历史，提出每个生命体都是数字化基础设施“活的零部件”，所有人的价值都面临着被数据遮蔽、异化与吞噬的命运，何以安顿身心成为有必要质询的问题。张铮等调查显示，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让媒体从业者保持随时随地的在线状态，继而逐渐被这种在线时间文化所驯化，成为在生活时间贫乏与工作时间压力下“被剥削的劳工”。郭小安、赵海明提出，如果人们仍然沉浸于媒介塑造的“数字牢笼”而不自知，人的身体和经验将成为媒介所剥削的生产工具，陷入一种新型的“异化”状态。李子仪、姬德强认为，在算法技术压制下，“断开”连接既可比作一种“数字罢工”，也可视为个体为融入加速社会而选择的一种“减速策略”。丁依然提出，随着数字劳工研究陷入“僵局”，有必要从关注剥削机制转向劳动者的主体性，可对有典型意义的生命故事和劳动经历（义乌“网红第一村”、东北“人人是主播”造就的新经济模式等）进行民族志研究。

　　智能传播塑造的时空观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人、媒介与社会的连接关系。喻国明提出，未来媒介之“新”是看它是否为人类社会的连接提供新的方式、新的尺度和新的标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媒介进化的本质就是将“人体的延伸”的自由度不断沿着“向外”和“向内”两个方向突破。刘海龙等提出了“网络化身体”概念，认为人的身体既可作为技术系统的“补丁”存在，又能够切断与网络连接而作为破坏网络秩序的“病毒”存在，由此颠倒了麦克卢汉的经典论断：媒介不是人体的延伸，反过来人体成为媒介的延伸。孙玮、李梦颖提出，二维码开启了媒介勾连社会的新型方式，“码之城”的出现说明媒介已经从反映现实、建构现实，走向了直接驱动实在的生成，呈现人与技术机器系统的“共创生”。张成良、王国芸提出以“云端社群”的概念指称智能媒介时代人们的生存感知空间和社交关系状态，旨在彰显一种释放自然社交天性的开放心态。

　　算法技术带来的传播社会伦理问题受到高度关注。陈昌凤提出，数据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其所具有的“数据最大化”“信息自由至善”的价值观，将人类置于工具化、从属性的地位。申琦、王璐瑜提出，社交机器人的算法设计不仅从人类社会中获取数据、构建模型，还可能将人类社会中的刻板印象乃至偏见在人工智能中合理化、标准化，对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影响亟待传播学者思量。吴静、陈堂发对算法机制下新闻透明性的内涵、逻辑及价值进行了分析，提出应警惕新闻透明性成为一种新的权力规训。全燕提出，算法驱策下文化生产的平台化转型带来了一系列价值危机，包括不平等加剧、歧视加深、文化公共性贬损以及公民身份和道德实践衰落等。牛静、朱政德关注到移动传播场景的空间正义问题，提出除了需要公平分配公民对场景的近用权和退出权，还应让公民在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能够消费“必要的无聊”，一旦场景把私人空间乃至人体细密地缠裹、浸透，其也就蜕变为失去精神修炼契机的浅薄生命。郭小平、潘陈青注意到智能传播中的“社会能见度”问题，提出其主要体现为基于“算法价值”的能见度生产、基于“推荐机制”的能见度分配、基于平台可供性的能见度竞逐。

　　在平台治理中如何反制技术和伦理风险成为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唐绪军、黄楚新、王丹提出，平台企业发挥社会价值导向的作用日益重要，应发挥算法治理的积极作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注重数字普惠和数字公平。顾理平提出，数据隐私侵权的“无感伤害”已成为一个严峻而现实的问题，必须通过法律和技术双重保护，实现智能生物识别技术有序安全适用。彭兰提出，为防止人们成为算法“囚徒”，需加强算法开发者的技术理性和算法伦理培养，提高算法应用者的算法素养。方兴东、钟祥铭提出，互联网大型平台之间高筑的“围墙花园”成为当今互联网发展最大的威胁，平台治理最紧迫和最突出的是竞争与反垄断以及隐私与数据保护问题。曾白凌提出，平台打开了传播权力多元化、社会化的大门，算法使人沦落为对象与符号而“被传播、被组织、被对象化、被系统化、被支配、被重塑”，坚持国家主导、强调平台媒体责任、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成为全球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总结与展望

　　2021年，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可圈可点。学者紧跟国家和时代发展步伐，多角度剖析新技术带来的传播和伦理问题，对热点问题保持冷思考，在看到学科独立性增强的同时不忘反思研究中存在的内卷化问题，这些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同时也应看到，跨学科研究成果亮点不多，学科反思批判力度不足，学术理论创构能力不彰，仍是影响学科发展的制约因素。

　　为全面更新知识和理论体系，研究范式转换问题成为学科核心关切。这是迈过学科合法性的早期阶段、继而探求增强学科自主性的必经之途。学科发展通常会经历自足、自立和自主三个阶段，新闻传播学正处于从自立迈向自主的关键时期，能否抓住媒介迭代变革的历史契机，通过范式创新找到学科发展的支撑点，将决定其未来发展的路向和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由此而言，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创新关键在于能否“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找准亟待学科回应和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基于既有的研究成果，未来新闻传播研究范式创新可突出三个维度：一是从被动走向超越。研究范式创新不能受制于技术实践变革的维度，而应超越技术和媒介二元中介“变量”，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回归和强化人文主义传统，深层次思考如何为整合与深化新闻（信息）、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开辟新的道路。二是从内向走向开放。研究范式转换不能仅限于学科内部知识体系更新，而应努力吸收其他学科营养，在跨学科交叉融合中提升新闻传播学科竞争力和生命力。三是从局部化走向体系化。研究范式转换应努力走出局部化改良路径，紧紧扣住学科核心问题，对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进行体系化思考，从而找到一条贯通性的范式革命之路。

　　新闻传播学未来充满生机的学术增长点，将更多来自于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对话。新闻传播学与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结合，正在推动信息哲学、媒介哲学、媒介社会学、媒介人类学、网络信息法学的兴起，这些新兴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化解新技术发展带来的重大挑战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跨学科对话方面，黄旦教授在《史林》杂志组织的新闻传播学与历史学关于报刊史研究的跨学科对话是一次可贵的探索，这种具有明确论题且能产出丰厚成果的跨学科对话寄望能够渐成风气。

2021年法学学科研究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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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中国法学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不断深入，为中国法学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动力源泉。如何实现国家、社会、法治、法学之间的良性融合，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最新成果，以丰富的实践性、深刻的理论性、历史的前瞻性、严谨的科学性，持续释放思想的力量，为中国法学的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新的坐标方位，引领中国法学研究精准确立自身的使命担当，产生了大量创新性成果，促进了中国法学新的发展。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标志的

百年法治成就和经验研究

　　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以来，随着执政实践的不断深入，对于法律、法制和法治的认识不断升华，开辟了中国法治事业新天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法治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2021年法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法学界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百年法治成就和经验、党内法规三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向纵深发展。习近平法治思想达到了人类法律思想史上对法治本质认识的新高度。法学界从多重视角展开研究。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规律，张文显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中创立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其缘于经验的升华、理性的凝结、历史的淬炼，具有鲜明的实践逻辑、科学的理论逻辑和深厚的历史逻辑。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原理的原创性贡献，孙谦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思考和指引中国的法治，创造性传承了法的物质性、政治性、人民性、社会性、实践性、继承性等马克思主义法治原理。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莫纪宏认为，“十一个坚持”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从法律关系的法理出发，“十一个坚持”全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特色，对于法治关系的主体、客体、目的、手段以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等基本要素进行科学分类和详细论述，为科学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资源。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适用于治国理政所释放出的思想力量，不同部门法学者结合具体的社会关系进行了纵深研究，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作为学习、宣传、研究、阐释、实践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进入高校法学重点教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研究注入了强大动力。

　　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得到有益揭示。法治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作为形成中国共产党百年重大成就和经验的重要方面，受到法学界热切关注，许多党史党建研究者也以有别于法学的研究路径对此展开研究。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法制建设的历史分期，江必新等将其分为摸索与尝试、初创与严重挫折、恢复与发展、深化与创新四个基本阶段。关于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法治发展的具体方式，朱景文认为，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发展道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大体经历了确定国体与政体、加强制度建设、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和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确立、全面依法治国四个阶段。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观的演进，廖奕认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公平正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便是其纲领之精魂。历经助推革命的法律理想动员、奠立国本的法制规范生成、协同改革的法治战略形塑，中国共产党的法治观迎来了新的理论创新。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2021年10月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承办的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上，13位中外法学家分别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法价值结构与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以及刑法、民法、知识产权法、法律史、法律与科技等宏观或微观角度，充分论证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中国性、社会主义性、文明性、法律性、科技性以及形成历史的艰巨性。尤其是国外学者西原春夫等对于中国法治历史性进步的充分肯定和美好期待，为全景式观察中国法治百年的历史性成就和经验提供了客观的国际视角。论坛研讨及其通过《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出的系列成果，为树立新时代法治自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党内法规研究呈现规范建设和激活效能并重的重大转向。党内法规作为百年管党治党的规范渊源，新时代以来占据法学研究资源的权重不断提升。法学界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即“要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重大作用”，从坚持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和发挥党内法规制度效能方面进行学术创新，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关于党内法规的百年演进和治理之道，宋功德从党史的视角系统研究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史并认为，回望党的百年征程，坚持依规治党、在制度建设上一以贯之，坚持继往开来、在制度变革上一脉相承，坚持系统观念、在制度框架上一体布局，坚持正确方向、在制度保障上一纲二目，走出了特色鲜明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之路，形成了卓有成效的政党治理之道。关于党内法规的学理依据，孟涛认为，党的制度建设逻辑与法律体系建构逻辑合力推动了党内法规体系的形成。党的制度建设逻辑决定了党内法规体系的基本功能和制度内容，影响着党内法规的结构体例和规范形态；法律体系建构逻辑塑造了党内法规体系的结构体例和规范形态，服务于党内法规体系的基本功能与制度内容。关于党内法规学科属性，周叶中等认为，党内法规学展现出本质上“姓党”，功能上“治党”，内容上是党建，形式上是法规，实践经验领先于理论研究等学科特点。党内法规学的理论研究主要覆盖党内法规制度基础理论、党内法规制度发展史、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党内法规的监督和保障等方面，需妥善处理学术与政治、基础与应用的关系，形成独具一格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2021年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大量党史党建学者融入党内法规研究队伍。由于不同学科知识背景和研究方法的差异，法学者更多注重党内法规的“法律属性”，而党史党建学者注重“党建属性”，如何超越学科局限，精准确立党内法规学科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以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的法学研究

　　2021年，法学界根据社会发展情势和各学科发展实际，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给中国法治和法学的时代问题，从社会发展对法治和法学的强大需求出发，除深耕传统的学科研究议题外，以落实国家战略和化解新问题为导向设置议题，多学科共同参与，不断进行学术创新，推动研究成果向现实法治生产力转化，成为2021年法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一）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个人信息保护法》于2021年8月20日出台，这是2021年度立法建设的最重大成就之一。由于个人信息事关所有人切身利益，事关国家、社会、个人多种身份主体的责任边界，有着复杂的现代科技背景，理论建设周期不长，同时有民法、刑法、数据安全法等多部法律参与规制，如何依据现有法律资源和理论资源制定出一部人性化、科学化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如何推动这部法律的有效实施，就变得特别重要，由此产生了大量富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根据，王锡锌立足个人信息保护中个人自救能力不足的困境，强调从公法的视角重新认识个人信息权利束并给予保护。他认为，从权利性质看，个人信息权利束是国家履行积极保护义务、通过制度性保障对个人进行赋权的结果，本质是国家在“保护法”理念下赋予个人保护手段和工具；从功能上看，个人信息权利束既是个人制衡信息处理者的工具，也是国家对数据处理者的规制策略。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对象，张新宝从个人信息权益的构造出发进行研究，认为个人信息权益的构造包括内部构造和对外部其他主体相关权益的支配关系两个部分，由个人信息保护法治的价值取向所决定。内部构造由“本体权益”与保护“本体权益”的权利构成。个人信息权益对处理者从国家机关获得的个人信息数据、对处理者合法处理所得的个人信息数据、对国家机关获得的个人信息数据分别具有程度不同的外部拘束力。对于个人信息保护中部门法的规制地位，王利明等认为，《民法典》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础性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应当与《民法典》的实施相结合。周汉华反思个人信息保护和隐私权在《民法典》中交叉适用模式，认为《民法典》引入交叉适用的模式引发不少问题。他主张平行适用，立足于整体制度设计，处理好《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的关系。欧阳本祺从个人信息犯罪治理的角度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观应从私法角度转向公法角度，不是私法上的个人信息自决权，而是公法上的个人信息保护权。

　　（二）数字平台的反垄断和营商环境问题

　　随着数字、数据、数字平台等现代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推动作用，由此产生的垄断等负面问题对营商环境的破坏性也逐渐暴露。为实现“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国家目标，2021年关于数字平台的反垄断和营商环境的研究，成为经济法学、民商法学等学科的研究重点。关于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孙晋认为，数字平台动态竞争、跨界经营、网络效应、寡头竞争等特征，使得垄断问题变得严重复杂，导致破坏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抑制创新活力，阻碍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反垄断监管。数字平台的双边性市场、动态性竞争和颠覆性创新也需要适配的反垄断监管理论创新，他主张秉持谦抑性理念确立积极的包容审慎监管原则。丁晓东认为，应注重反垄断中的举证责任与诉讼程序设置，引入双边市场理论，并结合具体商业场景对双边市场理论在互联网市场中进行界定；尤其需要关注平台与互联网企业具有市场主体和市场组织构建的双重属性，创新反垄断理论进行有效规制。关于营商环境，石佑启等认为，营商环境优化与法治建设两大主题的深度结合，要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立足于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流变，出台相应的制度措施与行动方案，而具体的路径就是通过合作治理。赵旭东从市场主体登记问题切入，研究了商事法律制度建设对于改善营商环境的积极意义。刘启川认为，营商环境和权责清单在性质定位、制度功能、外在形式上存在一致性，这就为以权责清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和法理依据。可以对政府权责清单进行顶层设计，并进行法治化建构，确保其制度功能在优化营商环境中发挥作用。

　　（三）部门法的法典化问题

　　2020年11 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提出要总结编纂民法典的经验，适时推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自此，部门法的法典化成为2021年法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域。关于法典化的基础理论，高仰光研究了百年来法典化的三种历史叙事：近代以来欧陆国家以罗马法私法传统为标志最狭窄意义上的叙事、法典化运动与“法”的现代性话语紧密相连意义上的叙事、人类法文明传承意义上的叙事。他认为，这三种历史叙事相互交叠，构成了一幅复杂的图景。朱明哲研究了法典化的模式问题，认为法典化的模式可以分为体系型和汇编型两种类型。体系型法典在理论上有助于保障法的安定性，实现法律上的形式平等，但当代法律规范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碎片化特征，单行立法、判例、习惯、个人性质的规范会不断打破法典的体系。采用汇编型法典更适合当代法治实践要求。陈金钊从法典化的语用及其意义上对法典化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既要看到法典化的拟制性、一般性、体系性、独立性、自主性特征以及消除规范矛盾、统一法源等意义，也要注意到反法典化、解法典化以及再法典化主张。关于部门法的法典化，在环境法、行政法、商法、刑事诉讼法、知识产权法、证据法等领域，都呈现了大量讨论法典化的研究成果，环境法学科关于法典化的讨论尤为集中。吕忠梅就编纂环境法典的必要性认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新目标新任务催生编纂环境法典的迫切需求，环境法治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困境形成编纂环境法典的内生动力，环境法学研究所达成的学术共识奠定编纂环境法典的理论基础。环境法典编纂不仅条件成熟，而且恰逢其时。在行政法典编纂方面，应松年认为，我国制定行政法典总则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学习民法典的经验，采取先制定行政法总则再编纂行政法典的步骤。关保英认为，行政法典总则的编纂可以为行政法治理念和行政法治体系的整合提供良好契机。在刑法典方面，刑法学界有不同认识。周光权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属于实质意义上的法典，其系刑法法典化立法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的产物，在新时代有必要按照法典化的更高要求打造刑法典的“升级版”。张明楷认为，不管再法典化是否以解法典化为前提，由于涉及刑事立法方向的相关重要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国当下不宜对刑法进行再法典化；基于理想主义的法典观、刑法应追随民法典的观念，以及刑法修正案立法方式的特点所提出的尽快对刑法进行再法典化的各种主张，均难以成立。在刑诉法法典化方面，陈卫东认为，由于未经法典化的编纂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完备性与体系性明显不足，徒有法典之形式而无法典之内涵，直接引发了法外规范大规模膨胀与法律虚化的问题。《刑事诉讼法》在框架上的弊病，集中在基于“分工负责”而产生的职能化立法思路方面，应当以破除职能化为导向进行法典化的构建。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法治化问题

　　不断提升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的法治化水平，是法学界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方面，也是近年来法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核安全法、生物安全立法、国家情报法、应急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关于网络空间安全立法的基础，张龑认为，应回到网络空间本身的跨人格性、跨国家性与跨空间性等属性，反思我国现行网络安全立法。在明晰主权国家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辩证关系基础上，确立网络空间安全立法的双重基础，构建一套包含立法理念、基本原则与体系构成要素的安全立法基础性规范。翟志勇对数据安全法的体系定位进行研究，认为在整个法律体系内，《数据安全法》是以宪法为上位法的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之外的一般法律；在安全法体系内，《数据安全法》与《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属于同一层级并行的法律，应立足于数据法体系和安全法体系框架进行体系建构。赵天红对生物安全刑事立法进行研究后认为，促进《生物安全法》与《刑法》之间的有效衔接已是大势所趋，生物安全的刑法保护已成为时代课题。刑事立法需要在厘清生物安全法益性质基础上，将涉及危害生物安全行为的相关罪名进行整体性集中规定，使其从属于公共安全法益。在对具体罪状进行规定时，要适当提前刑法介入的时点，采取具有预防性的刑事立法策略。李梁针对疫情安全防控常见的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进行研究后认为，职务型传染病防治犯罪刑法立法需要专门化，不但应当将主体调整为国家工作人员，而且将滥用职权纳入行为类型，同时应当从犯罪客观方面和罪过形式两个层次设置三级罪刑阶梯。刘小冰认为，应当以紧急状态法为重心重构我国应急法制，在制度层面制定《紧急状态法》，明确国家应急决定的法律效力既定、追责和免责等关键问题，同时嵌入多种要素。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自然灾害综合防治、知识产权安全治理体系、中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制度重构、地方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等大量论题均有成果产生。

　　（五）司法改革的深化问题

　　积极关注司法改革动向，对具体司法改革措施进行全面研判、理论提升并促进改革成果的落地推广，尤其是围绕《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司法适用和新《民事诉讼法》的修正，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将“少捕慎诉慎押”正式确立为我国刑事司法政策，写入年度工作要点，“两高三部”协同推进改革。孙长永等就如何正确把握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内涵、价值和功能，如何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拓展实践路径，发挥治理效能等展开探讨。为因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公安司法机关积极推动智慧警务、智慧检务和智慧法院建设，力图借助新兴科技实现司法治理的迭代升级，实现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法学界积极研究新兴科技赋能司法问题。李训虎就刑事司法人工智能的规制进行研究，认为刑事司法人工智能面临着合法性挑战、正当性隐忧和伦理性风险，主张采包容性规制原理指导司法实践，深入论证了刑事司法领域新兴科技推广的积极意义。张卫平就民事诉讼智能化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智能化技术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应用，对传统的民事诉讼方式、诉讼观念、诉讼文化、法庭文化以及以传统民事诉讼为规范对象的民事诉讼制度带来了挑战，民事诉讼法须对司法智能化潮流予以积极回应。对于具体司法改革举措，学术界保持一如既往的关注并积极推动试点成果的转化。在对检察机关企业合规不起诉试点改革进行全面检视的基础上，陈瑞华认为，要继续发挥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这一改革产生的积极效果，确保企业实施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需要解决这一制度与相关诉讼制度的配套和衔接问题，调整这一制度的适用对象，选择适当的合规监管方式，发布有效的专项合规管理指引，强化合规不起诉在适用中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法学研究中亟待突破的新问题

　　回顾2021年中国法学研究的总体态势，各个部门法学都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尤其是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法治百年重大成就和经验研究、重大社会问题的法治化应对研究中有重大创新。但是，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给中国法学的新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对法治和法学的巨大需求相比，法学研究存在亟待突破的新问题。

　　第一，继续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博大精深，对于中国已经开启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意义重大，是确保中国法治事业行稳致远的根本指导思想。当前，既需要对照文本进行学深悟透的阐释性研究，更需要站在人类法律思想史的高度从法理上揭示其内在原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作出具体部门法学的理论贡献。今后亟待将“如何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转化成现实的法治生产力”作为重要命题，进行深入研究，这不仅是一般法理学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也是各部门法学乃至整个法律界的理论任务。

　　第二，基础理论研究与对策性研究并重。法治的实施与公平正义的社会需求尚有距离，亟待从理论上强化。实践中很多对冲法治公平正义的现象，不是没有法律规范，而是法律制度的效用激活问题。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如何使既定的法律精神在具体的个案中得到充分兑现，亟待对法的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效研究。比如，如何规范司法的自由裁量权，如何确保社会高度关注案件不偏离法律精神，民告官案件受理难，依法行政，良好国际环境的法学贡献，等等，所有这些都不仅是制度建设问题，而且是通过法律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问题，需要形成新的学术命题。换言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建设的理论研究不能放松，最为急需的对策性研究需要强化。

　　第三，法学“三大体系”研究亟待强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中央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示要加强“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作为时代命题，2016年“5·17”重要讲话已经开启这一议题，但关于各学科“三大体系”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尤其是系统性的学理分析类成果更少。这一现状虽与我们时代的快速发展和学科面临的新问题的复杂性关系极大，但也与学科、学术、话语反思意识不强直接相关。这一现状的持久存在，对于构建各二级法学科乃至整个法学良好学术生态是不利的，更不利于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发挥二级法学科乃至整个法学的巨大作用。

　　第四，法学研究方法亟待科学化。经过几十年的法学研究，尤其是立法、执法、司法的反哺，中国法学界积累了比较成熟的法学研究方法资源，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繁荣的重要支撑。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首先，问题意识的确立不够精准，探求研究选题的方法比较盲目。选题来自社会发展实践，也来自各学科既有的学术传统。选题中既要尊重实践，也要尊重既有的学术传统，二者的结合，无论选题大小，对学术都有贡献。学术研究中为创新而创新的“伪创新”还大量存在，造成耗费大量学术资源的无效劳动。其次，偏离法本质来研究法学和法治问题。整个法律体系乃至各个部门法，都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整个法学乃至各个二级法学科也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各自有着自身丰富的个性。但是，各二级法学科的个性无论如何丰富，法最原始的本质属性则是同一的。如何把握好不同法学科和法学问题的个性和共性，不至于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这在政法法学、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等各种研究方法运用中都是需要警示的。最后，将比较研究方法和历史研究方法有效融合。早期的法条比较研究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进行立法背后时代背景和社会心理的考察，同时结合法条运行命运进行历史考察，似乎越发凸显对于中国的意义。基于域外法制度和学术观点蕴含着各自独有的决定性力量，研究中不能以域外法制度和学术观点为学术准据，更多应从方法上达成比较研究的学术目标。

2021年社会学学科研究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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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21年，社会学界在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中国社会建设伟大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学理化地探索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为社会学的新发展提供新思路，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学科智慧。

中国共产党与百年社会建设

　　党领导百年社会建设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也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产物，有待学界予以经验总结和学理阐释。

　　党领导社会转型与变革。陈光金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相伴而行。回顾中国社会学与百年党史的密切关系，是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建设、大力发展新时代新征程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学的题中之义。张文宏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社会转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功伟业：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城乡结构不断调整；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中高层职业的比例不断扩大，新社会阶层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居民的消费结构日益趋向合理；社会流动空间不断扩大，向上社会流动是主流。林卡认为，社会学采用阶级分析或阶层分析的视角来讨论中国的百年变迁，可以有效揭示中国社会发展各个阶段所具有的社会基础和核心驱动力。

　　党对农村发展具有重大历史贡献。陆益龙认为，从制度创新与变革的视角来回眸，可充分展现党领导的制度创新与变革对推动农村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意义。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党的新发展理念引导下的制度创新，随着这一战略的全面推进与实施，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将进一步显现。郭金丰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经验为：始终坚持党对乡村建设全面领导；始终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和主体地位；始终坚持把解决好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始终坚持准确把握国情农情；始终坚持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些经验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党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关信平认为，中国共产党重视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结合，注重社会政策体系的完整性和结构合理性，是不断优化民生保障的责任主体。李迎生提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党对社会政策角色的运用会根据时代的特点、具体国情的变化、解决民生方针策略的需要做出调整和改变。丁建定也提出，党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其社会保障政策目标定位和实践取向均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吴愈晓、耿铭含认为，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思想与实践的重要特点。王钦池、贺丹等提出，中国共产党百年人口思想的核心在于系统回答如何在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从百年中共党史中学习社会调查经验。石英认为，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扎根人民群众的鲜明特色。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有必要从百年中共党史中学习社会调查经验，汲取认识论和方法论营养。范伟达提出，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一开始就“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入新时期，党政机关、社会各界日益形成共识：坚持做好调查研究这篇文章，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表达

　　以社会学特有的方式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需要我们超越既有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

　　基于中国经验创新学科理论体系。李培林认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中国在发展的理念、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比较优势、发展的约束条件、发展的瓶颈问题、发展的目的等一系列重大发展议题上，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为构建新发展社会学奠立了基础。李友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力来自人民共同体的力量。人民共同体是以制度主体、生活主体二者互相认定，以共同的根本利益、共同的道德生活与共同的政治生活为基础的社会构型方式。应建设人民社会学，以支持中国式人民共同体的学理性阐释。冯仕政认为，社会治理是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一个简约而有统摄性的理论阐述。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仍应以小治理为中心，从远期来说，则需要更加重视小治理与大治理的衔接和过渡。文军提出，为有效应对不断累积的全球不确定性发展趋势，在开展全球化理论研究时，可以尝试从“结构导向”到“关系为本”的范式转型与理论研究新路径。

　　以实践自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实践自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社会学表达，是对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有益补充。洪大用认为，增强实践自觉，要求社会学者直面中国社会的实践巨变，科学分析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周黎安认为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多面向、多层次、多维度的地区增长联盟和政商综合体，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准制度基础。吕鹏、刘学通过个案研究发现，一些企业在组织乡村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形塑了所在地区“生产型治理”的特征。“生产型治理”是对中国特色治理实践的创新性概括。付伟提出，中国式的代际关系和家庭伦理是家庭经营的内在精神动力，也是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和生发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视角。

　　田野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对社会学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提出了巨大挑战。周飞舟认为，新时代要求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更加深入地把握时代脉搏，需要通过总结田野调查的发展经验，提倡继承和发展费孝通“将心比心”的田野调查，推动迈向人民的社会学的发展。刘世定提出，案例调查、田野调查涉及的看似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能把那些在日常活动中究竟怎么做的、怎么运行的搞清楚，在学术上就可能是很重要的贡献。马戎强调，社会调查“处处是田野，人人是对象”。贺雪峰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之一是缺乏经验训练所形成的经验质感。只有有了经验质感，研究者才能具备在研究中想事的能力，社会科学研究才可以防止纯粹的概念游戏。杨春宇认为，田野工作者的状态可以分为“窥视他者”“并肩而立”和“身先他者”三种，不同的参与观察模式都有机会成就优秀的民族志作品。

　　作为文明研究的社会学。渠敬东强调，中国社会的发展正面临着世界历史前所未有的大时代，社会学应以时代赋予的使命，将古今中外仍在发挥着活的社会演变效应的文明要素纳入到自身的视野内，以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与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若要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从学理层面上升到人类根本处境的高度，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社会学需要开拓出全新领地，返回经典的视域。应星剖析了美国比较历史分析主流学界对马克思、韦伯等经典传统的理解方式，批评了美国学界过度化约经典理论的复杂性带来的“中层理论化”问题，并面向中国学界提出了比较历史分析再造的新起点。孙飞宇通过重返弗洛伊德的文本，力求将弗洛伊德的理论理解成为社会理论——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是一种关于人的“灵魂”和人类文明的理论研究。翟学伟认为，训诂学及其现代延伸可为寻求中国社会的运行法则提供方法上的可操作性。

　　探索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数字时代的来临高度重合。王天夫认为，当前的中国数字社会研究有着天然的优势，包括巨大的人口规模、各个领域对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丰富的社会生活数据。面对历史机遇，社会学界应积极投入数字社会研究，并基于经验研究的积累，提炼新概念、促生新思想、建构新理论。梁玉成、政光景提出，算法社会转型不是单一技术领域的转型，包括了数字化程度的转型、人类与技术关系的转型、人与社会的“二重存在性”特征转型、社会规则运作方式转型和社会博弈方式转型五大方面。王宁认为，分享经济是对环境危机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回应。数字与通信技术革命所导致的数字集市及其新型社会互动结构，则为私人财物剩余容量的日常化和规模化分享，提供了必要条件。陈氚提出，网络社会和数字社会中的社会行动表现为信息行动（社会行动以信息流的形式展开），信息行动理论为解释新社会现象提供了新视角。成伯清认为，自我与社会之间情感纽带的瓦解，是互联网时代一个突出的效应，极大影响到当代个体的自我观念与交往策略。

　　坚定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经济学社会学分论坛上，国外学者普遍认同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并强调在多元现代性视野下识别中国式现代化。艾伯特·马蒂内利提出，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体系，也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这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并尊重通往现代化的多元路径和方式。比扬·维特罗克认为，重新审视知识体系与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会增进我们对多元现代性的理解。卡琳娜·巴特雅尼提出，美国帮助拉加地区发展但令其现代化边缘化，中国却在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与会中国学者也进行了多角度研讨。黄平认为，中国实践不能只是一个“例外”，把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走在民族复兴之路上，这就很可能走出更具普遍意义的道路来。陈光金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社会的骨架，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具有基础性地位。张翼展望了中国未来中长期社会现代化的趋势，认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从中国实践中总结中国经验。吴晓刚强调，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关注社会整合的形式框架（“硬件”系统），更要关注构成社会整合内容的人心凝聚效应（“软件”系统）。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2021年，社会学界继续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学科前沿议题为导向，既坚持学科基本范式，又勇于突破学科边界，探索符合实践需要的融合发展之道，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做出切实努力。

　　（一）心系人民 经世致用

　　乡村振兴与农村发展。学界围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衔接、数字时代的乡村发展、本土理论探索与国际对话等方面展开热议。叶敬忠认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既包含脱贫地区实现巩固衔接这一阶段性问题，也指向发展时代间转型这一更广泛议题。围绕这些问题，政府、学界等多元主体已经在顶层谋划、基层实践与学理诠释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后续的讨论应转向构建“小衔接”之上的“大转型”理论，以及相应的可操作性微观实践。周飞舟从“家”的视角出发，认为脱贫攻坚充分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形态，这种形态不是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下利益主体的互动和博弈，而是立国为家、化家为国的“家国一体”。王晓毅提出，持续地推动贫困地区的现代化才能保持脱贫成效，保障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从根本上扶贫的目标。王春光认为，乡村振兴是一种新社会变化，即新社会转型。其区别于先前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于，它不再是过去的二分或三分格局下的社会形态转化，而是出现边界的重组、融合和再构的二元或多元融合变迁过程。邱泽奇、乔天宇提出，电商技术在乡村制造了技术门槛，但有利的乡村内部社会环境可以消解技术变革自然逻辑的消极影响，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则为数字技术红利普惠经由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熊万胜建立了一个解释乡村聚落形态及其区域差异的分析框架，认为乡村聚落在系统性、社区性和生活性三个进程中实现演化变迁。田毅鹏聚焦东亚乡村发展，认为东亚模式呈现了一条产业政策与社会政策双轨并进的发展路向，在政府主导、村落变迁、农民组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黄晓春认为，党建引领已成为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共治和提升基层治理体系整体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党建引领对于推动服务型政府改革、引领中国社会公共性有序发展、实现治理网络全覆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其中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创新的新路径。符平、卢飞认为,组织动员的多重机制重塑了贫困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基层政权内部关系、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而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双重创新则激活了贫困治理的国家能力与社会潜力，共同为提升治理效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刘欣、田丰认为，中国城市基层党建的延展效应和有分寸的自律协调机制，能够增加在纵向协调起主导作用的制度环境下社区社会资本的生成。周尚君提出，当前对地方政府行为动因的既有解释，以“利益—权力”的技术分析代替了对制度的价值研究，无法有效说明地方政府的超经济行为逻辑，难以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治理绩效背后的深层机理和治理体系中的制度伦理。面对瞬息万变的风险治理格局，地方政府不仅亟须科学技术赋能，更需进一步优化价值动员机制。

　　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以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发布的《数字治理发展研究报告（2021）》中所提炼的十大关键词（数字治理、平台经济、垄断与竞争、算法治理、数字劳工、元宇宙、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企业社会责任、数字健康）为参照，学界有如下重要讨论。向静林认为，数字化转型意味着社会治理走向更为精细化的方向，只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其他要素深度协同融合，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周潇发现，数字技术虽然具有颠覆传统行业组织方式的强大力量，但是技术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仍然受到产业政策、政府监管以及行动者抗争等因素的制约。张茂元提出，分享经济及其所依托的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不仅得益于互联网平台技术对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根本性提升，更在于其技术特性和技术应用方式所构建的技术红利共享扩大了受益群体，拓宽了新技术应用的社会基础。赵磊、韩玥认为，网约车平台跨越企业边界的科层控制既能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和风险，又能解决市场中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交易成本问题。

　　民生保障。郑功成概括了新时代中国民生保障的内涵，并认为应将社会保障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共同富裕大格局之中，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高质量建制、可持续发展之路。何文炯主张，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的背景下，要更加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代际均衡。林闽钢认为，我国将进入共同富裕新阶段，以共同富裕为标志的社会政策时代将来临，应推动中国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关信平提出，兜底性民生建设是政府建构的最后的保障体系。杨立雄认为，实现低收入群体的共同富裕，需要大幅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逐步缩小低收入群体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

　　共同富裕。学界从概念辨析、社会基础、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李培林认为，学界有必要准确把握共同富裕内涵中的“是”与“不是”。吴忠民提出，共同富裕社会的内涵在于，强调“美好生活”和较高水准的“生活品质”，看重全体人民“共同”的富裕，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李友梅认为，党的领导与人民团结奋斗的紧密结合，使全体人民在中国式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上结成了命运相依的共同体；人民共同体既构成实现共同富裕的结构保障，同时又是共同富裕的必然结果。李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需要建立在三个重要的基础条件之上：强大的经济基础、健全的制度保障、坚定的理想信念。蔡禾强调，必须强化底线公平意识，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设立兜底的福利目标。何晓斌认为，中国的共同富裕应是以县域为基础的共同富裕。

　　中国人口发展与治理。学界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实施“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等治理研究领域重点发力，尽快推出中国人口发展及治理的“中国解释”和“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学界共识。杜鹏、谢立黎等提出“积极老龄观”是贯穿中国共产党老龄工作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内核，在其引导下，党对老龄工作的定位经历“老人问题—发展问题—全局问题”的演变，老龄政策亦从特惠转向普惠、从保基本到高质量发展。彭希哲、胡湛认为，当代中国人口治理模式已从强调实用性趋于强化包容性，人口治理结构呈现为“国家—家庭—社会”的三重均衡，这种结构是中国人口治理格局的重要特征乃至优势。吴玉韶、陆杰华等提出，我国老龄事业已实现从“老龄不是问题”到“老龄国家战略”的跨越式发展，应在科学识别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特色之路。郑真真强调，回顾中国生育转变进程和主要推动力，反思政府主导的政策干预在生育转变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可充分认识低生育率时代更为错综复杂的生育影响因素，有助于把握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导向。陈卫提出，实施“三孩政策”已不是单纯的促进生育，更与改善家庭福利、促进个人发展、推动两性平等、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等多元目标并重。

　　在中国志愿服务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学界在注重对具体领域志愿服务进行学理研究的同时，致力于探讨志愿服务作为道德实践活动，如何助力我国重大发展战略、如何与社会治理结合。

　　（二）深耕学科 守正创新

　　在古今中西的交汇处构建中国社会理论。除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回应之外，中国社会理论的构建努力主要体现为向经典文本和历史深处的探究。在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西方思想研究方面，学者们日趋强调对“中国语境”的重视，力求立足中国问题意识，探索西方经典理论的当代社会意义。在经史传统挖掘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周飞舟关于“一本一体”的讨论。文章从中国传统的家庭理论入手，以费孝通提出的“反馈模式”为切入点，强调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一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深刻洞见到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取决于这种深层的社会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周晓虹则借助“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料）”，厘清了将“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及何以可为的理路，为口述史的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具有深远意义。

　　探索方法创新与应用。在大数据时代的方法创新上，胡安宁、吴晓刚、陈云松强调，以算法为导向的新兴分析手段可以克服模型形式和变量选择的限制，帮助研究者勾勒出异质性处理效应的经验分布并探索该异质性的决定因素。罗家德、高馨、周涛等以人脉圈层研究为例，在理论、数据挖掘、回归模型和分类预测模型及其解释工具的对话中，展示了大数据与结构化数据整合的研究范式是社会科学理论导引下的大数据研究方法论的实践。在质性研究方法的反思上，张静提出，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学解析逻辑，结构分析深入历史经验现象，完成了从系统演绎到事实证明的转向，有新的生命力。赵鼎新认为，差异性发问对质性社会学至关重要，质性社会学家应就差异性发问的特点和发问艺术进行系统探讨。

　　交叉学科研究精彩纷呈。金融社会学聚焦金融化、国家金融风险与金融治理、家庭金融行为和金融素养、社会影响力金融研究等议题。艾云和向静林将当代前沿信息技术的新特征与中国国家治理的结构特征结合，构建了金融风险治理的多层政府行为分析框架。郑路提出，传统家庭观念（养儿防老等）会削弱居民的金融信任，减少居民对金融信息的关注，不利于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进而降低其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李国武等主编出版了国内首部系统分析社会影响力金融的研究报告。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领域凸显了研究的交叉、前沿性。余成普借鉴职业社会学的管辖权理论，分析了大规模医疗援助中的医生分工模式，展现了危机情境中医生管辖权边界的流动与韧性。程瑜和李海燕认为，医学人文化、STS、社会照护将成为中国医学人类学发展的三大方向。景军和陈斌主编的《健康人类学文选》从医学多元性、生育制度、带病生存、医患关系、长者安康、临终关怀以及医疗家庭主义等视角揭示了我国医疗社会生态持续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劳工社会学领域对平台劳动、数字劳动的劳动体制、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展开深入讨论；在跨学科交叉的层面，劳工研究与移民研究、性别研究、传播研究等进一步融合。

　　积极推进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是“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关键所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学版组织了相关讨论。张浩、王春光、杨典分别以费孝通的农村发展研究、陆学艺的学术生涯、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转型”理论为例，呈现了三位学者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方面的示范性作用。编辑部也约请青年学者分享自己的研习体会，呈现了鲜明且较具启发性的观点。李英飞提出，好的经验作品，往往出自理论家或具有某种理论风格的学者之手。经验研究中的理论研究，其研究路径不是对纯粹理论研究的否定，也不是对归纳描述性研究和理论应用分析性研究的贬抑，而是试图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之间构建若干通途，以达到融合发展的目的。杜月认为，在研究过程中有两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一是如何防止抽象的想象覆盖鲜活的田野材料，二是如何根据理论做出对于经验研究的总体判断。对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包括以现实中的真问题作为起始点、理论与经验反复修正、培养和依靠常识感。但对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依靠来自于经典理论潜移默化的影响。王迪提醒，在透过经验资料提炼理论的过程中，有三种存在风险的现象值得商榷：“快用理论”“泛用理论”“错用理论”。研究者要避免从经验到理论的风险，须在价值层面保持客观与开放、在阅读层面尽力延伸与扩展、在经验层面持续贴近与深入、在分析层面把握节奏与幅度。丁惠平则以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语境下的社会组织为例，强调应以经验为中介，链接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实现三者的闭环运作。

　　限于篇幅，年度优秀成果难以尽现。惟愿新年再续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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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贺雷；二审：李志伟；三审：王剑锋）